他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通常他早晨八点左右起床,穿衣,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去医院上班。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狭窄昏暗的过道里等着看病。勤杂工和护士们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靴子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响;瘦弱的住院病人穿来穿去;死尸和装满污物的器具也从这里抬出去;病儿哭哭啼啼,穿堂风不断灌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和本来就敏感的病人来说简直是遭罪,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在诊室里,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正在迎候他。这人矮小,肥胖,圆鼓鼓的脸刮得很光,洗得干干净净。他态度温和,举止从容,穿一身肥大的新西装,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不如说像参政员。他在城里还私人行医,求诊者很多,他系着白领结,自认为比医生高明,因为医生不私下行医。诊室的墙角有一个神龛,里面放一尊很大的圣像,点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个高烛台,蒙着白布罩。四壁墙上挂着好几幅大主教的肖像,一张圣山修道院的风景照片和一些枯萎的矢车菊花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仰上帝,喜欢神圣的仪式。圣像就是用他私人的钱设置的。每逢礼拜天,由他下命令,要某个病人在诊室里大声吟唱赞美诗,唱完之后,翻尔盖·谢尔盖伊奇便手提香炉,走遍各个病室,摇炉散香。

病人很多,而时间很少,所以他的工作只限于简短地问一下病情,然后发点氨搽剂或蓖麻油之类的药。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桌旁,用拳头托着脸颊,沉思着,木然地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着,搓着手,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我们生病,受穷,”他常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祈祷仁慈的上帝。是的!”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做任何手术。他早就不习惯做手术了,一见到血他就感到难受。有时他不得不扳开婴孩的嘴,察看喉咙,小孩子便哇哇地叫,挥舞小手招架,这时候他的耳朵里便嗡嗡地响,头发晕,眼睛里涌出泪水。他赶紧开个药方,挥挥手,让女人把小孩子快点带走。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病人畏畏缩缩、说话没有条理,再加上正襟危坐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那些画,他自己二十年来一成不变的提问——这一切很快就让他感到厌倦。他看了五六个病人就走了。剩下的病人由医士独自诊治。

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早已不私人行医,现在谁也不会来打搅他。回到家后,他立即坐到书房里开始看书。他读很多书,总是读得兴致勃勃。他的一半薪水都用来买书,六间一套的寓所有三间堆放着书和旧杂志。他最喜欢读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医学方面他只订了一份《医师》杂志,而且通常是从后面读起。每一次他能不间歇地读上几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他不像伊凡·德米特里那样读得很快,容易冲动,他读得缓慢,深入,读到凡是他喜欢的或者读不懂的地方他常常停下来。在书的旁边总要放上一小瓶伏特加,一根腌黄爪或者一个渍苹果,而且直接放在呢子桌布上,不用盘子装。每隔半小时,他眼睛不离开书,为自己斟上一杯伏特加,喝下去,然后不用眼睛看,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截。

三点钟,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几声,说:

“达留什卡,最好给我弄点吃的……”

吃了一顿相当差还不干净的午饭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一边想着什么事情。时钟敲了四点,过后五点,他还在踱步、沉思。有时厨房的门吱嘎响起来,从门里探出达留什卡那张带着睡意的红脸。

“安德烈·叶菲梅奇,您该喝啤酒了吧?”她关心地问。

“不,还不到时候……”他回答,“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通常在傍晚来访。在全城居民中只有跟他的交往还没有让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厌烦。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原先是个广有资财的地主,在骑兵团服役,但后来破产了,迫于生计只好在年老时进了邮政局。他精力充沛,身体健壮,蓄着灰白的美髯,举止彬彬有礼,嗓门洪亮,声音悦耳。他善良,重感情,但脾气暴躁。在邮局,只要有顾客提出抗议,不同意某些做法,或者只是议论几句,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立即涨红了脸,浑身哆嗦,雷鸣般地吼道:“你闭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已出了名,是个谁都怕进的衙门。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认为安德烈·叶菲梅奇有教养,志向高尚,因而尊敬他,喜爱他。他对其余的居民则态度傲慢,像对他的下属一样。

“我来了!”他说着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书房,“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恐怕我已经惹您讨厌了吧?”

“正好相反,我非常高兴,”医生回答他,“见到您我总是很高兴。”

两位朋友坐在书房的长沙发上,他们先默默地抽一阵烟。

“达留什卡,最好给我们弄点啤酒来!”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两人一言不发喝完第一瓶啤酒:医生在沉思默想,米哈伊尔一副快活而兴奋的神色,好像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要讲出来。谈话总是由医生开头。

“真遗憾,”他说得徐缓而平和,一边摇着头,眼睛不着对方(他向来不直视别人的脸),真是太遗憾了,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根本没有人会谈些高深的或者有趣的话题,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不喜欢这样做。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连知识分子也不免流于庸俗,他们的发展水平,我敢断言,一点也不比下等人高。“

“完全正确。我同意。”

“您自己也知道,”医生平静地慢条斯理地接着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之外,一切都无足轻重、没有意思。智慧在人兽之间划出鲜明的界线,暗示着人类的神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能取代人类的不朽——尽管不朽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见,智慧是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可是我们在周围看不到有智慧的人,听不到智慧的谈吐——可见我们没有快乐。不错,我们有书,但是这跟活跃的交谈和积极的交往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您容我做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那么我要说:书是乐谱,交谈才是歌。”

“完全正确。”

接着是沉默。达留什卡从厨房里出来,呆板的脸上带几分愁苦,一手托着脸,在房门外站住,想听听他们讲什么。

“唉!”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叹了口气,“真希望现在的人能聪明起来!”

于是他讲起过去的生活多么健康、快活、有趣,那时俄国的知识分子多么聪明,他们多么看重名誉和友谊。他们借钱给人家不要借据,认为朋友有困难不伸手帮助是可耻的。再说那些旅行、冒险、争论多么有意思啊!还有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啊!说到高加索,那是多么迷人的地方!有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一到晚上就穿上军官制服,独自骑马进山,也不带向导。据说她在山村里跟一个小公爵出了点风流韵事。“

“我的圣母娘娘……”达留什卡叹道。

“再说那时候喝得多痛快!吃得多丰盛!那些有着自由思想的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充耳不闻:他在思考着什么,不时喝一口啤酒。

“我常常梦见聪明的人,并且跟他们交谈,”他忽然打断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我的父亲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他非要我当医生不可。我这样想,假如当年我不听他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定处在思想运动的中心了。恐怕我已成了某个系的教授。当然,智慧也不是永恒的,而是短暂易逝的,可是您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对它如此喜爱。生活是个令人苦恼的陷阱。当一个有思想的人进入成年,他的意识成熟起来的时候,他不由得感到仿佛自己掉进了没有出路的陷阱。实际上,他从虚无到有生命不是出于他的意志,而是由某些偶然的情况促成的。……这是为什么?他想弄清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可是别人不告诉他,或者说些荒诞无稽的话。他敲门——没人给他开门。最后死神来找他——这同样不是出于他的意愿。打个比方,正如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不幸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聚到一处时心情就轻松些,同样的道理,当热衷分析和概括的人们聚到一处,在交流彼此的引以自豪的自由思想中消磨时光时,你就不会觉得生活在陷饼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是不可替代的快乐。”

“完全正确。”

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看对方,讲讲停停,一直平静地谈论着有智慧的人和同他们的交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留心听着,连连赞同:“完全正确。”

“那么您不相信灵魂不死吗?”邮政局长突然问道。

“不,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表示怀疑。可是,话说回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永远不会死去。哎,我心里想,老家伙,你该死了!可是内心有个声音悄悄地说:别相信,你死不了!……”

九点一过,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便告辞回家。他在前室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真是,上帝把我们抛到这么荒凉偏僻的地方!最糟糕的是我们还得死在这里。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