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琴涅格人

伊凡·阿勃拉梅奇·日穆兴是个退伍的哥萨克军官,以往在高加索服役,如今住在自己的农庄上。他过去年轻,健康,强壮,现在却苍老,干瘪,背有点驼,眉毛蓬松,唇髭白得带点绿色了。有一天,那是在炎热的夏季,他从城里回自己的农庄。

他在城里斋戒过,在公证人那里写下遗嘱(大约两个星期以前他得过一次小中风),如今坐在火车车厢里,那些关于临近的死亡、关于尘世的空虚、关于人间万物的短暂等忧郁而严肃的想法,一路上始终没离开过他。到了普罗瓦里耶车站(顿涅茨克铁路上有这样一个车站),有个胖胖的、中年的金发先生,手中拿着一个旧皮包,走进他的车厢,在他对面坐下。他们两个就谈起话来。

“是啊,”伊凡·阿勃拉梅奇说,呆呆地瞧着窗外。“什么时候结婚都不算晚。我自己就是在四十八岁那年结的婚,人家都说太晚了,其实不晚也不早,不过呢,还是根本不结婚的好。老婆很快就会弄得人厌烦,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肯说真心话,因为,您明白,人总觉得不幸的家庭生活是丢脸的事,瞒着不说。

有的人在老婆身旁‘玛尼雅,玛尼雅’的叫个不停,可是如果按他的本心办事,他就会把这个玛尼雅装进袋子,丢进水里了事。跟老婆一块儿过日子真没意思,简直是蠢事。再者,我敢于对您保证,儿女也不见得好一点。我有两个,这些坏蛋。在此地草原上,他们没处可以上学,要把他们送到新切尔卡斯克去读书,可又没有钱,于是他们只好在这里生活,象两条狼崽子似的。你瞧着就是,他们会在大道上杀人哩。“

金发先生注意地听着,回答问话的声音不大,而且简略,看来这人秉性斯文而谦和。他自称是个律师,说他现在到玖耶甫卡村去办事。

“喔,你知道,那地方离我家九俄里,我的上帝!”日穆兴说,从他的口气听来,倒好象人家在跟他吵架似的。“不过,对不起,等一忽儿您到了车站是找不到马车的。依我看,您还是索性到我家里去好,您明白,在我那儿过上一夜,第二天早晨坐着我的马车走就行了。”

律师想了想,同意了。

等他们到达火车站,太阳已经低低地挂在草原上空了。从火车站到田庄的路上,他们没有讲话,车子的颠动妨碍他们谈天。那辆四轮马车蹦蹦跳跳,吱吱地叫,似乎在哭泣,好象它这种跳动弄得它自己十分痛苦似的。律师坐得很不舒服,愁闷地瞧着前面,巴望看到那个田庄。他们坐车走了八俄里光景,才远远地望见一所不高的房子和一个院子,四周围着一道用黑色石板砌成的围墙。那所房子的房顶是绿色的,墙上的灰泥脱落,窗子又小又窄,象是眯细的眼睛。田庄建在太阳地里,四周看不到水,也看不到树。邻近的地主和农民都把这儿叫做“贝琴涅格田庄”。许多年以前有一个过路的土地测量员在田庄上留宿,跟伊凡·阿勃拉梅奇谈了一夜,感到很不满意,早晨临走的时候对他严厉地说:“您,我的先生,是贝琴涅格人!”从此“贝琴涅格田庄”这个名称就传开了,等到日穆兴的孩子长大,开始打劫邻近的果园和瓜地,这个外号就越发牢不可破了。大家还把伊凡·阿勃拉梅奇叫做“您明白”,因为他通常讲话很多,而且常常使用这个“您明白”。

在院子里的堆房旁边站着日穆兴的儿子,一个是十九岁,另一个是个半大孩子,两个人都光着脚,没戴帽子。正当马车驶进院子的时候,那个小儿子把一只母鸡高高地抛到半空中,母鸡咕咕地叫,飞起来,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大儿子开枪射击,那只母鸡就被打死,掉在地上了。

“这是我的孩子在学打鸟,”日穆兴说。

前堂里有个女人迎接来人。她身材瘦小,脸色苍白,年纪还轻,相貌美丽。从她身上穿的衣服来看,人家可能把她当做仆人。

“容我介绍一下,”日穆兴说,“她是我那些小崽子的妈。

喂,柳包芙·奥西波芙娜,“他转过身去对她说,”快点,孩子他妈,给客人做饭。开晚饭!快!“

这所房子分成两半:这一半是“客厅”以及紧挨着它的老人日穆兴的卧室,这些房间都闷热,天花板很低,有许多苍蝇和黄蜂;那一半是厨房,那儿烧饭,洗衣服,给雇工开饭,那儿的长凳底下有鹅和鸡孵蛋,柳包芙·奥西波芙娜和她两个儿子的床也在那儿。客厅里的家具没上油漆,显然是一个木匠马马虎虎做出来的。墙上挂着枪支、猎袋、短鞭子,这些陈旧的废物早已生锈,上面满是尘垢,变成灰白色了。画片一张也没有,墙角上有一块木板,当初是放圣像用的。

一个年轻的乌克兰女人摆好饭桌,端来火腿,然后是红甜菜汤。客人拒绝喝酒,只吃面包和腌黄瓜。

“吃点火腿怎么样?”日穆兴问。

“谢谢,我不吃,”客人回答说。“我素来不吃肉。”

“这是为什么?”

“我是素食主义者。杀死动物是违背我的信念的。”

日穆兴想了一忽儿,然后叹一口气,慢吞吞地说:“是啊。……对了。在城里我也见过一个不吃肉的人。现在这种信仰时兴起来了。嗯,这挺好。不能老是杀牲口,打鸟儿了,您明白,早晚得洗手不干这种事,让畜生也过太平日子才是。杀生是罪过,是罪过啊,这是不消说的。有的时候开枪打兔子,伤了它的腿,它就直叫,跟小娃娃一样。可见它也觉得痛啊!”

“当然,它觉得痛。畜生跟人一样懂得痛苦。”

“这是实在的,”日穆兴同意说,“这些我都很明白,”他一 边想,一边接着说,“不过呢,老实说,有一点我却不明白:比方说,您明白,要是所有的人都不再吃肉,到那时候这些家禽,比如鸡和鹅,可怎么办呢?”

“鸡和鹅就会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象那些野禽一样。”

“现在我懂了。不错,乌鸦和寒鸦都活着,不要我们管也过得挺好。对了。……鸡啦,鹅啦,兔子啦,羊啦,都会自由自在地活下去,高高兴兴,您明白,赞美上帝,它们再也不会怕我们了。世界上就会出现和平同安宁。不过呢,您明白,有一点我还是不懂,”日穆兴看一眼火腿,接着说,“猪会怎么样呢?拿它们怎么办呢?”

“猪也跟别的动物一样,那就是说,它们自由了。”

“是这样。对了。可是,对不起,话说回来,要是不把它们杀掉,它们就会繁殖起来,您明白,到那时候草场和菜园就遭殃了。要知道,猪这种东西,要是随它们自由自在,不去管它们,那么不出一天,它们就会把什么东西都糟踏掉。猪总是猪,给它起名叫猪可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吃完了晚饭。日穆兴离开饭桌,在房间里走了很久,不住地讲啊讲的。……他喜欢谈论一些重大而严肃的事,喜欢沉思,再者,他巴望在老年找到一个什么信仰,使心灵有所寄托,而死亡不至于显得这么可怕。他希望自己脾气温柔,心平气和,相信自己,就跟这个吃腌黄瓜和面包果腹而认为自己因此变得完善的客人一样。客人坐在一口箱子上,健康,胖乎乎的,沉默着,隐忍他的烦闷。要是有人在苍茫的暮色中从前堂往他这边看一眼,就会觉得他活象一块谁也搬不开的大石头。

人在生活里有所寄托,心里就踏实了。

日穆兴穿过前堂,走到门外廊子底下,人可以听见他不住地叹气,在沉思中自言自语:“对了,……是这样。”天已经黑下来,天上这儿那儿出现了星星。房间里还没有点灯。有个人悄没声儿地走进大厅来,象个影子似的,在门旁站住。原来这是日穆兴的妻子柳包芙·奥西波芙娜。

“您从城里来吗?”她没看着客人,怯生生地问道。

“是的,我住在城里。”

“也许,您是个搞学问的人吧,先生,那么请您费心开导我们吧。我们得递一个呈子上去。”

“递到哪儿去?”客人问。

“我们有两个儿子,好先生,早就该把他们送去念书了,可是我们这儿没有人管,也找不到一个商量的人。我自己又什么都不懂。他们要是不上学,就要照普通的哥萨克那样征去当兵。那就糟了,先生!他们不识字,连庄稼汉也不如,连伊凡·阿勃拉梅奇自己都嫌弃他们,不让他们走进房间来。不过,难道这能怪他们吗?真的,哪怕把小的一个送去上学也好,要不然,真叫人心痛啊!”她缓慢地说,声音发抖;这么瘦小、年轻的女人居然已经有长大成人的孩子,这似乎使人没法相信。“唉,真叫人心痛啊!”

“你,孩子他妈,什么也不懂,这不关你的事,”日穆兴在门口出现,说。“别拿你那些荒唐话去纠缠客人。走开,孩子他妈!”

柳包芙·奥西波芙娜就走出去,在前堂又用她尖细的声音说:“唉,真叫人心痛啊!”

他们在客厅里一张长沙发上给客人铺好被褥,点亮了长明灯,免得他嫌黑。日穆兴在自己的卧室里上床睡下。他躺在那儿想他的灵魂,想老年,想不久以前的中风,那次中风把他吓得心惊胆战,真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他喜欢独自一人在寂静中深思冥想,每逢这种时候,他就自以为是个十分严肃而深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重大的问题才会引起他的兴趣。现在他就在不断地思索,他想抓住某个与众不同的、杰出的思想,使它成为生活的指南,有心为自己想出一种原则,好把他的生活也变得象他本人那样严肃而深刻。比方说,对他这个老人来说,戒绝肉食和各种珍馐美味确实挺好。那种人类不再互相残杀,也不杀害动物的时代是早晚要来的,它不可能不来,于是他幻想着那个时代,清楚地想象他自己和所有的动物和睦相处,可是突然间他又想起那些猪,他头脑里的思路就全给搅乱了。

“怪事,求主怜恤吧,”他呼哧呼哧地喘气,嘟哝着说。“您睡着了吗?”他问。

“没有。”

日穆兴从床上起来,在门口站住,只穿着衬里衣服,在客人面前露出他那两条青筋突起的、干瘪的、象木棍一样的腿。

“您明白,”他开口说,“如今这年月,时兴各式各样的什么电报啦,电话啦,一句话,各种奇迹应有尽有,可是人并没有变得好一些。据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三四十年以前,人是粗暴残忍的;然而现在难道不是仍旧一样吗?的确,在我那个时代,大家不讲究礼貌。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高加索,我们在一条小河旁边驻扎了整整四个月,什么工作也没有,那时候我还是个军士。当时出了一件麻烦事,简直象是一篇小说。在我们哥萨克骑兵连驻扎的小河对岸,您明白,埋葬着一个穷公爵,他是不久以前让我们杀死的。每到夜里,您明白,守寡的公爵夫人总要到坟上去哭。她边哭边诉,嘴里哼哼唧唧地叫个没完,吵得我们心里不好受,简直睡不着觉。我们第一夜睡不着,第二夜又睡不着;得,这就惹得我们心烦了。从常理来推断,为了他妈的这么点原故就不睡觉,那确实不行——请您原谅我这种说法。我们就把这个公爵夫人抓来,用鞭子抽一顿,她就再也不去哭了。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呢,当然,这样的人没有了,也不用鞭子抽人了,大家生活得象样多了,学问也大得多了,不过,您明白,人的灵魂还是老样子,没起什么变化。喏,不瞒您说,我们这儿住着个地主。他办矿,您明白。那些没有护照的、没处投奔的、各式各样的流浪汉在他那儿做工。每到星期六就得给工人发工钱,可是他不愿意给,您明白,他舍不得钱。他就找了个帐房先生,也是个流浪汉,不过脑袋上总算还戴着一顶帽子。地主说:”你别给他们钱,一个小钱也别给;他们会打你,‘他说,’那就让他们打,你忍着,我每个星期六给你十个卢布就是。‘好,到星期六傍晚,工人们按规矩来拿工钱,帐房先生却对他们说:“没有!’得,你一句我一句地骂个不停,打起来了。

……大家一齐打他,拳脚交加,您明白,这些人饿得心狠了。他们把那个人打得人事不知,然后各自走散。老板吩咐人往帐房先生脸上泼水,随后就塞给他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那个人收下来,而且还挺高兴,因为实际上,慢说给十个卢布,就是给三个卢布,他也会答应钻进绞索里去。是啊。……到了星期一就又有一伙工人来了。他们只好来,没地方可去嘛。……到星期六 就又是那一套。……“客人翻一个身,脸对着长沙发靠背,嘴里含含糊糊说了一 句什么话。

“喏,还有一个例子,”日穆兴接着说。“有一年,您明白,此地闹一种叫炭疽热的瘟疫。那些牲口啊,我跟您说吧,象苍蝇那么纷纷死掉。兽医到此地来,下了严厉的命令,要把死牲口弄到远处去,深深地埋进地里,浇上石灰浆等等的,您明白,这都是根据科学的原理。我那匹马也死了。我就按照种种预防措施把它埋了,单是在它身上浇的石灰浆就有十普特。您猜怎么着?我那两个小子,您明白,我的宝贝儿子,夜里却把马挖出来,剥下它身上那张皮,卖了三个卢布。您瞧瞧。可见人并没有变好,可见不管你怎么喂狼,狼总是往树林里瞧。就是这么回事。这种事真叫人深思啊!不是吗?您认为怎么样?”

突然,在房间的一边,有一道电光在护窗板的缝隙里闪现。暴风雨之前,天气总是闷热,蚊子不住地叮人,日穆兴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沉思默想,唉声叹气,哼哼唧唧,自言自语:“对了,……是这样”,怎么也睡不着觉。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响起隆隆的雷声。

“您睡着了吗?”

“没有,”客人回答说。

日穆兴就起床,穿过客厅和前堂,两只光脚吧嗒吧嗒地响着,到厨房喝水去了。

“世界上,您明白,最糟糕的是愚蠢,”过了一忽儿,他端着个水瓢走回来,说。“我那个柳包芙·奥西波芙娜正跪在那儿祷告上帝呢。她每天晚上都祷告,您明白,她咕终咕咚地叩头,头一件事就是祷告上帝把她的孩子送去上学,她生怕孩子们象普通的哥萨克那样去当兵,到了那边,背上挨一军刀。不过,要上学就得有钱,可是上哪儿去找钱呢?你就是拿脑门碰破地板,没钱也还是没钱啊。其次,她祷告是因为,您明白,任何女人都认为世界上再没有人比她更不幸了。我是直性子,什么事也不想瞒住您。她是穷人家出身,教士的女儿,所谓僧侣阶层。

我是在她十七岁那年娶她的。她家把她嫁给我,一大半是因为家里没有吃的,受穷受苦,我呢,您看得出来,毕竟有田地,有家业,喏,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也是个军官;您明白,她嫁给我要算是高攀了。我们结婚的头一天她就哭,后来一直哭了二 十年,就象俗话说的,眼泪没干过。她老是坐在那儿,想啊想的,想心思。请问,有什么可想的呢?妇道人家能想点什么呢?

没有什么可想的。老实说,我是不把娘们儿当人看的。“

那位律师猛的坐了起来。

“对不起,我觉得有点闷热,”他说。“我要出去。”

日穆兴一面继续讲女人,一面走进前堂,拉开门闩,两个人走到外面。正巧一轮明月在院子上面的天空中浮动,这所房子和堆房在月光下显得比白天还要白。在草地上,在黑色的阴影中间,铺开几条明亮的月光,也是白的。从这儿可以看到右边远处的一片草原,草原上空宁静地闪着繁星。一切都神秘,无限地遥远,人仿佛望着深渊一样。左边,草原的上空堆积着酝酿雷雨的沉重的乌云,黑得象煤烟似的。乌云的边缘被月光照亮,似乎那儿有些峰顶盖着白雪的高山以及漆黑的树林和海洋。电光闪耀,传来轻微的雷声,好象山上正在打仗似的。

……

田庄附近有一只小小的猫头鹰单调地叫着:“睡啦!睡啦!”

“现在几点钟了?”客人问。

“一点多钟。”

“离天亮还早着呐,真是!”

他们回到房子里,又躺下。应当睡着才对,下雨以前,人照例能睡得十分酣畅,然而这个老人却喜欢想一些重大而严肃的事情。他不只是想,而是要反复地琢磨。他琢磨着死亡已经临近,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最好不要再这样游手好闲,让时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知不觉地浪费掉,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最好给自己想出一种什么大事来干,比方步行到很远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或者象这个年轻人一样戒绝肉食。他又想象人类不再杀死动物的时代,想得那么生动,那么逼真,倒好象他自己正在经历那个时代似的。可是忽然,他的脑子里又都乱糟糟,一切都不清楚了。

雷雨已经过去,可是乌云还留下一点边缘,雨还在下,轻轻地拍打房顶。日穆兴起床,伸着懒腰,因为年老而哼哼唧唧,眼睛瞧着大厅。他看出客人没有睡着,就说:“在高加索的时候,您明白,我们那儿有个上校也是素食主义者。他不吃肉,从来也不打猎,也不许部下去钓鱼。当然,我明白。一切动物都应当自由地生活,享受生活;只是我不懂:猪怎么能随便走来走去,没有人管。……”客人爬起来,坐好。他那苍白憔悴的脸上现出烦恼和疲乏的神情;看得出来,他累得要命,只是他那温顺、柔和的心不容许他用话语把他的气恼表达出来。

“天已经亮了,”他温和地说。“劳驾,请您吩咐他们备马。”

“这是为什么?您等一等,雨就要停了。”

“不,我求求您,”客人恳求地说,声调里带着惊恐。“我得马上就走。”

他就动手匆匆忙忙穿衣服。

等到马车备好,太阳已经升上来了。雨刚刚停住,云很快地奔驰着,天上一些蔚蓝色的透光的空隙变得越来越大。初出的阳光怯生生地映在下面的小水洼里。律师拿起他的皮包,穿过前堂,去坐马车,这时候日穆兴的妻子脸色苍白,似乎比昨天还要苍白,带着泪痕,注意地瞧着他,眼睛一眫也不眫,现出姑娘那样的纯朴神情,从她的哀伤的脸容可以看出她羡慕他的自由:啊,要是她自己能离开此地,她会多么高兴啊!还可以看出她有话要跟他说,大概是要他为她的孩子出些主意吧。她是多么可怜啊!这人不是妻子,也不是女主人,甚至不是一个女仆,倒象是个穷食客,一个谁也不需要的亲戚,一个渺不足道的人。……她的丈夫忙忙乱乱,不停嘴地讲着,一边抢在前面,送客人出门。她呢,惊恐而负疚地缩在墙边,一直在等个方便的机会好开口讲话。

“欢迎您下次再来!”老人反复说着,一刻也不停嘴。“您明白,我们一定尽其所有来招待您!”

客人匆匆地坐上马车,显然十分愉快,仿佛生怕这当儿会有人扣留他似的。马车象昨天那样蹦蹦跳跳,吱吱地尖叫,猛烈地撞响车后拴着的一个桶子。律师回过头来,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朝日穆兴看了一眼,仿佛他象从前那个土地测量员那样,想骂他一声贝琴涅格人或者别的什么,然而温和的性格占了上风,他忍住了,什么话也没说。可是走到大门口,他忽然忍不住,欠起身来,响亮而气忿地嚷了一声:“我讨厌您!”

接着,马车驶出门外,不见了。

日穆兴的儿子站在堆房旁边:大儿子拿着一管枪,小儿子抱着一只灰色的公鸡,头上生着鲜艳美丽的冠子。小儿子使足力气把那只公鸡往上抛去,那只鸡飞得高过房顶,在空中翻了个身,象鸽子一样。大儿子开一枪,那只公鸡就跟一块石头似的落下来了。

老人心慌意乱,不知道该怎样解释客人这一声奇怪的意外的嚷叫。他慢吞吞地走回房子。他在房子里靠着桌子坐下,琢磨了很久,想到当前的思潮,想到普遍的道德败坏,想到电报,想到电话,想到自行车,想到这一切多么不必要,渐渐地心平气和,然后不慌不忙地吃完饭,喝下五大杯茶,躺下去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