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过得冷冷清清,隐约透露了不祥的兆头。除夕早晨,喝咖啡的时候,奥尔洛夫出人意外地宣布,说上司派他带着特殊的使命去找一位枢密官,那人正在某省视查工作。

“我不愿意去,可是又想不出借口来!”他烦恼地说。“只好去一趟,没法子呀。”

听到这样的消息,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顿时眼圈红了。

“要去很久吗?”她问。

“五天左右。”

“老实说,你出去一趟,我倒为你高兴,”她沉吟一下,说。

“你可以散散心。你兴许会在路上爱上什么人,那么事后也不妨对我讲讲。”

她一有机会,总要极力让奥尔洛夫明白,她一点也不会妨碍他,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这种并不巧妙、一眼就能给人看穿的手段丝毫也不能欺骗任何人,反而又一次使得奥尔洛夫感到他并不自由。

“我今天傍晚动身,”他说,开始看报。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打算送他到火车站去,可是他劝住她,说他又不是到美洲去,也不是去五年,总共只出去五 天,甚至不到五天也未可知。

七点多钟,他们告别了。他伸出一条胳膊搂住她,吻她的额头和嘴唇。

“你乖乖地待在家里。我不在,你别心烦,”他用亲切热诚的口气说,连我都听得感动了。“求主保佑你。”

她凝神瞧着他的脸,好把他那亲切的脸容更深地印在她的记忆里,然后她优美地伸出两条胳膊搂住他的脖子,把头枕在他的胸前。

“你要为我们那些误会原谅我,”她用法国话说。“夫妇如果相爱,就不可能不拌嘴。我爱你爱得发疯。别忘记我。……常打电报回来,写得详细点。”

奥尔洛夫又吻她一下,然后什么话也没说,慌张地走了出去。等到房门关上,门锁喀哒响了一声,他就在楼梯半中腰迟疑地站住,往上看一眼。我觉得,这时候楼上如果传来一点响声,他好象就会往回走似的。可是楼上静悄悄。他理一下大衣,犹豫不定地走下楼去。

雇来的雪橇早已在大门口等着了。奥尔洛夫坐上一辆,我带着两口皮箱坐上另一辆。天气严寒,十字路口的火堆正在冒烟。雪橇跑得快,冷风刺痛我的脸和手,弄得我透不出气来。我闭上眼睛暗想:她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女人啊!她爱得多么深!现在,就连各个人家的废品都有人来收去,带着行善的目的卖掉,碎玻璃都被认为是好货,可是这样一个年轻、优雅、相当聪明的正派女人的爱情,这么宝贵、这么珍奇的东西,却没有一点用处而被白白丢掉了。一个古代的社会学家认为,各种各样粗俗的激情,只要善于疏导,就可以变为有益的力量;可是在我们这儿,即使有高尚而优美的激情迸发,过后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得不到正确的疏导,不被人们理解,或者给弄成庸俗低级了。这是为什么呢?

雪橇出人意外地停住了。我睁开眼睛,看见我们停在谢尔吉耶夫街上彼卡尔斯基住着的那所大房子旁边。奥尔洛夫下了雪橇,走进大门,不见了。过了五分钟,门口出现彼卡尔斯基的听差,他没戴帽子,因为天冷而生气,对我吆喝道:“你耳朵聋了还是怎么的?打发车夫走掉,上楼去。老爷叫你!”

我什么也不明白,走上二楼。我从前就来过彼卡尔斯基的这个住宅,站在前厅里,瞧着大厅。每次我从潮湿阴沉的街上走进来,这所房子里擦得雪亮、放光的画片镜框、青铜器、贵重的家具就弄得我眼花缭乱。现在,我在这熠熠生辉的屋子里看见了格鲁津和库库希金,过一忽儿又看见了奥尔洛夫。

“你听着,斯捷潘,”他走到我跟前说。“我在这儿住到星期五或者星期六 .如果有信和电报,就每天给我送到这儿来。

当然,你回到家里,就说我走了,吩咐你问她好。你现在回 去吧。“

我回到家里,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正在客厅里一张沙发上躺着吃梨。这儿只点着一支蜡烛,插在枝形烛台里。

“没有误了火车吗?”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问。

“没有,太太。老爷吩咐我问您好。”

我回到下房,也躺了下来。我没有事情可做,也不想看书。我没有感到惊讶,也没有感到愤慨,只是绞着脑汁,暗自思索:何苦要搞这种骗局?只有十几岁的少年才会这样欺骗情人。象他这样一个博览群书、很有头脑的人难道就想不出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老实说,我倒并不低估他的聪明才智。我想,假使他需要欺骗大臣或者其他有势力的人,他就会为此花费很多的精力和心机;可是眼前是要欺骗一个女人,显然,那就随便想出一个什么办法来都行。骗局能够成功固然很好,不成功也没有多大关系,不妨再照这样简单快当地撒一次谎,用不着费多大的心思。

午夜,那些住在我们楼上的人迎接新年,挪动椅子,发出欢呼声,这时候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却在书房隔壁的房间里拉铃叫我。她因为躺了很久而变得懒洋洋,此刻正靠桌子坐着,在写一张字条。

“我得打个电报才成,”她说,微微一笑。“您赶快坐车到火车站去,请他们把这个电报发出去。”

后来我走到街上,看到字条上写着:“祝你新年好,得到新的幸福。赶快回电,我寂寞极了。度日如年。可惜电报不能带给你一千个吻和我的心。祝你快乐,我亲爱的。齐娜。”

我发了这个电报,第二天早晨把收据交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