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说不肯给我一毛钱,但是我离开饭店之前,其中—个家伙借给我一块钱。我一见到公用电话就打电话到我妈妈住的贫民之家。但是,一名修女说:“甘太太已经不在我们这儿了。”

我问她去哪儿了,修女说:“不知道——她跟一个新教徒跑了。”我谢谢她,挂上电话。说起来,我是有点儿安心了。起码妈妈跟某个人跑了,不再待在贫民之家。我想总得找到她。但是,老实说,我并不急着找她,因为她铁定会为了我离家之事对我又哭又叫又骂,就好比天绝对会下雨那么铁定。

天果真下雨了。淋得一身湿的猫儿、狗儿和我找到一个遮雨蓬躲在下面,直到有个家伙出来把我撵走。我全身湿透又冷,经过一栋政府办公大楼的时候,看见人行道中央有个大大的塑胶垃圾袋。我走近时,袋子动了一下,好像里面有东西!

我停下来,走到袋子前面,用脚尖顶顶它。突然间,袋子往后跳丁四尺远,一个声音从袋子底下传出,说:“滚开!”

“谁在里面?”我问。

那个声音说:“这是我的暖气栅,你去找你自己的。”

“你在说什么?”我说。

“我的暖气栅,”那声音说,“别碰我的暖气栅!”

“什么暖气栅?”我问。

突然,塑胶袋略微抬高,一个家伙探出头来,眯眼看着我,好像我是什么白痴似的。

“你刚到城里还是什么?”那家伙说。

“可以这么说,”我回答,“我只想躲雨。”

垃圾袋底下那个人模样真可怜,头发半秃,几个月没刮胡子,眼睛红通通布满了血丝,牙齿基本掉光了。

“唔,”他说,“既然如此,我想让你待一下倒无所谓——”拿去。“他伸出手递给我另一个折好的塑胶袋。

“我要怎么用这袋子?”我问。

“打开它,钻到袋子底下,你这笨蛋——你不是说想躲雨。”说完他拉下垃圾袋重新遮住自己。

唔,我照他的话做了,老实说,真不赖。暖气栅底下会冒出热气,使袋子里头暖呼呼的,舒服又可以躲雨。我们罩着垃圾袋并排坐在暖气栅上。半天,那家伙对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阿甘,”我说。

“啊?我也认识个家伙叫阿甘。很久以前。”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丹恩。”他说。

“丹恩?丹恩?——喂,且慢。”我说。我掀开垃圾袋,走过去也掀开那家伙的袋子,果然是他!没有腿,坐在一辆装着滑轮的小木车上。起码苍老了二十岁,我几乎认不出他。不过,是他,没错。是丹恩少尉!

从陆军医院出院之后,丹恩问到康涅狄格州想重拾教鞭教历史。但是历史这门课没有空缺,于是学校要他教数学。他憎恨数学,况且,数学教室在二楼;他没有腿,上楼吃尽了苦头。同时,他老婆跟一个位在纽约的电视制作人跑了,并且以“性情不合”为由诉请离婚。

他染上酒瘾,丢了工作,游手好闹了好一阵子。小偷把他家搬空了,而医院给他装的义肢尺寸不合。过了几年,他说,他索性“放弃”,过起流浪汉的生活。他每个月都会领到一些伤残抚恤金,但是他多半把它送给了别的流浪汉。

“我也说不上来,阿甘,”他说,“我想我大概只是在等死吧。”

丹恩给了我几块钱,叫我去街角买两瓶“红匕首”。我只买了一瓶,剩下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份现成的三明治,因为,我已经一整天没吃过——点东西。

“唔,老友,”丹恩喝下半瓶酒之后,说,“谈谈咱们分手之后你都做了些什么事。”

我就说给他听。我告诉他,我去过中国打乒乓球,还有找到了珍妮,参力加“裂蛋”合唱团和示威游行,我还把勋章扔了,结果坐牢。

“嗯,这件事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医院里,也想去参加游行,不过我想我不会扔掉我的勋章,你瞧!”他说。他打开外套纽扣,里面的衬衫上挂满了他的勋章——紫心、银星——起码有十几二十枚。

“它们让我想起一些事,”他说,“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事——战争,当然,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失去了太多东西,阿甘,不只是两条腿。还有我的锐气,我的灵魂。如今只剩下一片空白——原先我的灵魂所在之处,现在只有勋章了。”

“可是,你说的那个管理一切的‘自然法则’呢?”我问他,“我们每个人都得配合的‘万物规划’呢?”

“去它的,”他说,“那净是哲学屁话。”

“可是打从你告诉我之后,我就一直照着它去做。我顺势而行,尽力而为。尽量做对的事啊。”

“唔,也许它对你管用,阿甘。我原以为它对我也管用——可是瞧瞧我。瞧瞧我,”他说,“我有什么用?我是个他妈的缺腿怪物。一个混混。一个醉鬼。一个三十五岁的流浪汉。”

“还算好啊。”我说。

“哦,是吗?怎么个好法?”他说。这话可难倒我了,因此,我继续跟他说完我的经历——被扔进疯人院,然后被送上太空,又掉在食人族的村子里,还有公苏、弗芮区少校和小黑人等等。

“呃,我的天,阿甘小子,你可真是奇遇连连,”丹恩说,“那你怎么会落得跟我一起罩着垃圾袋,坐在暖气栅上面?”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我不打算久留。”

“那么,你有什么主意?”

“等雨一停,”我说,“我就去找珍妮。”

“她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我会查出来。”“听起来你似乎需要援助。”他说。

我望向丹恩,他两眼在胡子后面闪闪发光。不知怎的,我觉得他才需要援助,不过我不介意。

老丹和我那天晚上找了一家廉价教会招待所投宿,因为雨一直未停,丹恩付了一人五毛钱的晚饭钱,和两毛五的床铺钱。只要你肯坐在那儿听布道等等就可以免费吃晚饭,但是丹说他宁可睡在雨地里,也不愿浪费宝贵时间去听一个唯圣经是从的人说他对世事的看法。

第二天早上,丹恩借给我一块钱,我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打到波士顿找摩西,从前“裂蛋”合唱团的鼓手。果然,他还住在老地方,而且完全没想到我会联络。‘“阿甘——我真不敢相信!”摩西说,“我们以为你玩完了!”

他说“裂蛋”散伙了。费波斯坦答允他们的钱统统被一些开支什么的耗干了,而且出了第二张唱片之后就没人再找他们签约。摩西说现在的人听一种新的音乐——“滚石”、“老鹰”,还有什么的——“裂蛋”的成员都离开了,找到了正经工作。

摩西说,很久没有珍妮的消息了。她去华盛顿示威游行,而我被捕之后,她又回来跟“裂蛋”合作了几个月,但摩西说她似乎变了一个人。他说有一次她在台上哭了,他们不得不用乐器演奏填塞那一场表演。之后,她开始喝伏特加,演出迟到,他们正打算跟她谈谈,她却索性不干了。

摩西说他个人觉得她的行为变化与我有关,但是她始终不肯谈,过了两星期她离开了波士顿,说要去芝加哥,打那以后五年来他没再见过她。

我问他是否知道有什么法子可以找到她,他说也许他还存着她临走前留给他的一个旧电话号码。他搁下电话,过了几分钟回来把电话号码告诉我。除此之外,他说:“我一无所知。”

我要他保重,还说我要是去波士顿一定会去找他。

“你还吹口琴?”摩西问。

“呃,有时候。”我说。

我跟丹思又借了一块钱,打电话到芝加哥。

“珍妮·可兰——珍妮?”一个家伙接电话说,“对了——我记得她。一个满漂亮的小姐。好久了。”

“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她临走的说她要去印第安那波里。谁知道?她在‘天波禄’那儿找到了工作。”

“哪儿?”

“天波禄‘——轮胎工厂。你知道,做轮胎的——汽车轮胎。”

我谢过那家伙,回去告诉丹恩。

“唔,”他说,“我从没去过印第安那波里。听说那边秋天很美。”

我们先是想拦便车离开华盛顿,但是运气不佳。后来—个家伙让我们坐在一辆运砖卡车的后面,坐到市郊,但是之后就没人肯载我们。我猜想大概我俩模样太奇怪——丹恩坐在他那辆小滑轮车上,我这大块头站在他旁边。总之,丹恩说咱们何不搭巴士,他的钱够买车票。老实说,拿他的钱我很不是滋味,但是,我觉得他想去,而且,让他离开华盛顿也是件好事。

于是,我们搭上赴印第安那波里的巴土,我把丹恩放在我隔壁的座位上,将他的滑轮车塞在上方的架子上。他一路喝“红匕首”,说这世界真是个鸟地方。也许他说得对。我也不知道。我终究只是个白痴。

我们在印第安那波里市中心下车,丹思和我站在街上正考虑下一步怎么走,一名警察走过来说:“不得在街上游荡逗留。”予是我们就往前走。丹恩向一个家伙询问“天波禄轮胎公司”在哪儿,结果它在市郊,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走了一阵子,没有人行道了,丹恩没办法推他的小滑轮车,于是,我把他夹在腋下,把滑轮车夹在另一边腋下,继续走。

大约到了中午,我们瞧见一个大招牌上写着“天波禄轮胎”,推测到了地头。丹恩说他在外头等,我就走进去,柜台有个女人,我问她可不可以找珍妮·可兰。那女人看看一份名单,说珍妮在“补胎”部门工作,但是除了工厂员工,外人不得入内。呃,我呆站在那儿,不知该怎么办,那女人说:“这样吧,甜心,再过一会儿他们就要午休了,你何不到大楼旁边去等。也许她会出来。”我就照这么做了。

一会儿出来了许多人,接着,我瞧见珍妮独个儿穿过一扇门,走到一棵树下,从纸袋里取出一份三明治。我走过去,悄悄来到她背后,她坐在地上,我就说:“这三明治看起来可真好吃。”她根本没抬头看。她一直盯着前头,然后说:“阿甘,一定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