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耶戈·哈斯无意中听见,雷伯与若热·索克拉特斯的谈话中提到安德拉德和他舅舅戈麦斯·多利维拉的名字。迪耶戈曾想亲眼看一下他所谓的对那两个人的“处决”(这是比喻的说法)。实际上,事态的发展使迪耶戈对之几乎一无所知而且,除了索克拉特斯外,倒是大卫·塞梯尼亚兹成了最了解全过程的人。

首先,大卫于抵达里约热内卢的第四天,在雷伯的桌子上看到一些照片。雷伯既然把照片留在案上,这意思已经自明,但他还是补了一句:“请看看这些照片,大卫。”

照片至少有六十张,尺寸是40CMx30CM。照的全是印第安人,男女老少都有,不是被置于死地,就是遭严重摧残,这种灭绝人性的野蛮,令人发指的残忍,使纽约人塞梯尼亚兹脸都变白了。

“这太可怕了。”

“还有呢。我知道,大卫,这不会使人愉快,但我还是想请你看看。”

相比之下,后面的一些照片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叫人难以忍受。有几张拍下了各种各样的死尸堆,每一堆有几十具尸体,也是死在一起的男女老少。当然,这些不是最惨不忍睹的。另外几张拍的也是死尸堆,但旁边围着许多人,有些人显得兴高采烈,从油罐里往外倒汽油……

……然后是扔火炬,一边摆好姿势等别人照相。

“还有第三组照片,”雷伯说。“在铁柜子里右边的架子上。大卫,请你也看一下,我不会无缘无故叫你看这些照片……”

第三组照片上的印第安人都被麻疯病折磨得面目全非,样子可怕极了。

“大卫!这使你联想起什么没有?”

“毛特豪森。”

“对,除了麻疯病外。大卫,这就是一九〇六年以来人们所谓的印第安人保护局。我不是说,所有过去或现在为SPI工作的男男女女都是狠心狼和虐待狂,就象干出你刚从照片上看到的勾当的那些人一样。我只是说,SPI里的狠心狼和虐待狂人数之多是异乎寻常的,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类团体中狠心狼和虐待狂所占的比例,不管他们是什么肤色,说哪种语言,信仰或不信仰哪种宗教,奉行或服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我用‘狠心狼’和‘虐待狂’这两个词,实在是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更确切的词来表达我的愤怒之情,尽管我能说许多种语言……”

他的双目流露出那种迷离恍恼的眼神。

“我不爱说话,大卫。除非接触到具体的事情,比如我得叫别人买我的东西或卖东西给我的时候。说真的,我不爱说话……”

他停了下来。

“请原谅,我不想伤你的感情。你这个人正常得反常。就连杰思罗最终也承认了这一点。我把一项工作交给了你以后一分钟也没有后悔过。你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去年你又把我几乎所有公司的财政管理工作接了过去,从而使我更加感激你。不过我还想派你别的用场,大卫。我要用你……用你的正常作为一块共鸣板,来测定我的梦想,或我的蠢念头。

“我不讲大道理。这件事涉及的两个人中一个叫安德拉德。他居然企图对我们进行讹诈,手法拙劣得很。我本想跟过去处置别人一样按正常的方式处置他。但他施展了唯一能把我真正激怒的手段。他威胁若热·索克拉特斯,说要请他的一个舅舅干预此事。他舅舅就是那第二个人,名叫戈麦斯·多利维拉。戈麦斯是印第安人保护局的大官。我布置收集有关他的情报刚才已经收到了。”

“是杰思罗提供的。”

“也可以这么说。这些情报有一部分就在你面前,大卫。这些焚尸的人是觅宝者,专在丛林里寻觅黄金和钻石。若干年前,我跟他们有过一些旧账,但那时我没有设法进行报复,因为他们都是些穷鬼。这次并不是我个人被卷入纠纷。但我还是感到愤怒,非常愤怒,大卫……”

这些话与说话人轻柔的声音、和蔼的笑容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们已查出照片上那些作恶的人。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姓名、年龄、家乡,尤其是已经知道谁为他们提供了装备,给了他们从贝伦到塔帕若斯河的盘缠。我们甚至掌握了收据。这些收据是里约热内卢一家公司的职员找到的。该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就是若奥·戈麦斯·多利维拉,印第安人保护局的大官,八个月前,他把八十七万五千美元转到了拿骚一家银行的账户上,我们已弄到了他的账号。同样,我们也掌握戈麦斯·多利维拉先生的所有底细。他可远远不如你那么清白,大卫。差得远了。”

“你打算拿他怎么样?”

“印第安人保护局是在本世纪初由一个名叫马里亚诺·达席尔瓦·隆东的人建立的,他是个单纯而慷慨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至今还后继有人,有些就在这个局里,他们的精神可嘉。但我不是个理想主义者,至少不是那个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那些觅宝者共有三十八人,组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纵队。他们杀人计划的第一步是发放拌了毒药的面粉和食糖。然后由一个医疗队——你没听错,是医疗队,大卫,里面有两个医生——通过接种病苗的手法使九百个印第安人染上麻疯症。对幸存老则用机枪、凝固汽油弹和毒气搞大屠杀。这些我没有丝毫的虚构,每件事我都有证据,你可以核实。事实上,我正希望你能核实一下。我对你说过,你是我自己的感情的测量仪。”

“别让我来做这件事的法官。”

“我不要你做法官。我只是要你以一个没有偏见的证人身份注意即将发生的事情。”

若热·索克拉特斯把以后发生的事情称为“死之舞蹈”。大卫·塞梯尼亚兹注意了它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继一九六九的第一次巴西之行后,随后的几年里,他又去过多次,最多时一年去五次。

实际上,他把这出死之舞蹈一直看到结束。在十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是台“登记机器”,把他收到的所有信报归档备案。每次与雷伯全面,在一起总呆不了多久。有时侯接连几个星期没有雷伯的一点消息,以致塞梯尼亚兹有好几次竟然以为雷伯有可能永远消失,或者因为他从此不愿再露面,或者因为他死了。

没有一家报纸、电台或电视台会有兴趣报道一个默默无闻的克立姆罗德死亡的消息。何况,首先得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谁会这么做呢?哈斯?除非他比雷伯晚死,看来这是不太可能的。再说,要是王事先没有就这种可能性给他特别的指示,哈斯也绝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许多王臣都有这种忧虑。有一天,奈西姆·沙哈则路过纽约,也向塞梯尼亚兹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已有五个月没见到雷伯了。塞梯尼亚兹把自己上星期还见过雷伯的事告诉奈西姆,这才使他放心。其实,塞梯尼亚兹说的不是真话:他最近一次见到雷伯是在好几个星期之前……

只有乔治·塔拉斯一点也不为这些事情着急。他嘲笑塞梯尼亚兹忧心仲件。对塔拉斯来说,王是永生的……

从一九六七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

塞梯尼亚兹的职能从他自称的“文牍”变成了全权总管。他要负责经营管理,有些事情还得作出决定。这就需要与雷伯保持更密切、更经常的联系。于是,一项新的程序制订出来了,一切都得通过“必由之路”,由迪耶戈·哈斯管这个口子。

说来相当奇怪,这段时期他们的私人关系反而不如从前那么好。也许是因为毛特豪森在他精神上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伤痕,也许因为他的心灵长起了一层冷酷的、几乎是可恨的虱子。更主要的是,雷伯发誓说他无限热爱印第安人。在波哥大事件之后,他就是在印第安人中间找到了栖身之所。

“即使夏眠还活着,”塔拉斯说,“他也宁愿做个离群索居的人。”雷伯只有跟沙马塔里人生活在一起、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的那些日子,才是他真正获得安宁的时刻。每当他觉得需要“沾点儿地气”的时候,他就回到他们那里去。塞梯尼亚兹仍然觉得感情上受到某种伤害。

“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见没法一致,那就是印第安人。还有他对他们的态度。象其他数百人一样,我也受到王的迷惑、引诱和摆布,他经常惹我恼火,有时候,我几乎要恨他了,当然这种情况是极少的。他激起别人这种极端的情感,完全由于他自己处事失去了分寸。事实上,从一开始,在他想为印第安人做的事情和他实际为他们做的事情之间,就存在着可悲的矛盾,站且不说他对印第安人的热爱是否真诚,这一点尤其重要。正因为如此,他才对戈麦斯·多利维拉如此心狠手辣。我倒不是对此人的遭遇感到什么遗憾,他是人类渣滓,这点毫无疑间……但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