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季的最后两个星期开始,我再次学习读写,我的新妈妈露丝?戴陪着我。她下定决心要把我关在家里,或者放在她耳目所及的范围内,我也很高兴听她的话。阅读,当然不过就是把字形和读音联系起来,牢记搭配、语法规则和语义效果,更要紧的是,记住单词之间的停顿。更难的是写作,这主要难在面对一张白纸,总得想出话来说。而抄写字母表也是桩无趣的事。下午我一般总在用粉笔和擦子在石板上练习书写,一遍遍地写满我的新名字。母亲越来越担心我的强迫性行为,所以我后来就不写了,但之前我还用印刷体尽可能工整地写过“我爱我妈”。后来她发现了很高兴,这种表达使我得到了一整块桃肉馅饼的奖励,而别人只能得到一小块,爸爸也不例外。

当二年级小学生的新鲜感很快就蜕变成一种沉闷的苦痛。学校的作业对我来说不难,但我在另一种象征逻辑学——数学——方面的理解力就落后于同学。我仍然和数字们纠缠不清,它们抽象的外形比加减乘除的基础运算更为繁难。初级自然科学和历史显露的是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这和我在换生灵中的生活经历不一样。举例来说,打个比方,乔治?华盛顿是我国之父,但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也不知道食物链是生物圈中有机物的组织形式,它的准则就是掠夺,每一种生物都把下一种序列更低的生物作为食物来源。这种对自然法则的解释起初让我感觉很不自然。森林里的事情远远比这更实在。生存依靠的是敏锐的本能,而不是对事实的记忆。自从最后的几只狼被慷慨的猎人杀死或赶走后,敌人只剩下了人类。只要我们躲藏起来,就能活下去。

我们努力寻找合适的孩子来交换。这不能随意选择,换生灵找到的孩子必须与他自己被绑架时的年龄一致。我被他们带走时是七岁,离开时也是七岁,虽然我在森林里已经待了将近一个世纪。那个世界的苦难不仅仅是要在野外求生存,还有那漫长而不堪忍受的等待,等待再次回到这个世界。

我刚回来时,之前练出的耐心成了一种美德。我的同学每天下午都盯着时间爬行,等着那等不来的三点铃响。我们二年级生坐在同一个让人变蠢的教室里,从九月到次年六月中旬,除开周末和快乐假日的自由,我们必须八点到校,在接下来的七个小时内规规矩矩。如果老天作美,每天两次和午餐时间,我们被放到操场上短暂休息。回想起来,在那里一起消磨的工夫和我们各自的时光相比微不足道,但有些事情是以质量而非数量来衡量的。我的同学们把过日子变成了苦差。我期待的是文明,但他们比换生灵更糟糕。戴着肮脏的海军领、穿着蓝色校服的男生无一例外地令人恐惧——挖鼻子、吮手指、打鼾、不干好事、放屁、打嗝,穿衣服不洗,邋邋遢遢。一个叫贺思的男生恃强凌弱,以折磨他人为乐事,偷午餐,在队伍里推推搡搡,在鞋子上尿撒,在操场上打架。其他人要么对他拍马逢迎,怂恿他作恶,要么成为潜在的受害者。有几个男生永远都受压迫,他们很没骨气,有的畏畏缩缩,闷声不响,有的更懦弱,一受欺负就哭叫起来。小小年纪,他们就已被打上生活的烙印,以后无疑会成为职员、经营商、系统分析员或是咨询人员。他们休息回来时带着受虐的痕迹——乌青的眼睛、充血的鼻子、撕划的红痕——但我熟视无睹,不想去拯救他们,虽然也许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我使出真正的力量,只需到位的一拳,就能把这帮坏家伙打发了。

女生们越发没有自尊,她们有自己的方式。她们也表现出许多令人失望的个人习惯,不讲卫生。不是笑起来太大声,就是根本不笑。要么彼此恶意竞争,和男生争锋,要么像老鼠一样躲在柜子里。其中最坏的一个叫海妮丝,三天两头嘲弄、奚落最胆小的女生,让她们抬不起头。她会毫不留情地羞辱她的受害者,比方说,当她们在课堂上尿裤子时。上学第一天的休息时间前,这件事就发生在毫无准备的泰思?伍德郝斯身上,她脸红得像着了火。生平头一遭,我对他人的不幸有了点近似同情的感觉。这个可怜的人因此一直被取笑到情人节。女生们穿格子花呢套衫和白裙,她们靠的是语言而不是肢体来打赢战争。这方面,她们与女妖怪相形见绌,后者狡猾似乌鸦,凶猛如山猫。

这些人类的孩子都是差劲的。有时候在晚上,我盼望自己能回到森林中漫游,吓唬睡在窝里的鸟儿,从晾衣绳上偷衣服,找乐子,而不是一页一页地做家庭作业,为我的同学们烦心。尽管有着种种不是,真实的世界仍然闪闪发光,我决心要忘记过去,再次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学校生活让我忍无可忍,但我在家中却得到了大大的补偿。妈妈每天下午都等我回家,我意气风发地跨入大门时,她会假装在除尘或烹饪。

“我儿子回来了,”她会这么说,并催我去厨房吃一块果酱面包,喝一杯阿华田,“今天过得怎么样,亨利?”

为她着想,我会撒一两个好听的谎。

“你学了新东西吗?”

我会把在回家路上练习过的东西背诵一遍。她看上去异常地好奇、欢喜,但最后还是会叫我去做讨厌的作业,我通常在晚饭前做完。父亲下班回家前的一段时间,她会准备好我们的晚餐,把我的同伴叫到餐桌旁。作为背景音乐,收录音里放着她最爱听的民歌,我听一遍就学会了,每当磁带分毫无差地重复播放时,我就能和着唱起来。不知是凑巧还是无心而成,我完美地模仿了民谣歌手的唱腔,而且唱得活灵活现,唱一段像一段,唱一句像一句,仿佛同宾?克罗斯贝、弗兰克?辛纳屈、罗丝玛莉?克鲁妮,或乔?斯塔夫再现 。妈妈把我的音乐才能看作是情理中事,就好比她眼中的我是那样出色、迷人,又天生聪慧。她喜欢听我唱歌,常常关掉收录机,央求我再唱一遍。

“给我们再唱一首《开往梦乡的火车》,就是好孩子。”

父亲第一次听到我的表演,评价不佳,“你从哪里学来的?现在你唱得像百灵鸟,迟早有一天连调子都不会哼。”

“我不晓得。可能我以前没在听。”

“开玩笑吗?她白天黑夜都开着那个吵吵嚷嚷的东西,放你的纳特?金?科尔 和爵士乐,还有《何时你能带我跳舞?》,真好像你妈生了一对双胞胎……你说你没在听,是什么意思?”

“专心听,我是说。”

“你应该专心到你的家庭作业上去,专心帮你妈妈做家务。”

“如果你专心听,而不是只听歌词,很快就会学会调子了。”

他摇摇头,点起一支骆驼香烟,“要听长辈的话,卡鲁索 ,如果你愿意的话。”

于是我留神不在爸爸身边做完美的模仿。

玛丽和伊丽莎白则相反,她们年纪尚小不懂事,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我初露头角的模仿才能。事实上,她们一直要我唱歌,特别是还在摇篮里的时候,那时我就炫耀所有的新歌,如《麦瑞兹?多斯》和《三条小鱼》。但屡试不爽的是,每当我唱起《飞越彩虹》,她们就像被敲昏似的睡了过去。朱迪?加兰我唱不好 。

我和戴家相处的日子很快就变得融洽安闲,只要我待在屋里或教室里,就一切顺利。天气突然转凉,转眼间,树叶变成一片绚丽的红黄色,色调如此鲜丽,以致我看到树木就觉得眼睛刺痛。我厌恨这些提醒丛林生活的明快的东西。十月使我的感官紊乱,万圣节前几周,这种晕眩达到高潮。我知道有一伙一伙的孩子讨要坚果和糖果,在广场点篝火,和镇民们玩弄恶作剧。相信我,我们妖怪也有恶作剧的份儿——把门拉开,把南瓜砸碎,用肥皂在图书馆窗玻璃上画卡通魔鬼。我没有经历过的是孩子们的胡闹,这甚至连学校也参与进去。离这个大日子还有两周的时候,修女们开始筹划班级派对,到处布置、装修。她们在黑板上沿挂上橙色和黑色的绉纸,在墙上贴纸裁的南瓜和黑猫。我们认真地用硬板纸裁出吓人的东西,把自己的艺术作品用胶水粘合起来,虽然它们着实不怎么样。母亲们赞助烘制饼干和坚果巧克力蛋糕,做爆米花和冰糖苹果。化装是允许的——实际上,是被期待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母亲谈到过这个话题。

“我们在学校有个万圣节派对,老师要我们穿‘捣蛋还是给糖’的装扮,不要穿校服。我想化装成换生灵。”

“那是什么?”

“你知道的,妖怪。”

“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是和魔鬼一样的东西吗?”

“不是。”

“是鬼怪?还是盗尸鬼?”

“都不是。”

“大概是个小吸血鬼?”

“我不吸血,妈妈。”

“也许是个仙灵?”

我号啕大哭。近两个月来,我第一次发脾气,用我本来的野性声音尖叫。这个声音吓倒了她。

“看在上帝的分上,亨利。你把我吓疯了,把死人都叫醒了,叫得跟女妖似的。不给你过万圣节了。”

我想告诉她,女妖天性敏感,她们会流泪哭泣,但从不嚎叫。但我没说,而是打开了泪闸,哭得像双胞胎妹妹一样。她把我拉过去,拥在怀里。

“好了,我只不过开个玩笑。”她抬起我的下巴,看着我的眼睛,“我只是不知道妖怪是什么。听着,去当个海盗怎么样?你会喜欢的,是吗?”

最后,我穿起了马裤和蓬袖衬衫,头上绑了条围巾,戴了一对埃尔罗?弗林 似的耳环。万圣节当天,整个教室里都是鬼怪、巫婆和流浪人,我是学校里惟一的海盗,说不定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老师打着拍子,让我唱《特迪熊的野餐》,这是我们派对的恐怖游戏之一。我正常的说话声是和亨利?戴一样的尖声尖气,但当我唱起“如果你今晚进入森林”,唱腔和录音带里弗兰克?德佛尔的低音一模一样。这种模仿使每个人为之震惊。整首歌中,卡塞琳娜?海妮丝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惊慌地抽泣。大多数孩子张口结舌,在面具和化妆下大口喘息,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才好。我记得泰思?伍德郝斯坐在那里,两眼一眨不眨,好似意识到一个大骗局,但没法揭穿谜底。但修女们知道得更清楚。一曲终了,她们像企鹅一样交头接耳,然后一致点头,当胸划十字。

“捣蛋还是给糖”的活动还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傍晚,父亲开车把我送到镇上,他等着我,我则顺着大街走过一排排房屋,到处寻找其他穿着难看化装服的孩子。没有妖怪出现,只有一只黑猫企图横穿马路。我用十足的猫声嘶叫起来,它吓得掉转尾巴躲进一丛忍冬树里。邪恶的笑容闪过我的脸庞。我还没有失去所有的本事,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