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塔夫难道就是作者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本人?这本书是不是他的自传?

读者的这些提问并非毫无来由。在现实生活中,贝格伯德的确是个广告人。而此书的出版又恰恰结束了他的广告人的职业生涯。

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贝格伯德仍坐在赫赫有名的扬雅集团(Young & Rubicam)法国分公司的办公室里。像奥克塔夫一样,他也是创意人员。十年来,他发明了不知多少广告标语。他承认,最初,看到法国甚至欧洲各地都悬挂着他发明的广告词时,的确感到非常得意。而这广告美梦迅速变成了缠人恶梦。每次面对那些“我付钱,所以我正确”的人物时,他感到愤怒,感到耻辱。十年的累积终于成就了这本书。他太熟悉广告界,太熟悉广告公司内部的运作,详尽的描绘进而极具说服力。奥克塔夫的身上确实有作者的身影,只是奥克塔夫比现实生活中的作者更富有、更颓废、更自大、更有才、更有胆,中毒也更深。作者保证书中有四分之三的内容是真事,那些愈奇怪的部分往往愈真实。恐怕正是由于这大胆、真实的描写让他的扬雅集团老板以重大错误为理由炒了他的鱿鱼。这似乎正中了作者的意愿,因为他在书的一开始就写道:“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被炒鱿鱼。”只是,炒鱿鱼并没有伴随着作者所希望的巨额赔偿金。为此,贝格伯德打了官司,结果当然像众多束手无策的消费者一样,败给了他那强大的对手。作者以其遭遇,又一次给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例证。幸好强大的对手并未能阻止此书的出版,在作者被炒鱿鱼后一个多月,《99法郎》上了法国书店的书架,并迅速成为畅销书,随即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将改编成电影……贝格伯德现在是文学批评家,在电台、电视频频曝光,人们付他钱让他读小说,可谓是快乐人生。

谈起他的身世,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幸运儿。他于1965年9 月21日出生在巴黎西部的富裕郊区诺依。父亲在猎头公司就事,母亲搞文学翻译。在巴黎两所着名的中学毕业后,他随后进了法国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Paris , Sc Po)和信息传播高等学院(CELSA )。24岁时,他手拿一份市场广告的硕士后(DESS)文凭,开始了他多栖的职业生涯。身为广告人,他在世界顶级的扬雅集团做广告创意;身为记者,他为法国时尚杂志诸如《巴黎竞赛》提供社交新闻;身为主持人,他不仅在电台献声,还在法国Paris Premi ère(巴黎第一)电视台主持文学节目;身为文学批评家,他更在《费加罗》报的文学版指手画脚。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频频的创刊发起人。自从1992年,他就发起了数份期刊,并任其主编。而在其大学时代就发起的《大粪俱乐部》一直坚持了十年,在当时可谓“臭”名昭着。1994年,他延用巴黎着名的圣日耳曼区的文学咖啡的名字“花神”发起一项新的文学奖“花神奖”。

在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身份中,贝格伯德最呵护的恐怕是其作家身份。他是位勤奋的作家,在相继出版了小说《失衡之年轻男子的回忆》(M émoire dunjeune homme d érangé)、《昏迷假期》(Vancances dans le coma)、《爱情持续三年》(Lamour dure trois ans)、《兴奋药小说》(Nouvelles sousecstasy )之后,2000年《99法郎》一书的畅销大大增加了他的名声;2001年还出版了散文随笔《结算前最后清点》(Dernier inventaire avant liquidation);等到2003年,《世界之窗》还未出版,就被大家看好法国最具权威的龚古尔文学奖。小说讲述了“9.11”袭击事件发生的当天,一个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恰巧在纽约世贸中心107 层的一个饭店里吃早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父与子之间演绎出的真情故事。小说最终获得联合文学奖。贝格伯德在颁奖仪式上说:“我相信故事的虚拟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理解当前的世界。”

写作对贝格伯德来说,不仅是发泄,反省,抨击,安慰,同时也是失去。他这样总结道:“我出生在诺依一个优裕的环境里。也许当人们出生时就什么都有的话,写作就是为了失去。我的每本书,都让我失去了一些东西。《昏迷假期》

让我失去了十年的夜生活;《爱情持续三年》是我的前夫人;《99法郎》则是我十年的广告人生涯。我倾向的文学应该是一片烧焦的土地,因为,大火之后,只剩下烫手的废墟。这就像一种精神脱衣舞。你看,我就是一个跳文学脱衣舞的猛男。”

辛辣尖锐是他的风格,不妥协是他的精神,幽默是他的武器。他利用在媒体的曝光时机,对来自广告届的攻击反唇相讥,对社会上尤其是文学界中的伪君子横加嘲讽,对被大家唾弃的倒地英雄则见义勇为。

《99法郎》以售价为书名,可谓真是个天才的创意,更加显示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其终极真理莫非就是金钱。此书的作者更声称他是“欧洲最物美价廉的妓女”。

贝格伯德另一个要肩负的重任就是扞卫文学的纯洁性,防止她受到无处不在的广告的腐蚀和侵害。正因为他曾经是个高明的广告人,他知道广告的高度危险性;也正因为他曾经是广告人,他知道广告的利害性。他要用广告来扞卫文学这块还未被广告污染的阵地。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也是他的策略。在法国政府刚刚解除出版物做电视广告的禁令后,贝格伯德极力提倡在电视上大量做书籍广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加书籍的销售,出版人才可以收回投资,不用被迫以在书中夹广告的形式来保本。报刊都已如此,不能保证未来书籍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更何况,如今的时代已经趋向为读图时代,读文字书的人愈来愈少。

可叹的是,贝格伯德此次似乎又是少数派,面对的仍是那个强大的对手,似乎又无法逃脱失败的终结。

面对着时代巨人哥利亚,我们的大卫在用他的惟一武器——笔反抗着。除此之外,他还有台粉色苹果imac电脑,一台橙色苹果ebook 手提,家中的卫生间全套卡尔文。克莱用品,书架上全套七星文库从未翻阅过。他只穿羊绒衬衫,六把路易十五时期的椅子是从祖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他的住所楼下栖居着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无家可归人。此外,他还要求保持四个业余爱好:社交场合要喝到酒精中毒,拥有稳定家庭和稳定外遇,此外就是孤独的阅读和肤浅的交谈……我们的作者就此暂时完成了他自己这副献给当今时代的精美的作品。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Robin Setton和Jean-Pierre Cousin大量的无私帮助,郑炜也给予了倾力协助,译者在此深表感谢。另外还有孔丽萍、张雨然、郑碧贤和雷丹宇都给译者提供诸多方便并提出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2005.3. 于法国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