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尔死了将近两星期,我才又见到维戈特。当时,我正沿夏内尔大道走去,听见他的声音从俱乐部酒店里叫唤我。这是那些日子保安局人员最喜欢去的餐厅。他们作为向那些恨他们的人摆出的一种蔑视姿势,总在楼下吃饭、喝酒,让一般的公众到楼上去吃喝,不至于受到游击队手榴弹的袭击。我走进去和他坐在一块儿,他替我要了一杯味美思黑茶鸡尾酒。“玩几把怎么样?”

“只要你乐意,”我掏出身上带的骰子来玩“四一二点”这种常规的赌博。

这几个数目和骰于的情景,如何使我想起印度支那那些战争的岁月啊。不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每逢看见两个人在掷骰子时,我总感到仿佛又回到了河内或是西贡的街头,或者到了发艳被炮火轰毁了的那些房屋之间,又看见那些浑身毛虫般奇异标志保护着的伞兵在运河边巡逻,还听见迫击炮声越来越近,同时或许还看见一个死孩子。

“sansvasdlne,”维戈特说。一面掷了一个四一二点。他把最后一根火柴推到我面前。保安局的人玩“四一二”时,通常总爱说这种两性间的隐语,也许这是维戈特想出来的,给他的下级军官们学了去。不过他们可没有学他读帕斯卡的文章。

“sons-lieutenant,”玩“四一二点”,每输一局,你就升一级——你玩下去,直到有人升为上尉或是司令官便结束。第二局又是他赢了。在计算火柴时,他说道,“我们发现了派尔的狗。”

“是吗?”

“我猜想它是不愿意离开那具尸体。他们好歹割断了它的喉咙。它也倒在五十码外的泥淖里,也许是它自己挣扎着爬过去的。”

“你们至今还很感兴趣吗?”

“美国公使一直在缠着我们。要是一个法国人给杀啦,我们可没有这样的麻烦,谢谢上帝。不过,那种情况太不稀奇啦。”

我们先掷骰子,分火柴,接下去才开始认真玩。维戈特么快就掷出一个四一二点来,真是令人奇怪。“nanette,”维戈特说,接着又推了两根火柴给我。等他把最后一根火柴脱手以后,他说道“capitaine,”我忙叫侍者拿酒来。“有谁赢过你吗?”我问。

“不常有。你想报复吗?”

“下一次再来吧。你真是个赌博的好手,维戈特。你也玩什么其他碰运气的赌博吗?”

他苦笑笑。不知怎么,我竟然想起了他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妻子,人家说她背着他去跟他的下级军官们胡搞。

“瞎,是啊,”他说,“永远总免不了那种最大的赌博。”

“最大的?”

“咱们来衡量一下得失,”他又引书了,“储一赌有没有上帝,让咱们来估计估计这两种机会。假如你赢了,你就赢得了一切,假如你输了,你也一无所失。”

我也引帕斯卡的文章回敬他——这是我所记得的唯一段。“选头、选尾的人全都同样犯了错误。他们全都错啦。正当的办法是压根儿不赌。”

“对,但是你非赌不可。这是不可选择的。你已经上了船啦。你并不遵照自己的原则办事,福勒。你已经积极参预进来啦,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

“不是在宗教方面。”

“我并不是在谈宗教。事实上,”他说,“我是想到派尔的狗。”

“哦”

“你记得你对我说过的话吗——在狗爪子上去找线索,分析狗爪子上的泥土等等?”

“可是你当时说你既不是梅格雷,也不是勒科克。”

“说到头,我干得也不算差,”他说。“派尔平时出门,总带着那条狗,是吗?”

“我想是的。”

“那条狗太有价值啦,不能让它独自乱跑,是吗?”

“那样不太安全。在这个国家里,他们吃狗肉,是吗?”他开始把骰子收进口袋里。“是我的骰子,维戈特。”

“哦,对不起。我在想着……”

“你为什么说我也积极参预进来啦?”

“你最后一次看见派尔的狗是什么时候,福勒?”

“天知道。我又没有一本跟狗约会的册子。”

“你几时该回国去呢?”

“我现在还说不准。”我从来不乐意把消息告诉警察当局。这样可以省去他们一些麻烦。

“我倒想——今儿晚上——来看看你。十点钟,成吗?要是你那时独自一人在家的话。”

“我会让凤儿去看电影。”

“一切又都好了吗——我是说你跟她?”

“不错”

“很奇怪。我先前有这样的印象,认为你——嗨——不快活。”

“当然啦,这可能有许多理由,维戈特。”我很直率地加上一句,“你应该知道。”

“我吗?”

“你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快活的人呀。”

“哦,我可没什么要抱怨的。毁了的宅子并不令人苦恼。”

“这是什么话?”

“又是帕斯卡的名句。这是为苦恼感到得意进行辩解。树木井不苦恼。”

“是什么使你成为警察的,维戈特?”

“这有好几个因素。需要谋生,对人的一种好奇心,还有——不错,甚至还有对于加博里约的爱好。”

“也许你该去做一个教士。”

“可惜我没有读到合适的作家写的关于那方面的作品——在那些日子里。”

“你至今还怀疑我跟这事有关系,是吗?”

他站起身,把杯子里剩下的味美思黑茶鸡尾酒喝光。

“我很想跟你谈谈,就是这么回事。”

他转身走后,我才想到他曾经怜悯地望着我,就像望着一个他负责抓到的、正在服无期徒刑的罪犯那样。

我其实已经受到了惩罚。那就仿佛派尔离开我住处时,已经判定我该受那么许多星期的心神不宁似的。我每次回家都心惊胆战,生怕有什么大祸临头。有时候,凤儿不在家,我在她回来前,就什么事也定不下心来干,因为我总担心她是否会就此不回来了。我总问她上哪儿去了(竭力不让我的嗓音里露出不安和猜疑来)。有时候,她回答说上市场或是商店去了,并且拿出一件证据来(那一时期,就连她能马上提出证据来,证实她的话,似乎也是不自然的)。有时候,她是看电影去了,还有电影票票根可以证明,有时候,她又是上她姐姐那儿去了——我认为她就是在她姐姐那儿和派尔会面的。那些日子里,我十分野蛮地和她作爱,就像我恨她似的,但是我恨的其实是未来。寂寞躺在我的床上,我每晚把寂寞搂在怀里。她并没有变心:她替我做饭菜,替我烧鸦片烟,温柔可爱地躺下来,供我寻欢作乐(不过那已经不再是乐趣了)。就像早期我要她的心灵那样,现在我要看明白她的思想,但是她的思想却隐藏在一种我不会说的语言里。我不想盘问她。我不想逼她撒谎(只要她还没有公开撒谎,我就可以假装我们彼此全都没有变,还和早先一样),然而,我的忧虑会突然一下忍不住,替我问道:“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见到派尔的?”

她踌躇了一下——或许她是当真在回想吗?“就是我们一块儿来到门口的那次,”她说。

我开始——几乎不自觉地——低毁美国的一切事物。我的讲话里尽是说美国文学的贫乏,美国政界的丑闻重重以及美国儿童的禽兽般粗野,仿佛她就要给一个国家,而不是给一个男人夺走似的。美国所能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对的。我的法国朋友本来跟我一样,对美国也很有反感,但是就连对他们,我一谈到美国这个话题时,他们也感到厌烦,好像我已经给人家出卖了,不过一个人是不会被敌人出卖的。

就在这时候,自行车炸弹事件发生了。那天,我从帝国酒吧回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是看电影去了,还是跟她姐姐待在一块儿?),我发现房门下边有谁塞了一张便笺进来。是多明格斯写的。他因为人还不舒服,向我表示歉意,同时请我第二天早上十点半左右,到夏内尔大道路口那家大商店门外去。是周先生请他写信通知我的,不过我猜想,说是杭先生请我上那儿去,更接近事实一点儿。

这整个事情,最终只值得写一段电讯稿,而且是一段幽默可笑的稿件。它跟北方那场激烈可悲的战争并没有什么关系,跟发艳那些河道里塞满了灰色的、死了许多天的尸体的运河,跟迫击炮的轰击,跟凝固汽油弹的白色耀眼的闪光全都没有关系。

我在一个花摊旁等了大约一刻钟,才有一辆载满警察的大卡车从卡蒂纳街保安总局开来,吱嘎一声骤然停下,警察们急匆匆地下车,向商店奔来,仿佛是来镇压一群暴民,但是并没有暴民聚集在那儿——只有一排自行车排列成一行停在那儿。

西贡的每一座大楼外都停有一大排自行车——西方的任何一座大学城都没有这么许多骑自行车的人。我还没来得及把摄影机调节好,这场滑稽可笑而又莫名其妙的行动早已成功了。警察们冲进那一大排自行车行列里,高高举起三辆自行车,搬上大街,扔进那个装点性的喷水池里。我正想拦住一名警察问问,他们已经又全爬上了卡车,沿博纳尔大街快速驶去。

“自行车战役,”有个人声说。原来是杭先生。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演习吗?目的是什么呢?”

“再等一会儿,”杭先生说。

有几个闲人开始走近喷水池边,一只车轮像浮筒那样露出水面,仿佛警告来往船只,水下有沉船,得避开似的:一个警察走过街,一边嚷着,一边挥手。

“咱们过去看看,”我说。

“最好别过去,”杭先生说,接着又看了看表。那会儿是十一点过四分。

“你的表快了。”我说。

“它总是快。”就在这当儿,人行道那边的喷水池突然爆炸起来。一小块装饰用的墙压顶打在一扇窗子上,玻璃碎片像一阵晶莹的雨点那样落下。没有一个人受伤。我们把水和玻璃碎片从衣服上抖去。一只自行车车轮在街上像陀螺那样嗡嗡地旋转,摇晃了一下,倒下了。“这一定是正十一点,”杭先生说。

“这至底是……?”

“我以为你会感觉兴趣的,”杭先生说。“我也希望你感觉兴趣。”

“去喝杯酒,怎么样?”

“不,对不住。我得回到周先生那儿去,不过首先让我给你看一件东西。”他把我领到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把自己那辆自行车的锁打开,“仔细看看。”

“是一辆雷利牌,”我说。

“不,瞧瞧卿筒。它让你想起什么吗?”他对我的困惑不解得意扬扬地笑笑,骑上自行车走了。他回过头来向我摆了一摆手,就朝堤岸和废铁货仓骑去。我到保安局去打听消息。到那儿,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在他的货仓里看见过的那种模子,形状就像半截自行车卿筒。那天,在西贡全市,好好的自行车卿筒竟然全藏有炸弹,到十一点正同时爆炸,只有警察根据事先获得的情报,采取了预防措施的几处地方没有出事。我怀疑他们是从杭先生那儿获得情报的。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十起爆炸,有六个人受了伤,天知道炸坏了多少辆自行车。我的同行们——除了《远东日报》的记者说,这是一次“暴行”外——全都知道只有取笑这件事,才会使发出去的电讯稿在报上刊登出来。“自行车炸弹事件”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标题。

他们全体都谴责共产党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写道:这些炸弹是泰将军的一次示威,可是我的报道在报馆内又给改动了。泰将军已经不再是新闻。你不可以浪费篇幅说是他干的。我请多明格斯转了封信给机先生,表示遗憾——说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了。杭先生托人带了个很客气的口信来。这时,在我看来,他——或是他的越盟委员会——未免过于敏感,并没有人认真地认为是共产党人干的。说真的,要是有谁会说成是共产党人干的,那他倒可以享有名声,给人说成颇有幽默感了。“下一次,他们又会想出什么来呢?”人们在社交场合这么说。这整个荒唐事件的象征,在我看来,也就像那只自行车轮子,跟陀螺似的在大街中央欢快地旋转。我甚至始终没有向派尔提起,我听到的他跟泰将军秘密联系的事。让他去玩塑料模子吧,只要不伤害人:这样也许会使他不把心事放在凤儿身上。然而有天黄昏,因为我恰巧待在附近,又因为我没有什么事好做,我还是到范先生的汽车房里去看了看。

那是一个肮脏的小地方,跟一个放废铁的货仓差不多,就在索姆大道上。一辆汽车在车房中央用千斤顶托起,引擎罩敞开着,张着个大口,像一家没有人去参观的外地博物馆里陈列的什么史前动物标本似的。我不相信有谁还记得那辆汽车放在那儿。地面上到处都乱扔着废铁和旧盒子——越南人不喜欢把东西扔掉,就像一个中国厨师把一只鸭子分做成七样菜,连一只鸭脚爪也不肯扔掉那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那么不爱惜东西,把那些空铁桶和坏了的模子那样乱扔——也许那是一个伙计偷了出来,想卖几个皮阿斯特的,也许是有谁给足智多谋的杭先生买通了。

四周似乎一个人也没有,我就往里走。我想,也许他们全躲避开一时,怕警察找上门来。很可能杭先生在保安局里有些关系,不过就算这样,警方也不大可能会采取行动。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让人们以为这些炸弹是共产党人干的更好。

除了这辆汽车和混凝土地面上扔满了的废铁外,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很难想象,那些炸弹会是在范先生这儿制造出的。我还不大明白我在铁桶里看见的那种白粉是怎么给制成塑料的,不过那种过程肯定很复杂,不可能在这儿进行,在这儿就连街上的那两只汽油卿筒似乎也给人忽略了。我站在车房门口,看看外面街上。在大道中央的树木下,理发师傅们正在忙着干活儿:一面小镜子挂在树干上,反射出闪烁的阳光。一个姑娘快步走过,戴着软帽,肩上挑着两只篮子。靠在西蒙·弗雷尔斯商店墙边坐着的那个算命的,已经找到了一个主顾:一个蓄着一小把胡志明式长须的老头儿,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他,看他洗那些古老的纸牌。他有什么美好的前程值得花上一皮阿斯特呢?在索姆大道上,你生活在露天的地方:这儿所有的人全都知道范文茂先生,但是警方就没有办法来取得他们的信任。这一层生活是一切全都摆在外面的,但是你就是没法踏进这一层生活去,就像你可以踏到街上去那样。我想起了那些在我们楼梯口公用厕所旁闲聊的老婆子:她们一切事情也全听见了,不过我不知道她们究竟晓得了些什么。

我又回进汽车房去,走进了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那儿有常见的中国广告日历,一张凌乱的办公桌——货价单,一瓶胶水,一架计算机,一些回形针,一把茶壶,三只茶杯和许多没有削尖的铅笔。不知为了什么,还有一张没有用过的巴黎埃菲尔铁塔的风景明信片。约克·哈定可能用了些生动的抽象概念来描写第三势力,然而到头来,竟然是这些东西——这就是第三势力。后面墙壁上还有一道门,是上了锁的,可是钥匙就放在办公桌上,在那些铅笔之间。我开了门,走进去。

我到了一间小棚屋里。棚屋大小跟汽车房差不多。这里放有一架机器,乍一看来好像是一个铁杆和电线做成的笼子,笼里有无数的栖木,用来关什么没有翅膀的大鸟儿的——它给人的印象是,好像用许多破旧的布捆扎着,不过那些破布可能是用来把灰尘揩去的,而正在揩着时,范先生和他的助手们给人叫走了。我发现了一家厂商的字号——是里昂的什么人,还有一个专利证号码——是什么的专利呢?我把电流接通,那架古老的机器一下活起来了:原来那些铁杆也有它们的用处——那架机械装置活像一个老头儿鼓足了他最后的活力,不停地用拳头向下捶打,捶打……这个东西居然还是一部压榨机尽管在这类机器中,它一定是一个老前辈,跟投币式自动唱机是属于同一时期的,不过,我想,在这个国家,人们从不浪费一件东西,一切事物都可以指望到这儿来了却余生(我记得我以前在南定的一条小街上看过《火车大劫案》那部古老的影片在银幕上断断续续地跳动,供人欣赏),所以这部压榨机还是可以利用的。

我更仔细地察看了一下那座压榨机,它上面有一种白粉末的残迹。是戴奥拉克通,我心想,那种有点儿像奶粉的东西。并没有铁桶或是模子的迹象。我走回办公室,又回进汽车房。我很想用手拍拍那辆汽车的挡泥板:它也许在这儿还得等上很久,但是总有一天它也会……范文茂先生和他的助手们这时候大概正在稻田里赶路,上泰将军司令部所在的那座圣山上去。最后,我提高嗓门,大声叫唤“范先生!”时,我可以想象我已经远离开了那个汽车房,那条大道和那些理发师傅,又回到我在通往新渊的公路上曾经到里边躲藏过的那些稻田里去了。“范先生!”我仿佛可以看见有一个人在那些稻秆中回过头来。

我走回家去,上楼到了楼梯口。那些老婆子还在那儿叽叽喳喳不知说些什么,我听了就跟听见树篱上的小鸟歌唱一样莫名其妙。凤儿不在家——只留下一张便条说,她上姐姐那儿去了。我在床上躺下——我至今还很容易感到疲乏——接下去就睡着了。等我醒来,我看见那只闹钟的夜明钟面上正指着一点二十五分。我转过头去,指望会发现凤儿睡在我身旁。但是枕头还是没有人睡过。那天,她一定是换过床单了——枕套还带着新浆洗过的那种凉丝丝的感觉。我爬起来,拉开她放头巾的那只抽屉。那些头巾全不见了。我又走到书架那儿去,那一本王室生活画册也不见了。她把她的妆尽全随身带走了。

人感到震惊的时候,反而不觉得怎么痛苦,痛苦是在凌晨三点左右开始的。当时,我开始为自己的生活筹划一下:我多少总还得活下去,还会回想起往事来,总得怎样逐步消灭掉那些往事。快乐的回忆最令人难受,我于是就竭力去想那些不愉快的。这方面成很有经验。我以前经历过这种事情。我知道自己能做需要做的事,不过我现在年纪大多了——我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多少精力来重建生活了。

我到美国公使馆去找派尔。在门口需要填写一张会客单,把它交给一个宪兵。

他说道,“你没有填来访的事由。”

“他会知道的,”我说。

“那么你是事先约好的吗?”

“你可以这么写,要是你乐意的话。”

“我猜想,在你看来,这有点儿无聊,但是我们不得不很小心。常有些怪人闯到这儿来。”

“这我早听说过。”他把嘴里的口香糖换到另一边,就进了电梯。我等候着。

我还没有想好该对派尔说些什么。这是一场我以前从没有上演过的戏。宪兵下来了。

他勉勉强强地说道,“我想你可以上去啦。二楼十二号a房间。”

我进了那间房,发现派尔不在那儿。乔坐在办公桌后面:就是那个经济专员:我还是记不住他的姓。凤儿的姐姐在一个打字台后面望着我。我从那双贪婪的褐色眼睛里所看到的是胜利吗?

“进来,进来,汤姆,”乔大声叫嚷着。“很高兴见到你。你的腿怎么样啦?你光临我们这个小机关,这真难得。拉一张椅子过来坐下。告诉我你觉得这次新攻势进行得怎么样。我昨儿晚上在大陆酒店看见格兰杰。他又上北方去啦。那个小伙子真肯干。哪儿有新闻,哪儿就准有格兰杰。来支香烟。自己拿。你认识徐小姐吗?这些姓我可记不住——对我这么一个老家伙说来,这些姓大难记了。我就管她叫嗨,那边那位!——她倒也喜欢这种叫法。一点儿没有那种一本正经的殖民地习气。市场上有些什么小道新闻,汤姆?你们这些家伙的确非常精明。听说你的腿出了毛病,很遗憾。奥尔登告诉我的……”

“派尔在哪儿?”

“哦,奥尔登今儿早上不在办公室里,我猜想他在家里。他许多事情都在家里做。”

“我知道他在家里干些什么。”

“那个小伙子办事很积极。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好歹至少知道他在家干的一件事。”

“我不明白你说些什么,汤姆。迟钝的乔——那就是我。以前一贯是这么迟钝。往后也总是这么迟钝。”

“他跟我的姑娘睡觉——就是你这位打字员的妹妹。”

“你这话我可不大明白。”

“问她吧。是她给安排的。派尔夺走了我的姑娘。”

“你瞧,福勒,我先前还以为你是有公事上这儿来的。我们在办公室里不能容人大吵大闹,你知道。”

“我上这儿来找派尔,我想他是藏起来啦。”

“瞎,你这人最不该说这样的话。奥尔登为你做的还不够吗!”

“是啊,是啊,当然。他救了我的性命,是吗?不过我可从来没有请他那么做。”

“况且他本人是冒了极大的危险。那个小伙子可真有胆量。”

“我可一点儿也不在意他什么胆量。说他身上有些其他的部位倒比较合适。”

“咳,房间里有一位小姐,福勒,咱们可不能说这样的下流话。”

“这位小姐和我彼此很熟。她从我身上没有捞到她想得到的好处。这会儿她又想从派尔身上去得到它。好吧。我知道我现在的态度很不好。我就偏要这样。在这种局面下,谁的态度也不会好。”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一份关于橡胶产量的报告……”

“你别急,我这就走。不过要是派尔打电话来,就告诉他我来找过他。他也许会认为得回访一下,才算合乎礼貌。”我对民儿的姐姐又说道,“我希望你们已经达成了财产协议,并由公证人、美国领事和基督科学教会充当见证人。”

我走到过道里。对面有一扇门,上面写着“男厕”。我走进去,把门锁上,坐下来,头靠在冰冷的墙上,哭起来了。到这时为止,我一直没有哭过。他们的洗手间甚至也是装有空调设备的。不一会儿,那种调节温和的空气就使我的泪水干了,就像它使你嘴唇干燥,身体内的精液干枯那样。

我把一切事情全交给多明格斯,自己到北方去了。在海防,我在加斯科涅空军中队里有些朋友。我总不是在飞机场的酒吧间里混上几小时,就是在外边的石子路上玩地滚球。冠冕堂皇地说,我是到了前线:我也跟格兰杰一样有资格说是有干劲,不过那就和我上次去发艳远途旅行一样,对我的报纸并没有什么价值。然而,一个人如果要报道战争的话,那么自尊心要求你偶尔也得去分担一些危险。

要去分担危险,甚至是最有限的时期,也不容易,因为河内方面早已发出命令,只许我去参加平面的空袭——这类空袭在这场战争中跟坐公共汽车出去旅行一样安全,因为我们飞行在重机枪射程之上,除非驾驶员出了差错,或是引擎出了毛病,否则我们十分安全。我们按照时间表出发,又按照时间表归来:带去的炸弹斜斜地落下去,螺旋形的烟柱从公路交叉处或是桥梁那儿冒了上来,然后我们就巡行一周,飞回来赶上喝一杯开胃酒,并且在石子地上玩地滚球。

有天早晨,在市区的军人餐厅里,我正跟一个年轻军官在一块儿喝白兰地苏打时,交办任务的命令传达下来了。“乐意一块儿去吗?”我说好。这个军官热切地希望观看一下南码头。而就我来说,连平面的空袭也是消磨时间和打消思虑的一种办法了。开汽车去机场的时候,他说道,“这是一次俯冲空袭。”

“我还以为不准我……”

“只要你一个字不写就成。这次出去可以让你看到一片邻近中国边境的地方。你以前决没有看见过。在莱州附近。”

“我原以为那一带很平静——而且是在法国人手里?”

“过去是。两天以前人家夺取了这个地方。我们的伞兵离开那儿不过几小时的航程。我们想把越盟的人压制住,直到我们夺回了那个据点。这就是说要低飞俯冲,用机关枪扫射。我们只派得出两架飞机——一架这会儿正在那儿进行攻击。以前参加过俯冲轰炸吗?”

“没有。”

“你不习惯的时候,是会有点儿不舒服。”

加斯科涅空军中队只有一些b26小型轰炸机——法国人管这种飞机叫娼妓,因为它们的翼展很短,一望就知道无法支撑自身。我挤坐在一个小金属垫子上,只有自行车坐垫那么大,膝部紧紧地抵住领航员的背。我们沿红河向上飞行,慢慢地攀登。

红河在那时候的确是暗红的,好像我们已经回溯到远古时代,用那位最初给它取名的地理学家的眼睛来看待它。他当年可能就是在斜阳照亮了两岸的这一时刻见到了它。接着,我们在九干英尺的高空掉转头,向黑水河飞去。那条河果真是黑糊糊的,到处都是黑影,见不到一点儿阳光。峡谷、峭壁、丛林那一片宏伟壮丽的景色,在我们下边旋转,直立。你可以空投一队伞兵下去,到那一片片绿油油和灰蒙蒙的田野里,什么踪影也没有,就像是扔几个小钱在收获季节的稻田里那样。在我们前面很远的地方,一架小飞机像一只小虫在移动。我们现在来接班了。

我们在那座塔楼和四周一片碧绿的村庄上空绕了两圈,然后螺旋式的向上驶进那耀眼的高空去。驾驶员——他叫特鲁恩——回头望着我,眨了眨眼。在他的驾驶盘上,就是那些控制机枪和炸弹仓的电钮。在我们飞到俯冲地位时,我竟然有大便畅通的感觉,就像我们碰上任何新经验时——生平参加的第一次跳舞、第一次宴会、初恋等——往往会有的那种感觉。那时,我回想起了温布利博览会上参赛的那辆了不起的赛车。当它跑到高地的顶上时——没有办法再退出去了:你给自己的经历困住了。当我们往下冲的时候,我只来得及从刻度盘上看到,我们是在三千公尺高空。

现在,一切全靠感觉了,什么也看不见。我给推向前紧贴着领航员的背部:就仿佛有个非常重的东西紧压着我的胸口似的。我不知道炸弹是什么时候投下的,接着,机枪声哒哒响了起来,驾驶室里充满了无烟火药的气味。我们向上升起时,我胸口的那份重量一下减轻了,胃部向下倾斜,像自杀似的旋转着朝我们刚离开的地面坠去。有四十秒钟,派尔不存在了:甚至于寂寞也不存在。在我们沿着一条大弧线向上攀升的时候,我从旁边的窗子里看见黑烟朝我冲来。在第二次俯冲前,我感到了恐惧——惧怕耻辱,惧怕呕吐在领航员的背上,惧怕我的老化了的肺部会经受不住那么大的压力。在第十次俯冲后,我只感到烦躁不安——这件事已经干得太久,是回去的时候了。我们再一次陡直地直冲上去,飞出了地面机关枪的射程,转向驶开。

浓烟又朝我们冲来。那个村庄四周都是大山环绕着。我们每一次都得穿过同一个缺口,由同一条路线迫近目标。没有办法更改我们的攻击路线。在我们第十四次俯冲下去的时候,我已经摆脱了对耻辱的惧怕,心里想道,“他们在下面只要把一架机关枪架在适当的位置上就成了。”但是我们又抬起机头,飞回到安全的空间——也许,他们连一架机关枪也没有。那四十分钟的巡逻似乎永无休止,不过我总算摆脱了个人思念的烦恼。我们掉头飞回基地时,太阳正在落下。地理学家的时刻已经过去:黑水河不再是黑糊糊的,红河也只是金黄色的了。

随后,我们又飞下去,离开了节节疤疤、扭曲多缝的森林,朝河面飞下去,在那些荒芜的稻田上空平坦飞行,像一颗子弹那样瞄准了黄色溪流上的一条小舢板。

飞机上的炮发射出了一排曳光弹。那条舢板在一阵火花中就给打得四分五裂:我们甚至没有等着看那些遭殃的人挣扎着逃生,只管向上攀升,返回基地。就像在发艳看到那个死小孩儿时我所想到的那样,我又这样想道:“我恨战争。”我们这样突发性地偶然选中一个牺牲品,这未免大惊人——我们只是恰巧飞过,只要放一炮就够了,没有人来还击我们,我们便又飞去,这样给世界上死亡的人数又增加上了我们的一笔小份额。

我戴上耳机,让特鲁恩上尉好对我说话。他说,“咱们得绕一小圈。夕阳照在石灰岩上实在太美了。你不可错过这次机会。”他亲切地补上一句,像一位主人指给人看他庄园的优美景色似的。我们在阿龙湾上迎着夕阳飞了一百英里。特鲁恩上尉那张戴着钢盔、像古罗马战神的脸,沉思地望出去,望着下面大山和拱门般叠嶂间的金色丛林。这会儿,谋杀的创伤已经停止流血了。

那天晚上,特鲁恩上尉坚持要请我上鸦片烟馆去,虽说他本人并不抽烟。他喜欢那种味儿,他说,他喜欢工作了一天后的那种宁静感,但是干他这种职业,松弛只能到这地步。有些军官也抽烟,不过那是些陆军里的人——他得好好睡一觉。我们躺在像学校宿舍的一长排小房间的一间里,由那位中国老板给我烧烟。自从凤儿离开我以后成还没有抽过烟。在过道那边,一个混血女人,生着两条十分可爱的长腿,拍完烟后正蜷着腿躺在那儿看一份用有光纸印刷的妇女报刊。在她隔壁的那间小房里,两个中年中国人在谈生意,一边呷着茶,烟枪全搁在一旁。

我说,“那条舢板——一今儿傍晚——它对你们有什么害处吗?”

特鲁恩说,“谁知道?在那一带河面上,我们奉命见到任何东西都射击。”

我抽完了第一袋烟,尽力不去想在家里抽的那一袋袋烟。特鲁恩说道,“今儿的事——就一个我这样的人来说,还不是最糟的。在那个村庄上空,他们本可以把咱们击落下去。咱们所冒的危险跟他们的一样大。我最憎恶的,是投凝固汽油弹。从三千英尺高空投下去,自己十分安全。”他做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姿势。“你瞧见那些森林起火。天知道你从地面上会看到一幅什么景象。那些可怜的人儿给活生生地烧死,火焰像水一样喷湿了他们的全身。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火。”他对全世界愤怒地说出这几句话,愤恨他们不理解实情。“我不是在打一场殖民地战争。你以为我干这些事是为了那些红土种植园主吗?我倒情愿受军法审判。我们是在替你们打仗,但是你们却把罪行归到我们身上。”

“那条舢板,”我说。

“不错,那条舢板也是。”在我伸手去接第二袋烟时,他注视着我。“我很羡慕你的逃避方法。”

“你并不知道我要逃避什么。我并不是逃避战争。那不关我的事。我可没有卷进去。”

“你们全会卷进去的。总有那么一天。”

“我可不会。”

“你走路还一瘸一拐。”

“他们有权开枪射击我,但是他们连那个也不干。他们那会儿是要轰垮一座岗楼。爆破小组来了,你总得避开。就连在皮卡迪利大街,你也得避开。”

“总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事的。你会偏袒一边的。”

“不会,我就要回英国去啦。”

“你有一次给我看过的那张照片……”

“哦,那一张我已经撕掉了。她离开了我。”

“很抱歉。”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丢下了别人,接着人家又丢下了你。这几乎使我相信正义的惩罚了。”

“我倒是相信。我第一次投凝固汽油弹时就想到,这是我诞生在里面的那个村庄,那就是我爸爸的老朋友杜布瓦住的地方。那个面包师傅——我小时候很喜欢那个面包师傅——这时候正在下面那火焰,就是我扔下去的火焰里逃跑。当年维希政府的人并不轰炸他们自己的国家。我感到比他们还要糟。”

“但是你还在继续干下去。”

“那种苦闷只是一时的。只在我投凝固汽油弹时才有。其余的时候,我想到我是在保卫欧洲。而且你知道,那些别人——他们也干了一些骇人听闻的坏事。当他们在一九四六年给赶出河内时,他们在自己人——他们认为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当中留下些可怕的遗体。停尸房内有一个姑娘——他们不但割去了她的乳房,还肢解了她情人的尸体,吃了他的……”

“这就是我不愿意卷进去的缘故。”

“这不是理智或正义的问题。我们只要一时感情冲动,全都会卷进去,接着就脱身不得。战争和爱情——人们常常拿这两件事来比较。”他伤感地望过“宿舍”那边,到那个混血女人暂时十分平静地蜷伏着的地方。他说,“我也不愿意这情形换个样。那边那个女人才是给父母卷进来的——等这个海港陷落了,她的前景又怎么样呢?法国只是她的一半家乡……”

“这个海港会陷落吗?”

“你是新闻记者。你比我更清楚,这场战争我们是打不赢的。你知道,通往河内的公路每天夜晚都被切断,埋上地雷。你知道,我们每年损失一整班圣西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我们在五零年就差点儿给打垮了。德拉特尔不过让我们多拖了两年——就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是职业军人:我们不得不继续打下去,要等那些政客们叫我们停,我们才好停。很可能他们会在一起开个会,同意和平停战,其实那样的和平我们当初就可以取得,那么一来,这许多年的仗就全都白打了。”他那张丑恶的脸在俯冲轰炸前曾经对我眨眨眼,这时候却露出一种职业性的凶横,活像圣诞节孩子们戴的一只纸面具,两只眼睛从那些纸洞眼里往外凝视那样。“你是不会明白那多少年白打了的意义的,福勒。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一个人的生活中还有些其他的事情也是白白浪费了多少年的岁月、毫无意义的。”

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膝上,做出一个奇怪的保护我的动作,仿佛他比我年纪大似的。“把她带回国去,”他说。“那比抽一袋烟好。”

“你怎么知道她会跟我去?”

“我自己跟她睡过觉,佩兰中尉也跟她睡过。五百皮阿斯特。”

“太贵啦。”

“我想三百皮阿斯特她也会干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在意讨价还价。”

他的意见结果并不很正确。一个人的身体是受它所能做的动作限制的,而我的身体已经给记忆冻僵了。那天晚上,我的手抚摸到的,可能比我以往所习惯的更美妙,但是我们并不只迷恋于美色。她用的香水跟凤儿用的一样,可是到了紧要时刻,我所失去的人儿的身影突然显得比躺在一旁、听凭我摆布的肉体更强有力。我把身子移开,躺了下来,欲念一下全消失了。

“很对不住,”我说,接着又撒谎道,“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

她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温柔体贴地说道,“别急。常常会这样的。是鸦片烟在作怪。”

“是的,”我说,“是鸦片烟。”但愿真是鸦片烟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