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派尔来到大陆酒店门前的广场上时,我早已看够了我的那些美国记者同行了。那些家伙个子都很高大,闹闹嚷嚷,到了中年仍然孩子气十足,一谈到法国人就尖酸刻薄地挖苦讽刺。其实,说到头,这场战争还是法国人在打。每隔一些时候,碰上一场战斗顺利地结束,伤亡官兵从战场上运走以后,这些美国记者就给邀请到河内去,搭乘将近四小时的飞机去到那儿,聆听法军司令官的一篇讲话,然后被安顿在一个记者营里住上一晚(他们常常夸口说,记者营里的酒吧侍者是全印度支那最出色的),再飞到刚打过仗的战场上去,在三千英尺的高空中俯视一番(重机关枪打不到三千英尺那么高),然后又安全而闹闹嚷嚷地回到西贡的大陆酒店,像一次学校的远足旅行那样。

派尔很文静,似乎谦虚庄重,我们初次见面的那天,我有时候不得不探身向前,才听得见他说的话。而且他总是十分严肃。有好几次,听到楼厅上美国记者的吵闹,他似乎变得沉默寡言——大家都认为楼厅上要安全些,不大会遭到手榴弹袭击。但是他并没有批评谁。

“你读过约克·哈定的著作吗?”他问。

“没有。没有,大概没读过。他写过些什么?”

他注视着街道那边的一家牛奶房,梦幻般的说道:“那铺子真像一个冷饮柜。”我心想,在一个这么陌生的场地上,他很独特地选中了这个来观察,不知道他内心里多么怀念家乡啊。不过我自己初来的时候,走在卡蒂纳街上,不是也首先注意到那家陈列着盖尔兰香水的商店,心想欧洲离开这儿毕竟也不过只有三十小时的飞机航程,这样来安慰我自己吗?他的眼光恋恋不舍地从牛奶房移开,说道:“约克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红色中国的进展》。那是一本议论精辟的书。”

“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你认识他吗?”

他严肃认真地点点头,便沉默不响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来纠正一下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我跟他并不熟,”他说。“我大概只见过他两次。”他这种态度就叫我喜欢——认为说自己认识那人——他叫什么来着?——约克·哈定——那未免有点儿夸耀、我后来才知道,他对于他所谓的严肃作家非常尊重,而他所谓的严肃作家,并不包括那些不写他所谓的当代主题的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即使这样,我们也还是读直截了当的东西,像约克所写的那些,更为好点儿。

我说,“你知道,要是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你就不再去阅读描写那个地方的东西了。”

“当然啦,我一向喜欢知道在场的人想要说的话,”他谨慎小心地回答。

“然后再拿约克书上说的话来核对一下吗?”

“是的。”也许他已经觉察到我的讥讽,因为他又以他惯常的彬彬有礼的态度说道,“如果你有时间跟我谈谈这儿的大概情形,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你知道,约克两年多以前曾经来这儿待过。”

我喜欢他对哈定的这份忠诚——且不管哈定是个什么人。派尔的这种态度跟新闻记者们爱低毁别人,爱说一些半生不熟的讽刺话截然不同。我说,“再来一瓶啤酒,我来把这儿的情形概括地向你说一说。”

他专心致志地望着我,像一个得奖的好学生那样。我先给他解释了一下北方的形势。在东京那一带,法军当时正死守着红河三角洲,它包括河内和北方的唯一港口——海防。那一带是产大部分稻米的地区,每年一到收获的季节,争夺大米的战斗就展开了。

“这是北方的情况,”我说。“法国人,那些可怜的家伙,在那一带也许可以守下去,假如中国人不来帮助越盟的话。一场丛林、大山和沼泽地的战争,你走过稻田,水淹到齐肩头这么高,敌人干脆就看不见,他们埋藏起武器,换穿上了农民的衣服。不过在河内的潮湿气候里,你也可以舒舒服服地腐烂掉。他们在那边是不丢炸弹的。上帝知道这是为什么。你可以管它叫作一场正规战争。”

“南方这边又怎么样呢?”

“法国人控制着交通要道,到傍晚七点钟为止:七点以后,他们只控制着岗楼和市区——而且只是一部分市区。这并不是说你就安全了,也不是说大饭店门前就可以不装铁栅了。”

这一切,我以前不知解释过多少次。我好像是一张唱片,为了新来的人——来访的英国议员,新来的英国公使等——经常播放。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嘴上会在说,“拿高台教的情形来说吧。”或者说和好教或平川派,这些全都是私家军队,谁出钱就替谁卖命,或是为谁报仇。陌生人觉得这帮家伙生动有趣,但是阴谋猜忌中可没有什么生动有趣的地方。

“如今,”我说,“又出现了一个泰将军。他本来是高台教军队的参谋长,可是他已经把队伍带上山去,同两方面打仗,法国人,共产党人……”

“约克,”派尔说,“写到说,东方所需要的是一支第三势力。”也许我早应该看出那种狂热的兴奋表情,那种对一句话的敏捷反应以及那些数字的具有魔力的声音:“第五纵队”,“第三势力”,“第七日”。我可能会省却我们大伙儿许多麻烦,甚至可能会救了派尔,如果我当时就认识到那个不屈不挠的年轻人在动什么念头的话。但是我没有多待下去,撇下他去琢磨那些局势背景的枯燥无味的实质,自己却沿着卡蒂纳街作每天的散步去了。派尔只得自个儿去了解像一种特殊气味那样摆脱不了的真实背景:斜阳下稻田里的那片金黄色:渔夫的脆弱的白鹭像蚊子那样,飞翔在田野上,老和尚法坛上的一杯杯茶,他的床和他的广告日历,他的水桶和破杯子,他穿了一辈子的破旧衣服,洗出来就挂在他的坐椅边,公路上地雷爆炸以后,前来修路的女工戴着的蚌壳形帽子,南方到处都可见到的金黄和嫩绿以及鲜艳的衣裳,北方则是一片土黄、黑色的衣裳,以及四周那些敌对的重重大山和飞机的嗡嗡响声。我初来的时候,老在计算我出差的日子,像一个学生计算还有多少天才放假那样,我想我那时候还念念不忘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广场和乘坐七十三路公共汽车穿过尤斯顿大街的长廊,也不忘乘在公共汽车上所见到的托林顿广场上的春天景色。现在,广场花园里的兰花应该早已开放,我却觉得无所谓了。我只要天天有抢先的新闻报道发出去,可能是汽车车胎爆胎,也可能是手榴弹爆炸,我只要在闷热的中午看到那些穿绸裤子的女人风姿绰约地走动,我要凤儿,我的家已经搬了八千英里,不在英国了。

我在法国高级专员公署那儿拐弯,那儿有“外籍军团”的士兵戴着白色军帽、佩着鲜红色的肩章在站岗。我从大教堂门外走过,沿着越南保安局的墙走回来。那道墙阴沉沉的,似乎使你闻到了尿臭,想到种种不公正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像小时候你不敢上去的那些高楼上的黑暗过道那样。新的黄色刊物又在码头附近的书摊上摆了出来——有《禁忌》与《幻象》,水手们在人行道上喝啤酒,正是土制炸弹的好目标。我想起了凤儿,她这会川大概正在左边第三条街上跟卖鱼的讨价还价,随后还要到那家牛奶房去买牛奶和饼干(那些日子,我总知道她的行踪)。这时候,派尔自然早已不在我的心上了。当我们在卡蒂纳街我们的房间里坐下吃午饭时,我甚至没有向凤儿提到他。凤儿那天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花绸旗袍,因为那天是我们在堤岸大世界初次见面的两周年纪念日。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们谁都没有提到他。我还没有清醒过来,凤儿已经起身,而且把茶点安排好了。一个人对于死去了的人是不会嫉妒的。这一天早晨,重新过起我们旧日的同居生活,这在我说来,似乎很容易。

“你今儿晚上住在这儿吗?”吃早点羊角面包时,我尽可能随意地问凤儿。

“我得去拿我的箱子。”

“警察可能在那边,”我说。“最好还是由我陪你去。”这是那天我们的谈话中最接近提到派尔的几句。

派尔在迪朗东街附近一幢新别墅里有一套房间,离一条大街不远。法国人总爱把那些大街一分再分,来纪念他们的将军们——因此戴高乐街过了第三条横街就变成了勒克莱尔街,早晚也许突然会一下变成德拉特尔街。一定是有什么要人要从欧洲飞来了,因为沿着通向高级专员官邸的路上,每隔二十码就有一名警察面向人行道站岗。

在通往派尔那座公寓的石子车道上,停放着几辆摩托车。一个越南警察查看了我的记者证。他不许凤儿进屋子去,所以我就进去,想找一个法国军官交涉。在派尔的浴室里,维戈特正用派尔的肥皂在洗手,又在派尔的毛巾上把手揩干。他穿的热带军装袖子上有一块油污——大概是派尔的油吧?我猜想。

“有什么消息吗?”我问。

“我们发现他的汽车停在车房里。汽油用光了。昨儿晚上,他一定是坐三轮车出去的——再不然就是坐别人的汽车。也许,汽油是给人放掉啦。”

“他甚至也可能是步行,”我说。“美国人的作风,你是知道的。”

“你的车是给烧掉的,是吗?”他沉思地说下去。“你还没有买一辆新车吗?”

“没有。”

“这一点无关紧要。”

“对寸。”

“你有什么看法吗?”他问。

“太多啦,”我说。

“请你告诉我。”

“哦,他可能是给越盟干掉的。他们在西贡暗杀了许多人。他的尸体是在通往达科的那道桥旁边的河里发现的——晚上你们警察撤走以后,那一带就成了越盟的地区。也可能他是给越南保安局杀死的——他们随便杀人,谁不知道。或许他们不喜欢他结交的一些朋友。或许他是给高台教军人杀死的,因为他认识泰将军。”

“他认识他吗?”

“人家说他认识。或许他是给泰将军杀了的,因为他跟高台教的人有往来。或许是和好教分子下的手,因为他勾引他们将军的姨太太。或许只不过是有人谋财害命罢啦。”

“或许只是一件简单的嫉妒情杀案,”维戈特说。

“再不然或许是法国保安局干的,”我继续说下去,“因为他们不喜欢他结交的那些人。你真的要寻找杀了他的人吗?”

“不是,”维戈特说。“我只是要打一个报告,就是这么一回事。只要这是战争中的一次行为——哦,每年有千千万万的人给杀死了。”

“你大可把我排除在外,”我说。“我并没有卷进去。没有卷进去,”我又说了一遍。这早已是我的信条之一。人世间的情况就是这样,让他们去打斗,让他们去爱,让他们去残杀吧,我可不牵连在内。我那些新闻界的同行自称是通讯记者,我宁愿要新闻记者这个头衔。我只写我所看见的事:我从不采取行动——甚至表达意见也是一种行动。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取凤儿的东西。你们的警察不许她进来。”

“好吧,我们来找找看。”

“谢谢你,维戈特。”

派尔有两间住房,一间厨房和一间浴室。我们走进睡房去。我知道凤儿会把她的箱子放在哪儿——放在床底下。我们一块儿把箱子拖出来,箱子里放着她那些图画书。我从衣橱里取出了她那几件换洗衣服,她的两件漂亮的旗袍和她那几条长裤。

你会有这么一种感觉,认为这些衣服只在那儿挂了几小时,并不属于那儿。它们像一只蝴蝶飞进了房里,只不过暂时经过。在一个抽屉里,我发现了她的几条小三角裤和她收藏的许多头巾。实在没有多少东西来放进箱子去,比在英国一个客人周末出去度假所带的东西还要少。

在起坐间里,有一张她和派尔合影的照片,是在植物园里那条大石龙旁边拍的。

她手上牵着派尔的狗——一条中国黑狗,连舌头也是黑的。这条狗实在太黑了。我把那张照片收进她的箱子里。“这条狗怎么样啦?”我问。

“不在这儿。他也许是带着狗出去的。”

“说不定它会回来,你们可以分析分析它脚爪上的泥土。”

“我不是勒考克,甚至也不是梅格雷,而且这是打仗的日子。”

我走到书架面前,仔细看了一下那两排书——这就是派尔的藏书了。《红色中国的进展》,《对民主的挑战》,《西方的任务卜一这些,我猜想,就是约克·哈定的全部著作。还有不少《美国国会公报》,一本越南成语辞典,一本菲律宾战争史,一本现代文丛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他靠什么来消遣呢?我在另外一个书架上才发现了他的轻松读物:一本袖珍版的托马斯·沃尔夫小说,还有一本神秘的选集叫《人生的胜利》和一本美国诗选。另有一本讲国际象棋难题的书。一天工作之余,这些书似乎并算不了多少消遣,不过说到头,他还有凤儿陪他。藏在那本选集后面,还有一本纸封面的书,叫作《结婚生理学》。也许,他正在研究性的问题,就像他研究东方问题那样,纸上谈兵。关键的词是结婚。派尔是相信卷入进去的。

他的书桌上光光的,什么也没有。“你们倒收拾得很干净,”我说。

“哦,”维戈特说:“我得代表美国公使馆保管这些东西。你知道,谣言传得多么快。说不定有人会来乱拿东西。我把他的所有文件都封存起来了。”他说这几句话时很严肃,甚至连笑也没有笑。

“发现有什么破坏性的东西吗?”

“要是我们的盟友遭到什么破坏,那我们可担当不起,”维戈特说。

“如果我取他一本书留作纪念,你不反对吧?”

“我就装作没有看见。”

我挑选了约克·哈定的《西方的任务》,扔进箱子里,和凤儿的衣裳放在一起。

“你是我的朋友,”维戈特说,“有没有什么可以私下告诉我的吗?我的报告已经全都写好了。说他是给共产党杀害的。也许,这是一场反美援运动的开端。不过,就在你我之间——听着,这样谈话太枯燥无味啦。到街口去喝一杯味美思黑茶和鸡尾酒,怎么样?”

“这会儿太早了。”

“他最后一次见到你时,没有对你吐露出什么秘密吗?”

“没有。”

“那是在什么时候?”

“昨儿早晨。在那次大爆炸以后。”

他停下来,让我深思——我的回答,而不是由他去深思。他直接地问道,“昨儿晚上他来找你时,你不在家吗?”

“昨儿晚上?我一定是不在家。我没有想到……”

“你哪天可能需要一份出境签证。你知道,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不发。”

“你真的认为,”我说,“我想回家去吗?”

维戈特凝视着窗外晴朗无云的大白天。他很伤感地说道,“大多数人都想回家。”

“我很喜欢这儿。在国内——问题可不少。”

“他妈的,”维戈特说,“美国经济专员这就要来啦。”他冷嘲热讽地又说了一遍,“经济专员。”

“我还是走开的好。他会想要把我也封存起来。”

维戈特精神不振地说道,“祝你好运。他可要跟我说个没完没了啦。”

我出来的时候,那位美国经济专员正站在他的柏卡德牌汽车旁边,很费力地向他的司机说明什么。他是一个身体结实的中年人,屁股特别肥大,一张脸光光的就像从来不需要一柄剃刀似的。他大声向我叫道,“福勒。你可不可以向这个倒媚的司机解释一下……?”

我替他解释了。

他说,“我就是这样告诉他的,可是他却总假装听不懂法语。”

“也许是口音的问题。”

“我在巴黎待过三年。我说法语的口音再坏,一个这种倒媚的越南人也该听得懂。”

“是民主之音吧,”我说。

“你说什么?”

“我想,那是约克·哈定写的一本书。”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有点儿怀疑地看看我提着的箱子。

“你这箱子里放着些什么?”他问。

“两条白绸裤子,两件绸旗袍,几条女人的衬裤——我想大概有三条。全都是本地货。不是美援商品。”

“你到这屋子里去过了吗?”他问。

“去过了。”

“你听说到这消息了吗?”

“听说啦。”

“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他说,“真可怕。”

“我想公使一定很不安吧。”

“可不是这样。他这会儿正跟法国高级专员聚在一块儿,他已经要求晋见一次总统。”他拉住我的胳膊,向离汽车远一点儿的地方走去。“你跟派尔很熟,是吗?他会碰上这样的事,我实在想不通。我认识他的父亲。哈罗德·派尔教授——你应该听说过他?”

“没有。”

“他是世界闻名的水下侵蚀学权威。几个月前《时代周刊》封面上刚登过他的照片,你没有看见吗?”

“哦,我想起来了。背景是一座崩溃的岩石,前景是金边眼镜。”

“对了,那就是他。我不得不草拟一封电报,通知他家里。这件事真糟。我很喜欢这个小伙子,就像是我的儿子一样。”

“这就使你跟他爸爸有很深的关系啦。”

他把那双儒湿的褐色眼睛转向着我,说道,“你怎么啦?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怎么这么说……”

“很抱歉,”我说。“人死了,各人的反应全都不一样。”也许他真的很爱派尔。“你在电报里怎么说呢?”我问。

他一本正经地把电文一字一句背给我听:“令郎为民主事业像军人那样牺牲了,特此奉告,并深致哀悼。这份电报是由公使签名发出的。”

“像军人那样牺牲,”我说。“这会不会使人有点儿搞不明白呢?我是说,对于国内的人。经济援助代表团听起来并不像是军队。你们也得紫星勋章吗?”

他压低了声音说,含含糊糊地显得很紧张,“他负有特殊的任务。”

“哦,对了,我们大伙儿全都猜到了。”

“他没有说过,是吗?”

“哦,没有,”我说,这时候又想起了维戈特的那句话,“他是一个文静的美国人。”

“你有什么预感没有,”他问,“他们干吗杀了他?是谁杀的呢?”

我突然一下生起气来了,我厌恶他们这帮家伙以及他们私下贮藏的可口可乐,他们的活动医院,他们的过于宽大的汽车和他们不太新式的枪炮。我说,“有预感他们杀了他,因为他太天真了,不能容他活下去。他年轻,无知,愚蠢,而且给牵扯进去啦。他跟你们每一个人一样,对大局一无所知。你们给他钱,给他约克·哈定写的关于东方的书,又对他说,放手干吧。为民主主义把东方争取过来。他始终没有见过什么他在教室里没有听见过的事情。他读的那些书的作者和他听过的那些演讲人,使他上了大当。当他看见一具死尸时,他连伤口在哪儿都找不着。一场红色威胁,一个民主军人。”

“我原以为你是他的朋友呢,”他用责怪的口气说。

“我是他的朋友。我情愿看见他留在国内,阅读星期日报纸副刊,注视着棒球新闻。我情愿看见他平安无事地跟一个典型的美国姑娘待在一块儿,而那姑娘倒是个读书俱乐部会员。”

他很尴尬地清了清嗓子。“当然啦,”他说,“我忘了那件不幸的事。我是站在你这边的,福勒。他那次搞得很不好。不瞒你说,为了那个女人,我跟他长谈过一次。你瞧,我有这种有利条件,因为我认识派尔教授夫妇。”

我说,“维戈特在等你,”说完就走开了。这时候,他才第一次看见凤儿。当我回头看看他的时候,他还在痛苦而迷惘地注视着我:是一个永远不理解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