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睡得晚,很少中午之前起床。公寓房间晒得很热,床单都被他的汗水浸湿了。起床后,他歪歪斜斜地走到楼梯平台处的小浴室,朝自己脸上泼把水,手指头刷刷牙,就又歪歪斜斜地走回自己的房间。他胡子拉碴头发蓬乱地坐在房间里,吃着房东太太留给他的早饭(这个时辰,黄油已经化了,牛奶里漂浮着小虫子)。吃过饭后,他刮刮胡子,穿上昨天穿过的内衣、昨天穿过的衬衫,还有白衣服(裤子的中缝尖挺得像把刀,因为裤子被放在床垫下压了一整夜)。接着,他再把头发弄湿,梳直溜了。然而,当他收拾利落做好一天的准备时,他却失去了兴致,失去了动力。他重新坐到乱七八糟的早餐桌子旁,开始想入非非。要么,他就是摊开手脚平躺下来,用小刀掏着指甲,等着发生什么事情,等着孩子放学回家。

或者,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一会儿开开抽屉,一会儿用指头摸弄点东西。

他走到一个盒子旁。盒上有房东太太和她已故丈夫的照片。他朝盒子上的玻璃吐点口水,拿出手帕擦了擦。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对夫妇在盒子那局促的小地方里彼此瞪着对方。

他把脸埋到她的内衣里面,轻轻闻着上面熏衣草的味道。

他是个大学里注过册的在读学生,可他根本不去上课。他参加了一个小组,一个其成员都拿自由恋爱做试验的小圈子。有一天下午,他把一个姑娘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对他来说,他本来是应该锁门的,但他就是没有锁。他和那个姑娘做爱。他们还一起睡了觉。

一阵动静把他弄醒了。他知道有人在偷看他们。

他碰了碰那姑娘。她已经醒了。他们两个都赤身裸体,长得漂亮英俊。他们两个都为他们的青春年华感到自豪。他们又做了一次爱。

他自始至终都知道门开着一条缝。那个孩子在偷看他们。他的快感强烈,那姑娘也一样。他们以前还从未体验过如此隐秘的甜蜜感。

他把那姑娘送回家后,没有去整理床铺。他想让那好奇的孩子熟悉做爱的气味。

从那以后,一直到夏天结束之前,每个星期三的下午,他都把那姑娘带到自己的房间里,而且一直是那个姑娘。每一次,当他们分别的时候,房间就显得空空荡荡。每一次,他都知道,那孩子已经蹑手蹑脚地溜了进来,正躲在某处偷看着偷听着他们。

“别再做那事了。”那姑娘悄悄地说。

“做哪事?”

“就那事!”那姑娘小声说道,情欲让她的脸绯红。

“先说两句话吧,”他边说着,边让她说了出来。“大声点,”他说。说几句话会让那姑娘不可遏制地兴奋起来。

他想起了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话:“女人喜欢被羞辱。”

他想到把这一切当成一种趣味培养扔给孩子的时候,这就好比培养一个人对古怪食物的趣味,比如牡蛎或牛羊的内脏。

他质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历史正在走向终点;旧账簿很快就要被扔进火里烧掉;在新旧即将交替的这段停滞不动的时间里,一切事情都是允许的。他特别不相信自己的答案,但也不怀疑它。这很管用。

要么,他就对自己说:这是彼得堡夏天的错儿———这些冗长炎热、无聊透顶、苍蝇嗡嗡撞击窗玻璃的下午,这些四处都是蚊子没完没了嗡嗡叫的夜晚,都是它们的错儿。让我最终度过这夏天,再过完冬天,然后,春天来临的时候,我要启程去瑞士,到山里边去,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他和房东太太以及她的女儿一起用餐。某个星期三的晚上,他假装兴高采烈的样子倚靠在桌边,把孩子的头发弄得乱糟糟的。她跑开了。他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洗手。他意识到她已经不经意间嗅到他做爱后的气味。她红着脸,脑子里乱糟糟的,弯腰洗着盘子,不愿正视他的眼睛。

他用清晰的笔迹仔细写下这一切,没有删去一个字。他在今天写作的过程中,才体会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肉欲的快感———笔尖的感觉中,拇指的弯曲过程中,有种温暖舒适的感觉。不光如此,在轻柔地移手动作中,感觉似乎更加舒服些;页面上布满了他那恰到好处的不变的字体。规规矩矩的字母。

安妮娅,安娜·斯尼特金娜成为他的妻子前,是他的秘书。他雇她来整理他的手稿,后来就娶了她。天仙般的女孩,被他唤来整理他那潦草不清、乱成一团的文字。她把这些文字纺成了一根金线。倘若说他今天写得很清楚的话,那是因为他不想再让她的眼睛来仔细辨认了。他在为自己写作。他在为永恒写作。他在为故人写作。

他坐在那里平静如水。同时,他又是个置身于旋风中的人。螺旋形上升的怒吼撕裂了他旧日生活的片断。纸张的旋涡在他周围飞腾盘旋。他生来就在地球的高空之上,经受风吹浪打。在挣脱掉狂风的控制之前,在他开始坠落之前的那一瞬间,他得到允许,可以表明自己的平静和透明。世界在他身下展开,仿佛一幅打开的地图。

来自狂风的文字。四散的叶子。他收拾好它们。分裂的躯体,他重新组装起它们。

有人敲门。外面站着身穿睡衣的马特廖娜。乍一看来,她跟她母亲简直如出一辙。“我可以进来吗?”她声音沙哑地说。

“你的嗓子还疼吗?”

“嗯。”

她坐在床上。即便隔的距离很远,他依然能感觉到她紊乱的呼吸。

她为什么坐在那里?难道她想安静一会儿?难道她也筋疲力尽?

“以前,巴维尔写作的时候,他常常那样坐着,”她说。“我进来的时候还以为你是巴维尔呢。”

“我正在忙我的事,”他说。“我不停下来,你不介意吧?”

她静静地坐在他前面,看着他写。房间里的空气就像带了电,连尘埃都仿佛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

“你喜欢你的名字吗?”过了一会儿,他静静地问道。

“我自己的名字?”

“是的。马特廖娜。”

“不喜欢。我恨这个名字。这名字是我父亲给我起的。我搞不懂为什么我必须叫这个名字。我奶奶也叫这个名字。她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

“我给你起个别的名字吧。叫杜莎。”他找出张纸,在纸的上方写好,给她看了看。“你喜欢吗?”

她没有吱声。

“巴维尔究竟出什么事?”他问。“你知道吗?”

“我想……我想他是自杀了吧。”

“为什么自杀了?”

“为了将来吧。这样,他就能成为烈士中的一员了。”

“烈士?什么是烈士?”

她迟疑了一下。“就是为了将来献出自己生命的人。”

“那,那个芬兰姑娘也是个烈士?”

她点了点头。

他颇为惊讶。巴维尔死之前是否也会常常讲这些套话。第一次他脑子闪过这个念头,巴维尔是可能死了更好。既然他想到了这个念头,他就该直接面对它,而不是否认它。

一场战争:老年人对青年人;青年人对老年人。

“现在你得走了,”他说。“我要工作。”

他另起一页,在顶头的地方写下孩子两个字,接着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