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苍白发亮,太阳低低升起,浮出梅夏斯卡娅街拥挤的街巷,他不由自主闭上双眼。痉挛眩晕过去了,他几乎渴望起那种被人蒙住双眼,被一只手牵着走的惬意来。

他厌倦彼得堡这些祸乱。德累斯顿如同平和的珊瑚岛召唤着他———德累斯顿,他的妻子,他的书本,他的稿纸,只有家里才有的上百种小小惬意,更不消说在这当中穿上崭新内衣的快乐了。但是,没有护照,他无法离开!“巴维尔!”他低声唤道,重复着这个充满魔力的名字。可是,从逻辑推理上说,他与巴维尔之间已经彻底断了联系。现在,攫住他的不再是对巴维尔的回忆,甚至也不是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而是巴维尔的出卖者给他掘出的小阴沟。他不准备向左拐,拐向蜡烛街的方向。相反,他朝右拐去,朝着萨多沃伊街走,朝着警察局走。他焦躁不安,心里巴望着涅恰耶夫在后面钉他的梢,暗中监视他。

接待室像先前那样拥挤不堪。他在队伍中排好。大约二十分钟后,他排到了那张桌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按规定来报告,”他说。

“按谁的规定?”桌子那儿的办事员是个年轻人,身上甚至没穿警服。

他愤怒得朝前挥舞着手。“我怎会知道向谁报告?你们规定我来这儿报告。现在,我要报告。”

“您请坐,有人会接待您。”

他气得唾沫星子乱飞。“我不需要接待,我来这儿就够了!你们已经看到一个大活人站在这里,你们还要我做什么?还有,没座位,你让我坐在哪儿?”

在他的火气面前,办事员明显退缩了。屋子里的其他人好奇地看着他们。

“把我的名字写下来就可以结束了!”他蛮横地说。

“我没法只写下一个名字,”办事员公事公办回答他。“我怎么知道写下的就是您的名字呢?让我看看您的护照。”

他憋不住自己的火气。“你们没收了我的护照,这会儿倒要让我自己生造出一本来!多么荒谬!让我见马克西莫夫督导!”

要是他以为办事员会被马克西莫夫督导的大名吓倒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马克西莫夫督导不在。您最好坐下来平静一下。有人会接待您的。”

“什么时候?”

“我怎么知道?不光您一人有麻烦。”他朝拥挤不堪的房间指了指。“无论如何,有怨的话,按正常的程序走,都要写个书面的东西交上来。没有书面的东西,我们没法办事。听说话,您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当然应该明白这一点。”话毕,他就转向队伍中的下一个人。

毫无疑问,他心里会这么想,要是此刻能让他见到马克西莫夫,他会用涅恰耶夫去换取自己的护照。要是他犹豫一点儿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相信自己被出卖了———被他自己出卖了,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卖了———而这恰恰是涅恰耶夫所期望的。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糕,他们会更深地搅和在一起?涅恰耶夫那些多得过分的冷嘲热讽背后,那些讥讽他会去告发的言辞背后,有没有可能是故意迷惑他压制他呢?他每想到一点,就觉得自己被击败了。被击败了,也许是他有意想使自己被击败———被一个玩家击败。而这个玩家,从他认识他的那一天起,甚至更早,就意识到降服他人的乐趣所在———筹谋、唆使、诱骗———竭尽所知去套牢他。对于自己愚蠢到家的被动,对于自己意识上的半推半就,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呢?

巴维尔的情况亦是如此?在他内心最最深处,作为继父的儿子,他会易于受到花言巧语般承诺的诱惑吗?

涅恰耶夫说到金融家,把他们比作蜘蛛。可此时此刻,他感觉自己恰恰是涅恰耶夫蜘蛛网里的一只苍蝇。他能想到的蜘蛛,比涅恰耶夫更大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坐在桌子后面的蜘蛛马克西莫夫,吧嗒着嘴唇,盘算着他的下一个猎物。他希望自己能把涅恰耶夫当一顿美餐,活吞了他,咬碎他的骨头,吐出干巴巴的残渣。

这么看来,在一番自我满足之后,他已经堕落到这些渺小之极的报复中去了。他到底能堕落到多么低的地步?他想起马克西莫夫的评论:在这样的年纪,保佑女儿们的父亲吧。倘若有儿子的话,做父亲的最好别在身边,就像青蛙和鱼的关系。

他在脑海里描画了蜘蛛马克西莫夫在家里的情境。他的三个女儿们烦着他,下巴蹭着他,轻轻地嘘他,小心翼翼地对着他看,以不惹急了他为准。

他一直希望阿波隆·迈科夫快些给他答复;可公寓的看门人信誓旦旦地说,他没有收到任何信件。

“你能肯定我的信发出去了吗?”

“别问我啊,问问那个送信的男孩。”

他试图找到当初送信的那个男孩。可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他该再写封信吗?倘若迈科夫收到了他的第一封求救信,却对他置之不理,他难道就不会拒绝第二封求救信吗?他并非是乞丐。可是,眼前的现实的确令人不快,日复一日,他要仰仗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施舍度日。这消息会传出去。倘若现在还没有传出,将来到了人人都知道的时候,恐怕会有半打的债主不会再借钱给他的。身无分文的状态也不会保护到他:一个狗急跳墙的债主,很轻易地就能估算出价码,估出他的妻子、他的家庭,甚至他的作家同道为了帮他洗刷耻辱能够筹出的钱数来。

更多的理由需要他逃离彼得堡!他必须重新拿回自己的护照。要是那样还不行的话,他必须冒险用伊萨耶夫的证件再走一趟。

他答应过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去看看那生病的孩子。这会儿,他发现凹室那儿的帘子拉开了,马特廖娜正在床上坐着。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了问。

她没有吱声,出神地想着心事。

他走近些,把手搭在她额头上。她两颊有些红点儿,呼吸很弱,可并没有发烧。

“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她慢腾腾地开口,眼睛没有看他。“死会让人痛苦吗?”

他颇为诧异,诧异于她想问题的角度。“我亲爱的马特廖莎,”他安慰她说,“你不会死的!躺下来睡一小会儿,醒来你就会觉得好些的。用不着几天,你就能回学校上课了———你听到医生这么说了吧。”

他边说,马特廖娜边摇头。“我不是说我,”她说。“会痛苦吗———你知道———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

他知道这会儿她是认真的。“此时此刻?”

“是的。不是说已经死了,而是面对死的时候。”

“当你知道你会死的时候?”

“是的。”

他心里充满感激。这些天来,马特廖娜一直躲着他,对他不冷不热,孩子气地沉浸在自己的怨恨中。她内心深处藏着对巴维尔的珍贵记忆。她始终在排斥他。现在好了,她重新恢复到先前的样子。

“动物们不会觉得死有多么难,”他的语调舒缓柔和。“我们也许得跟动物们学学。也许,这就是动物们能和我们在大地上共处的原因———它们向我们展示了生和死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

他顿住,接着又说下去。

“死亡最让我们害怕的还不是痛苦。最让我们害怕的是丢下那些爱我们的人,独自上路。不过,事实不是那样的,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死的时候,心里会装着我们爱的那些人一起走。所以,巴维尔死的时候,他心里装着你,装着我,也装着你的妈妈。现在,他还装着所有我们这些人。巴维尔并不孤单。”

马特廖娜依然呆呆地出神。她若有所思地说:“我不是在想巴维尔。”

他心神不宁。他弄不懂。不过,这种情绪瞬间即逝,他意识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太多了。

“那么你在想谁呢?”

“想上周六在这儿的那个女孩。”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个。”

“谢尔盖·根纳德维奇的朋友。”

“那个芬兰姑娘?你是说因为警察把她带走了吗?你大可不必躺在这儿为那件事担惊受怕!”他把她的手拉到自己手里,向她保证似的拍着。“没人会死的!警察不会杀人的!他们会把她遣返回卡累利阿的,就是那样。最坏的结果就是把她投到监狱里,关上几天。”

她抽回自己的手,掉头看着墙。他逐渐明白一点,即便是到现在,他还没有全搞懂她。她可能不会再要求他作出保证,可能还没能从小孩子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实际上,她是在转弯抹角地告诉他一些他并不知道的事情。

“你是担心她会被处死吗?你所担心的就是这个吗?因为你知道她做过些什么事?”

她摇了摇头。

“那你就必须告诉我了,我再也猜不出来了。”

“他们都发过誓,他们是决不能让人抓住的。他们发誓被抓住之前就先自杀。”

“发誓并不难,马特廖莎,难的是执行它们。尤其是你的朋友已经跑掉了,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生命是宝贵的,她保自己的命是对的。你不必责备她。”

她眼睛亮了一下,接着就出神地摆弄起床单来。她边摆弄边喃喃开口,头低着。他几乎听不到她在说什么。“我给了她毒药。”

“你给了她什么?”

她把头发掠到一边。他看清楚她一直藏匿的东西:轻微之至的笑意。

“毒药,”她说,声音依然很轻。“毒药会让人很痛苦吗?”

“可你是怎么给她的呢?”他问道,迅速在记忆中搜寻着什么。

“给她面包的时候给的。没人看见。”

他回想起当时让他颇感诧异的场景:过时的屈膝礼,给囚犯送上食物的一幕。

“她知道吗?”他嘴巴干干的,低声问道。

她点点头。现在,他想起当时那个芬兰姑娘得到食物时是多么僵硬,多么不领情。他当时没法去质问她。

“可你在哪儿弄到毒药的呢?”

“谢尔盖·根纳德维奇留给她的。”

“他还留下了什么?”

“旗子。”

“旗子和什么?”

“还有些别的东西。他要我保管好它们。”

“给我看看。”

孩子爬下床,跪下,在床垫里摸索了一番。她摸出一个帆布包着的小包。他在床上打开小包,里面是一枝美国造的手枪和几个子弹夹。还有一些传单,一只用长丝线扎着的棉布小钱包。

“毒药就在这里面,”马特廖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