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还未大亮,达比-肖清晨醒来,醉意似乎没有消尽。在法学院度过15个月之后,她的脑子停下来休息绝对不超过六个小时。她常常在破晓之前起床,因此她无法跟卡拉汉睡得安稳。性爱的欢乐是不在话下的,睡觉则经常是拿枕头和被单拉来抢去的拔河战。

    她两眼望着天花板,不时听见他在威士忌酒招致的昏迷中发出鼾声,被单像绳子一样卷在他的膝盖上。她,身上毫无遮盖,不过她倒不觉得冷。10月的新奥尔良天气仍然闷热。混浊的空气从下面多芬街上升,越过卧室外边的小阳台,从开着的落地长窗进来。初露的晨曦也跟随它一同进入室内。她站在门里边,披了件毛巾布的长袍。太阳正在升起,但是多芬街还是黑漆漆的。她觉得口干。

    在楼下厨房里,达比煮了一壶浓浓的法国市场牌咖啡。微波炉上发出蓝色亮光的数字告诉她现在是6点缺10分。像她这么一个酒量不大的人,跟卡拉汉共同生活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斗争。她的最大酒量是三玻璃杯酒。她没有律师执照,也没有职业,每晚喝酒是负担不起的。她的体重是120磅,她下决心不让它高上去。

    她灌下三杯冰水,然后倒满一杯咖啡。她开亮了电灯,走上楼梯,轻轻回到床上。她按动遥控器,开了电视,突然看见总统坐在办公桌后面,穿一件棕色羊毛衫,没系领带,看起来有点奇怪。这是全国广播公司的特别新闻报道。

    “托马斯!”她拍拍他的肩头。没有动静。“托马斯!醒醒!”她摁了一个按钮,音量大吼。总统说了声早安。

    “托马斯!”她头朝着电视。卡拉汉脚踢被单,坐了起来,擦擦眼睛,使头脑清醒过来。她递给他咖啡。

    总统有不幸的消息。他的眼睛疲惫,神情悲伤,但是丰满的男中音中显出了信心。他有讲稿,但并没有使用。他专注地看着镜头,向美国人民说明了昨天晚上发生的震撼人心的事件。

    “天哪,”卡拉汉嘀咕。总统宣布了亚伯拉罕-罗森堡的死讯,并立即发表了辞藻华丽的悼词。泰山北斗,硕果仅存,他如此称颂他,总统用词有点牵强,但用真挚的感情去颂扬一位在美国最受人憎恨的人物的非凡的经历。

    卡拉汉看着电视,目瞪口呆。达比张大眼睛,看得出神。“真叫人难受,”她说。她坐在床头,好像冻僵在那里一样。总统是根据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意见讲话,卡拉汉指出,它们两家都认为二人的遇害是有联系。总统已经下令立即彻底查究,惩治凶犯。

    卡拉汉坐得笔直,被单盖在身上。他眨眨眼睛,用手指梳理了一头乱发。“罗森堡?遭暗杀?”他喃喃自语,两眼注视荧屏。他头脑里的迷雾立即廓清,头痛并没有消失,只是他已感觉不到。

    “你瞧他的羊毛衫,”达比边说边喝咖啡,注视着总统化妆浓厚的橙黄面孔,光彩照人的银发敷贴得一丝不苟。他相貌不凡,嗓音悦耳动听,因此他能在政坛上飞黄腾达。他额头的皱纹攒成一堆,说到了他的亲密友人格伦-詹森大法官,他就更加显得悲戚了。

    “蒙特罗斯戏院,半夜时候,”卡拉汉学着他说。

    “它在哪儿?”她问道。卡拉汉在乔治城读完法学院。

    “说不准。不过我想它是同性恋常去的地方。”

    “他是同性恋吗?”

    “我听到过传说。没问题。”两个人都坐在床头,腿上盖着被单。总统宣布命令,全国哀悼一周,降半旗。联邦政府机关明天一律停止办公。丧礼安排尚未就绪。他东拉西扯又说了几分钟,仍然是深感悲痛,甚至悲痛欲绝,很有人情味。讲话结束,照旧是一脸老祖父的笑容,那笑容表现出完全的信心、智慧和保证。

    卡拉汉关掉了电视机,走到法国式落地窗口,清晨的空气显得深浓了。“没有嫌疑犯,”他咕哝道。

    “我能想到的至少有20人,”达比说道。

    “是啊,可是为什么他们二人同时遇害?罗森堡容易理解,那么詹森又是为了什么?岂不莫名其妙。”卡拉汉在近门的柳条椅上坐下,抓挠头发。

    “我给你再来点咖啡,”达比说。

    “不用,不用。我清醒了。”

    “你的头痛呢?”

    “只要我再睡上三个小时,就会好的。我想今天不去上课。心情不好,没法上课。”

    “好极了。”

    “见鬼。我没法相信。九个人中有七个人是共和党选拔的。”

    “他们首先要得到参议院同意。”

    “十年之后,宪法就会面目全非,我们再也认不得了,真不像话。”

    “他们就是因此而被杀害的,托马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集团,需要有一个不同的最高法院,一个由保守派占绝对多数的最高法院,明年要大选。罗森堡是91岁,也许还不止。曼宁是84岁。扬特已经80出头。他们可能马上就死,也可能再活上十年。民主党的人也许会当选总统。干吗要碰运气?现在杀悼他们,离开大选还有一年。如果有谁作此想法,完全合情合理。”

    “可是为什么杀死詹森?”

    “他是个叫人难堪的角色。而且,显而易见,他是个容易下手的目标。”

    “是的,他基本上是个温和派,偶尔会有左倾的冲动。而且,他还是共和党总统提名的。”

    “你要一杯红玛丽酒吗?”

    “好主意。等一分钟。我正在捉摸。”

    达比斜倚在床上,喝着咖啡,眼看着阳光透进了阳台。“你想吧,托马斯。时机选得十分美妙。当选连任,两个大法官的提名,党派政治,等等。但是再想一想当前的暴力和激进派、狂热分子、保护生命派和反同性恋分子,雅利安派和纳粹分子、想一想所有这些会动手杀人的派别,所有这些向最高法院发出的威胁,而某一个无人知晓、毫不惹眼的集团要把他们一下干掉,难道这不正是绝好时机。这件事确实可怕,但是时机的选择确是高明。”

    “那么这个集团是谁?”

    “谁知道呢。”

    “地下军?”

    “他们不见得是不惹眼的。他们已杀害了德克萨斯州的费尔南德斯法官。”

    “他们不是用炸弹吗?”

    “是啊,是使用塑料炸弹的专家。”

    “把他们揪出来。”

    “现在还不到揪出谁的时候。”达比站起来,重新束好睡袍。“好吧。我给你调一杯红玛丽。”

    “除非你跟我一起喝。”

    “托马斯,你是教授。你可以不想上课就不去上课。我是学生,而且……”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不能再缺课了。”

    “我要给你的宪法课一个不及格,如果你不再缺课,不跟我一同醉酒。我有一本罗森堡判决意见的书。我们一同读它,一同喝红玛丽酒,再喝别的酒,还有别的。我很想念他。”

    “9点钟我有联邦程序课,我不能缺这堂课。”

    “我想打电话给院长,把所有的课都停掉。你该肯和我喝酒了吧?”

    “来吧,托马斯。”他跟随她下楼到厨房去,喝咖啡,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