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上午天气晴朗。佩顿-赖斯基一踏上证人席,我立刻把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交给他,请他大声朗读。他读完后我问道:“赖斯基先生,在你这位专家看来,大利公司的这种反应是公正合理的吗?”

    他事先已有准备。“当然不是。这是骇人听闻。”

    “是令人震惊的,不是吗?”

    “是。不过,我听说这封信的作者已不再在大利公司工作啦。”

    “谁告诉你的?”我惊疑地问。

    “嗯,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公司里的什么人吧。”

    “这位公司里的什么人也告诉过你克罗基特不再在公司工作的原因吗?”

    “我记不清了。可能与这封信有关吧。”

    “可能?你对自己的话有无把握?或者仅仅是猜测?”

    “我真的记不清啦。”

    “谢谢你。这一位公司里的什么人,有没有告诉你:克罗基特先生是在他将为本案提供证词两天前离开公司的?”

    “没有。”

    “你不知道他离开的原因?”

    “不知道。”

    “好。我本以为你是想向陪审团暗示,他离开公司是因为他写了这封信呢。你没有想做这样的暗示吗?”

    “没有。”

    “谢谢你。”

    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想用工作手册的问题扳倒赖斯基将是个错误。这样的想法有好几个道理。第一,这一证据早已在陪审团面前亮过。第二,这一证据第一次出现时场面极富戏剧性,方式极为有力,亦即:洛夫金撒谎时当场被拆穿。第三,赖斯基能言善辩,难以制服。第四,他已为这一袭击做好准备,守住自己的阵地较易。第五,他将抓住这一机会把陪审员们搞得更加糊涂。而最重要的是,这要花许多时间。就工作手册和统计数字与赖斯基争论不休,一天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结果是我会白白浪费一天,毫无进展。

    “谁为你支付工资,赖斯基先生?”

    “我的雇主,全国保险同盟。”

    “谁为全国保险同盟提供经费?”

    “保险业。”

    “大利公司对全国保险同盟有捐赠吗?”

    “有。”

    “捐赠多少?”

    他朝德拉蒙德瞧了瞧,德拉蒙德早已立起。“反对,大人,这与本案无关。”

    “反对驳回。本庭认为大有关系。”

    “捐赠多少,赖斯基先生?”我又追问道。

    他显然不想作答,因而显得十分拘谨。“每年1万美元。”

    “原来他们给你的钱比给唐尼-雷-布莱克的多哇。”

    “反对!”

    “反对有效。”

    “大人,我很遗憾。刚才这句话我收回。”

    “我方强烈要求把这句话从记录中取消,大人。”德拉蒙德怒气冲冲地说。

    “同意取消。”

    我停了一下,让对方平平火气。“我很抱歉,赖斯基先生。”我谦卑地说,满脸是悔恨的表情。

    “你们所有的钱都是保险公司提供的吗?”

    “我们没有其他经费来源。”

    “向全国保险同盟提供经费的保险公司总共有多少家?”

    “220家。”

    “那么去年捐赠的总数是多少呢?”

    “600万美元。”

    “你们就是用这笔钱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的?”

    “是的,我们做一点儿游说。”

    “你在本案中作证,是不是另有报酬呢?”

    “没有。”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因为大利公司和我联系,请我前来作证。”

    我很慢很慢地转过身,指着多特-布莱克说:“赖斯基先生,你能看看布莱克太太,直视着她的眼睛,告诉她:大利公司对她儿子索赔要求的处理,是公平合理的?”

    他迟疑了一两秒钟,才把目光投向多特,他别无选择。他点了点头,干干脆脆地说:“是的,确实是公平合理的。”

    我当然早已料到他会这么说。我只是想用这富于戏剧性的方式,迅速结束赖斯基的作证,但我并未指望这会产生喜剧效果。然而,坐在前排中间的三号陪审员,那位壮壮实实的51岁的黑人妇女比维蒂-哈德威太太,听到他这荒谬的回答以后,却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她笑得非常突然,显然不是出于故意,因为笑声一出;她又同样突然地迅速把它刹住。她双手捂着嘴,紧紧地咬着牙齿,缩着下巴,目光慌乱地左看右看,看看究竟造成了多大危害。可她的整个身体仍在不停地轻轻抖动。

    对哈德威太太十分不利而对我们却十分有益的是,她的笑声具有很强的传染力。坐在她身后的兰森-佩尔克先生,像是被什么东西触着了痒处,顿时也咯咯地笑了起来。坐在她邻座的伊拉-费伊-索尔特太太同样在捧着肚皮。不到几秒钟,整个陪审席上笑声响成一片。有几位陪审员瞟着哈德威太太,似乎在默默地责怪她这个恶作剧的罪魁祸首。其他陪审员则直视着赖斯基,又好笑又好气地摇着头。

    赖斯基成了众人的笑柄,当然非常不快。他低垂着头,一门心思地研究地板。德拉蒙德此刻可能也很痛苦,但他干脆摆出一副置之不理的架势。他手下那几个聪明伶俐的年轻雄鹰,一个个都把鼻子埋在材料和书籍堆里,谁也不肯露出漂亮的小白脸。阿尔迪和昂德霍尔两位则专心地考察脚上的袜子。

    基普勒本人也很想笑。他宽大为怀,让这一小小的喜剧持续了一会,等笑声渐渐停息时,才敲响了他的小木槌,仿佛是以此来正式记录下这一事实:陪审团对佩顿-赖斯基的证词确曾一笑置之。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那可笑的回答,那爆出的哈哈笑声,那对笑声的竭力克制,那咯咯咯咯哧哧哧哧,那表示怀疑的摇头,这一切只不过持续了几秒钟。但我发现这使陪审员们的心情得到了一定的宣泄。他们想纵情大笑,想表达怀疑,并且以哪怕是短短的这一瞬间,却足以向赖斯基和大利公司表明陪审团对自己的所闻的真正感受。

    尽管这一切转瞬即逝,这却绝对是一个黄金时刻。我望着他们微笑,他们望着我微笑。他们相信我的证人句句是真,而德拉蒙德的证人句句是假。

    “没有别的问题啦,法官大人。”我用厌恶的口吻说着,仿佛再也不愿和这个满口谎言的流氓继续纠缠。

    德拉蒙德显然大感惊讶。他还以为我会把全天的时间用来盘问赖斯基,在工作手册和统计数字上跟他磨蹭呢。他翻了翻手上的材料,和T.皮尔斯咬了一下耳朵,站起来说:“我方下一个证人是理查德-佩洛特。”

    佩洛特是领导杰基-莱曼西支克的高级理赔监理。我录取他的证词时,他气势汹汹,是一只地道的好斗公鸡。因而现在他那副恶狠狠的模样,我当然丝毫不以为奇。他是杰基的顶头上司,他们指望由他来朝杰基头上泼一盆脏水。

    他46岁,中等身材,挺着个啤酒肚,头上的毛已剩下不多几根,五官歪斜,满脸黄褐斑,带着一副又笨又大的眼镜。在这条可怜虫的身上,找不到一点吸引人的地方,但他对此显然不放在心上。要是他说杰基-莱曼西支克不过是个也曾极力想勾引他上床的娼妇,我敢打赌,陪审员们准会再次哄堂大笑。

    佩洛特脾气暴躁,对一个在保险公司理赔部工作了多年的人来说,这种性格实属正常。与一般的收账员相比,他对人的态度好不了许多,根本不会向陪审团表示出任何善意或信任。他在公司里不过是个不上档次的老鼠,在同一个立方体的笼子里已经干了多久,大概只有他还记得清楚。

    但现在他却是他们手上的王牌!不管是阿尔迪,还是洛夫金,或是基利,都已经失去了陪审团的信任,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虽然德拉蒙德的证人名单上公司总部的雇员还有五六个,但我怀疑他是否会把他们全部传上庭。他们能说什么呢?那两本手册纯属子虚乌有?他们公司没有撒谎没有隐瞒文件?

    德拉蒙德和佩洛特按照排练过多次的脚本,一问一答了半个小时,对理赔部没日没夜的辛勤劳动做了更多的介绍,对大利公司为公平对待投保人而进行的英勇努力做了更多的赞美,而陪审员们则又打了更多的呵欠。

    基普勒法官决定制止这种无聊的把戏。他打断了他们的双簧,问道:“律师,你别老在原地踏步行不行?”

    德拉蒙德装出吃惊并受到伤害的样子说:“可是,法官大人,我有权对证人进行彻底的盘问嘛。”

    “你是有这个权利。可是他说的那些事,陪审团早就听说过啦。别再重复啦。”

    德拉蒙德简直无法相信法官会说出这样的话。他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仿佛法官专门有意找他的茬,可装得并不怎么成功。

    “我不记得你曾经催促过原告的律师嘛。”

    这句话他说得很不妥当。他这是在火上浇油,而且即使他真想比试比试,也是挑错了对象。“那是因为贝勒先生没有让陪审团打瞌睡,你明白吗,德拉蒙德先生?现在继续!”

    哈德威太太那阵突然爆发的哈哈笑声,以及随之而起的喜剧场面,已经使陪审员们明显地不像原先那么严肃。他们现在已经苏醒过来,时刻准备再从被告方证人的证词中找点乐。

    德拉蒙德狠狠地瞪了基普勒一眼,仿佛是说以后再找他算账,把事情摆摆平。他又继续提问。佩洛特坐在那里活像只癞蛤蟆,歪着秃头,眼睛半睁半闭。错误嘛确实是有的,佩洛特怀着淡淡的悔恨承认道,不过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而且,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主要的错误都是那个喜欢乱搞的年轻女人,也就是杰基-莱曼西支克造成的。

    在讨论一些无关大局的文件时,佩洛特对布莱克的索赔申请又谈了几句。他从来没有接触过那几封拒赔的信,他倒是在与之无关而且并不重要的文书上面化了大量时间。

    “德拉蒙德先生,”法官板着面孔打断了他们的二重唱。“我已经跟你说过,要谈实质性的问题。这些文件可以让陪审团作为证据进行研究嘛。这位证人的证词,别的证人早已说过几遍啦。别再磨来磨去啦!”

    德拉蒙德的感情因此受到了伤害。他受到了一位偏心的法官的训斥,此人一个劲儿专挑他的刺。他使劲地克制自己,可他的表演却欠点儿水平。

    在涉及理赔工作手册时,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战略。佩洛特说,这只不过是一本平平常常的书而已。他本人已不知有多久没有看过这本该死的东西。由于不断地修改,大多数老资格的理赔员根本连看都不看。德拉蒙德向他展示了U节,可这个流氓居然说,他以前从未见过有这一节。这一节对他毫无意义。对他手下的那些理赔员毫无意义。就他本人而言。他从未听说有哪位理赔员不嫌麻烦翻阅过理赔手册。

    那么,索赔要求究竟是如何处理的呢?佩洛特向我们一一道来。在德拉蒙德的导演下,他以一个假定的索赔申请为例,按照正常的渠道,一步一步演解下去。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备忘录,数不尽的步骤。他的语调一直是那么平淡,直把陪审员们听得厌烦至极。坐在后排的8号陪审员莱斯特-戴斯已经进入了梦乡,其他人则是呵欠不断,眼皮下沉,在拼命地和瞌睡斗争。

    这种现象并没有逃过人们的注意。

    如果说佩洛特由于未能在陪审团面前一鸣惊人而有所不快,他也没有丝毫流露。他的声调没有变化,他的举止依然如故。只是临到末尾,他才对杰基-莱曼西支克的情况,做了一点令人警觉的披露。大家都知道她有酗酒的毛病。上班的时候常常是一身酒味。她工作中的失误比谁都多。她越来越不负责,被解雇是不可避免的。她那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怎么说?

    在这个问题上,佩洛特和大利公司不得不小心翼翼,因为这件事在另一个日子在另一个法庭上将做专门讨论,他们在本案中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列入记录,保留到将来再派用场。所以,他们没有把她说成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人上床的荡妇,而是采取了一个高明的策略。

    “我对此确实是一无所知,”佩洛特说,从而在陪审团心目中赢得了一分。

    他们又磨了一段时间,直到将近中午,才轮到我盘问佩洛特。基普勒本想休庭吃饭,在我保证用不了多长时间之后,他才勉强同意让佩洛特继续作证。

    我从他签字的给多特-布莱克的一封拒赔信开始。这是那第四封拒赔信,根据的理由是:唐尼-雷的白血病是保险之前的“先存情况”。我要他向陪审团朗读,并且承认是他写的信。我要他解释发出此信的目的,而他当然是无法解释的。这封信本是佩洛特和多特-布莱克两人之间的交往,从来就没有准备拿出来公开,更没有准备在此法庭上公开。

    他谈到了杰基错填的一份表格,又谈到了与克罗基特先生之间的一次误解。唉,真该死,整个地就是个错误。而他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现在感到遗憾,你不觉得为时过晚了吗?”我问。

    “我想是。”

    “你发出这封信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还会再发出4封拒赔的信吧?”

    “不知道。”

    “那么,这封信是作为给布莱克太太的最后一封拒赔信发出的-?”

    这封信里有“最终拒绝”几个字。

    “我想是。”

    “是什么导致了唐尼-雷-布莱克的死亡?”

    他耸耸肩。“白血病。”

    “又是什么疾病促使他提出索赔申请?”

    “白血病。”

    “你在信中提到的‘先存条件’指的是什么?”

    “流感。”

    “他是什么时候患的流感?”

    “我记不起来啦。”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档案拿给你看一看。”

    “不,不必啦。”只要我不拿档案,他怎么都成。“我想是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

    “那么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患过流感,亦即在购买这张保单之前,而在申请投保时没有提到。”

    “对。”

    “现在请你告诉我,佩洛特先生,根据你从事理赔多年的经验,你有没有见过流感的发作会与5年以后患急性白血病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只可能有一种回答,但他却不想说。“我不这样认为。”

    “这是否意味着你没有见过?”

    “是。”

    “那么,那次流感与后来的白血病无关-?”

    “是。”

    “那么你在那封信中说的是谎话-?”

    他在那封信中当然撒了谎。他现在若说当时未撒谎,那他就是在继续撒谎。陪审团会看得一清二楚。他已落入陷阱,但德拉蒙德事前帮他做了准备。

    “那封信是个错误。”佩洛特答道。

    “是撒谎还是错误?”

    “错误。”

    “一个帮助杀死了唐尼-雷-布莱克的错误?”

    “反对!”德拉蒙德在座位上吼道。

    基普勒沉思了一会。我料到德拉蒙德会表示反对,而且我估计法官会判反对有效。可法官大人却另有主意。“反对驳回。回答问题。”

    “本律师对这个问题再次表示反对,并要求列入记录。”德拉蒙德愤怒地说。

    “知道啦。请回答问题,佩洛特先生。”

    “这是一个错误,我只能说到这里。”

    “不是撒谎?”

    “不。”

    “你在陪审团面前作证的证词怎么样?是充满谎言还是错误?”

    “既无谎言,也无错误。”

    我转身指着多特-布莱克,眼睛望着证人说:“佩洛特先生,作为高级理赔监理,你能直视着布莱克太太的眼睛对她说,你们公司对她儿子的索赔申请处理是公平合理的?你能这样说吗?”

    他在座位上不安地扭来扭去,眯着眼睛,皱着眉头,望着德拉蒙德求助。然后他又清了清嗓子,竭力装出一副受人冒犯的样子说:“我想谁也别想强迫我这么干。”

    “谢谢你。我问完啦。”

    不到5分钟,我已结束了对他的话问,而被告律师们还在低头奋笔疾书。他们本以为我盘问赖斯基要用今天一整天,而把明天用来折磨佩洛特。可我却不想在这些小丑身上浪费时间。我要打动陪审团。

    基普勒宣布中午休息两小时。我把列奥拉到一边,交给他一份追加的6位证人的名单。

    “你在搞什么鬼名堂?”他问。

    “6位医生,全是本市的,全是肿瘤专家。你要是让你那个冒牌医生上场,他们全都愿意随时出庭作证。”德拉蒙德把骨髓移植手术说成仍处于试验阶段,他的这一策略激怒了瓦尔特-科德。他给伙伴和朋友们施加了压力,他们已做好出庭作证的准备。

    “他可不是冒牌医生呀。”

    “他是冒牌医生,这你清楚。一个从纽约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来的疯于。我这儿却是6个本地的伙计。你让他上,那一定很好玩。”

    “在审前命令上没有这些人的名字。你这样突然袭击,太不公平了。”

    “他们是进行反证的证人。你找法官叫去吧。”我说完转身就走,他独自站在审判席前,呆呆地盯着我的那份名单。

    下午开庭之前,我坐在原告席附近,与瓦尔特-科德医生以及他的两位伙伴闲聊。德拉蒙德请来作证的那个冒牌医生密尔顿-杰飞,独自一人坐在被告席后面那一排的座位上。律师们正在为下午的审讯忙着做准备,我把德拉蒙德请到身边,将科德的两位朋友介绍给他。这是一个难堪的时刻,他们的露面显然使德拉蒙德惊慌失措。3位医生在我身后那一排椅子上坐下。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5位仁兄只好干瞪眼。

    陪审团坐定之后,德拉蒙德传唤杰克-昂德霍尔出庭作证。他宣誓后坐下,像个白痴似的咧着嘴巴望着陪审团。在过去3天中,陪审员们一直都在盯着他,德拉蒙德怎么还要把他打出来?难道陪审团还会相信这家伙说的话?我实在不明白。

    他的目的很快就露了馅。他们的双簧全与杰基-莱曼西支克有关。她在1万美元现钞的问题上撒了谎。她在签定协议的问题上撒了谎,根本就没有什么协议。她在所谓的拒赔阴谋上撒了谎。她在和上司们睡觉的事件上撒了谎。她甚至在医疗费的问题上也撒了谎,胡说什么公司原先答应后来却又拒付她的治疗费。昂德霍尔的话语起初还带有三分同情,后来却越说越刻毒。谈论这样的内容,当然不可能要求他面带微笑,可他诽谤她的欲望却显得过于急切。

    他的表现当然很英勇,但同时却也很危险。这位公司大亨指控别人撒谎,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他们认为目前本案的审理,比杰基以后采取的任何法律行动都更为重要,因而德拉蒙德甘冒完全失去陪审团信任的风险,在杰基身上打上许多个问号,以便把水搅浑。杰基此刻又不在场,无法为自己辩护,他可能还会得意洋洋地以为,对这样一个年轻妇女进行这种相当恶毒的攻击,他不会有什么损失呢。

    杰基在工作上的表现十分糟糕,昂德霍尔告诉我们。她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而且和同事们的关系很糟。不得不采取某种措施。公司主动给她一个辞职的机会,以便不影响她的就业记录。这跟她要提供证词的事毫无关系。跟布莱克索赔要求毫无关系。

    他作证的时间奇短。对方希望在没有造成很大损害的情况下,让他尽快走下证人席。在他身上,我也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他是律师,我不想和他争辩。我只希望陪审员们像我一样地蔑视他。

    “昂德霍尔先生,贵公司是否保存有雇员的人事档案?”我彬彬有礼地问。

    “是。”

    “你们有没有杰基-莱曼西支克的档案呢?”

    “有。”

    “现在在你身边吗?”

    “不,先生。”

    “那么,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总部,我想。”

    “在克利夫兰?”

    “是的。在总部。”

    “那我们现在无法看到-?”

    “我不是说了吗?档案不在我身边。没有谁叫我把它带来。”

    “档案里有对表现的考核这样一类东西吧?”

    “有。”

    “假如一位雇员受到训斥、降职或者调动,这些内容是要记入档案的吧?”

    “是。”

    “杰基的档案里有这样的内容吗?”

    “我想有。”

    “她的档案里有她那封辞职信吗?”

    “有。”

    “昂德霍尔先生,有关档案内容你讲的这些话,我们可是要认真对待的!”

    “没有谁叫我把档案带到这里来,贝勒先生。”

    我翻了翻笔记,清了清嗓子。“昂德霍尔先生,你有没有杰基签的那份协议的复本?是在你给她那笔现钞、她保证永远不说出来的时候签的那份协议。”

    “你的耳朵一定不太好。”

    “什么?”

    “刚才作证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协议。”

    “你是说不存在这份协议?”

    他用力摇摇头。“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她是说谎。”

    我假装惊诧,然后慢慢走回散乱地放满了文件的原告席。我找到了想找的那一份,在众人的注视下皱着眉头瞄了一遍,接着又走回讲台边。昂德霍尔顿时紧张起来,慌慌张张地瞧着德拉蒙德,而德拉蒙德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我手里拿着的文件。他们一定是想起了那个U节!贝勒又要要那一套把戏啦!他已经找到了那藏得很深的文件,在我们说谎的当儿揪住我们的尾巴了!

    “可是杰基-莱曼西支克在告诉陪审团她被迫签的东西的时候,她是说得十分明确的。你记得她的证词吗?”我在讲台前晃动着手上的文件。

    “是的,我记得她的证词,”他说,声音高了一点,语调紧张了一点。

    “她说你交给她1万美元现钞,叫她签了一份协议。你记得吗?”我瞧着文件,仿佛是在阅读。杰基对我说过,协议的第一段明明白白地列着1万美元这一数目。

    “我是听她说过,”他眼睛瞟着德拉蒙德。他知道我手上并没有这一份协议,因为是他本人亲自把协议的原件藏起来的。但他又摇摇摆摆,无法肯定。有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我不是出乎人们意料地搞到了那个U节了吗?

    他决不能承认有这样一份协议,但也不敢否认。如果否认了,而我却把它亮了出来,那么由此会造成多大损害,只有等陪审团宣布裁决后才能估量。他坐立不安,扭来扭去,不停地擦着额上的汗。

    “那么,你是拿不出这份协议的复本向陪审团展示了?”我挥着手上的文件问。

    “我拿不出。没有协议嘛。”

    “你肯定?”我边问边用手指捻着文件的边。

    “肯定。”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着他受罪的模样,心里真像猫戏老鼠时一样高兴。陪审员们早就把瞌睡抛到九霄云外,个个精神抖擞,睁大眼睛等着斧头往下劈,等着我呼的一声亮出协议,等着看他瘫倒在地。

    但是,我却不能。我把手上那张一文不值的纸揉成一团,用夸张的动作朝桌上一丢。“没有别的问题啦。”我说,昂德霍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脏病没有发作!他跳下证人席,离开了法庭。

    德拉蒙德要求休庭5分钟。基普勒觉得陪审员们需要更多一点儿时间,决定休息一刻钟。

    被告方面原打算把作证拖成马拉松,从而把陪审员的脑袋里灌满浆糊。但他们的这一伎俩未见效。陪审员们对赖斯基的证词纵声大笑,在佩洛特作证时埋头睡觉。昂德霍尔差点儿造成致命的灾难,德拉蒙德提心吊胆,唯恐我已经搞到了他的委托人向他保证决不存在的那份文件。

    德拉蒙德已经吃足了苦头。他将充分利用机会,在最后的结案辩论中做出强有力的辩护,而这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休息结束之后,他宣布,被告已经陈述完毕。

    庭审几乎已经结束。基普勒决定于周五上午9时开始结案辩论。他向陪审员们保证,他们在11时就可以开始讨论本案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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