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每周至少要到购物中心去3次,一般都在吃晚饭的时间。事实上,我在靠近溜冰场栏杆边供人们散步的地方已经有了固定的座位,我在那里一边吃着从王氏中餐店买来的鸡丝炒面,一边看着幼小的儿童在下面溜冰场溜冰。我坐在那里还可以看清来往的行人,这样我就不致被他逮住。今天,她从我身边只走过一次,独自一人,而且似乎并无什么特别的目的。我是多么想悄悄走到她的身边,拉住她的手,把她领进一家漂亮的小时装店,躲在衣架中间,说上一阵悄悄话啊!

    这个购物中心是方圆数英里中最大的一个,有时候十分拥挤。我看着脚步匆忙的人群,不由得自问:他们有没有谁可能在我那张陪审员名单上?我怎么才能从100万人中找出那92人呢?

    绝无可能!我只能利用现有条件,尽力而为。我和戴克根据陪审员调查表,迅速制作了摘要卡片,我整天带在身边。

    今夜我坐在这里,一会儿望望在购物中心里走动的人们,一会儿又看看掏出的摘要卡片。此刻我掏出的一张上,粗体字书写的姓名是R.C.巴德利。47岁,白人,管子工,高中毕业,家住孟菲斯东南郊。我翻过卡片,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记忆是否完全准确。结果一丝不差。我已经这样干了太多次,对这些人已开始生厌。我把他们的名字钉在办公室墙上,每天至少化一小时站在那儿研究已经熟记了的材料。我摸出了又一张卡片:林诺尔-巴顿。24岁,黑人男子,业余大学生,汽配商店售货员,住在南孟菲斯一所公寓里。

    我理想的陪审员是年轻的黑人,至少接受过高中教育。黑人陪审员对原告有利,这是古已有之的常识。他们同情受害的弱者,不信任白人的大公司。谁能为此责怪他们?

    担任陪审员,男人和女人孰优孰劣?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复杂。一般人认为妇女比男人吝啬,因为家庭经济窘迫她们感受最深。她们担任陪审员不大可能做出给予原告巨额赔偿的裁决,因为没有一个子儿会进入她们本人的支票簿。但是马克斯-勒伯格却倾向于由妇女担任本案的陪审员。她们是母亲。她们会感受到失子之痛。她们会支持多特。假如我辩护出色,煽动起她们的感情,她们会使出全身力气,叫大利公司完蛋。我想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让我来挑选,我会选12个黑种妇女,而且最好全是有孩子的母亲。

    戴克当然另有一套理论。他害怕黑人,因为孟菲斯种族偏见很深。原告是白人。被告也是白人。除了法官,全是白人。黑人若当陪审员,他干吗要认认真真?

    一成不变地按种族、阶层、年龄和教育挑选陪审员,是何等谬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事实上,谁都无法预测陪审团在进行审议时,一个陪审员会有怎样的表现和抉择。我已经把图书馆中与选择陪审员有关的书全读完,但现在仍和阅读以前一样拿不准。

    只有一种人,决不能让他们担任本案的陪审员。那就是:白人男性大公司主管。在涉及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案件中,他们极具破坏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个性坚强,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不把辩护律师放在话下。幸而他们工作太忙,一般不愿担任陪审员。我在候选名单上只留出了5名这一类型的人,而且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会找出成打的理由,拒不担任陪审员。要是审的是别的案子,基普勒准会叫他们难堪。但我强烈地认为,他也和我一样不想让他们参与本案。他要让黑人的面孔出现在陪审席上,对此我愿意押下找那数目惊人的全部资产,与任何人打赌。

    假如我在律师这一行当里一直干下去,我确信将来有一天我会想出更加卑鄙的花招,但目前我却只能用这个办法勉强对付。这个办法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星期,并且在几天以前告诉了戴克。戴克一听,欣喜若狂。

    假如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想窃听我的电话,那么我们就让他们听个够。我们一直等到傍晚才动手。我在办公室。戴克在街角的一个公用电话亭。他拨通了我的电话。我们已经排练过好几次,甚至还写了一个脚本。

    “鲁迪,我是戴克呀。我总算找到迪安-古德罗啦。”

    古德罗是个39岁的白人男子,大学文化,开了一家地毯清洗用具店。在我们的天平上他的分量为零,我们肯定不愿让他担任陪审员。但德拉蒙德例会相中他。

    “在哪里找到的?”我问。

    “在他的办公室。他到外地去了一个星期。他可是个大好人,我们以前把他看错啦。他根本不喜欢保险公司,说是一直和他自己投保的那一家争争吵吵。嗨,他认为该把他们的脖子勒紧点。我把案子的情况跟他谈了谈。他简直肺部气炸啦。他一定会是个很棒的陪审员。”戴克的话虽然说得不太自然,可是对于不明真相的人,听起来倒蛮可信。他大概是在照本宣科。

    “真没有想到,”我对着话筒干净利落地说。我要让德拉蒙德每个音节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挑选陪审员以前,律师和潜在的陪审员交谈,是一件无法想象、几乎决不可信的事。我和戴克一直在担心我们的计策可能过于荒唐,德拉蒙德不会上钩。可是又有谁会想到,一个律师会用非法的窃听手段偷听对手的谈话呢?我们认为德拉蒙德会中计,还因为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我只不过是个无知的新手,而戴克,嘿,戴克不过是个地位卑微的准律师而已。再说,我们也想不出别的妙计。

    “他对谈话是不是感到紧张?”我问。

    “有点儿紧张。我把对其余几个人说过的话,也跟他说了一遍。我说我只是个调查员,又不是律师。只要他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谁也不会有问题。”

    “说得好。你觉得古德罗会支持我们?”

    “毫无问题。我们一定要让他当上陪审员。”

    我对着话筒翻了几张纸。“你名单上还剩下哪几个人没有谈?”我大声问。

    “我瞧瞧。”我听见戴克在翻纸的声音。我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我已经找过德蒙特-金、简-德赛尔、劳伦斯-佩洛蒂、希尔达-欣和拉蒂尔达-布朗宁。”

    除了拉蒂尔达-布朗宁,这几个全是我们不希望进入陪审团的白人。我们假如能败坏他们的名声,德拉蒙德一定会拼命把他们排除在外。

    “德蒙特-金这个人怎么样?”我问。

    “非常坚定。有一次他甚至把保险公司的理赔员从家里赶了出去。我可以给他打9分。”

    “佩洛蒂呢?”

    “这家伙棒极啦。他简直无法相信保险公司真会杀人不见血。他全力支持我们。”

    “简-德赛尔呢?”

    听筒里又传来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让我瞧瞧。她是个好人,但讲话不多。我想她大概认为这样谈不太妥。我跟她谈了一般保险公司的情况,并且告诉她大利公司资产值4个亿,我看她会站在我们一边。我给她打个5分吧。”

    我很难忍住不笑。我把电话话筒紧紧地贴着脸。

    “拉蒂尔达-布朗宁呢?”

    “她是个激烈的黑人姑娘,不会帮白人的忙。在一家黑人银行工作。对我下了逐客令。她要是当上陪审员,连一个子儿也不会给我们。”

    又是久久的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你的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大约1小时前,我刚刚去过埃丝特-塞缪尔森家。她60岁出头,是个很讨喜的老太太。我跟她谈了多特的情况,谈了失去儿子有多糟糕。她支持我们。”

    埃丝特-塞缪尔森的先夫在商会里担任过多年的官员。这是马尔文-香克尔提供的消息。不管办什么样的案子,我都无法想象会愿意让她担任陪审员。她对德拉蒙德的要求,会句句照办不误的。

    “我后来又在办公室找到了内森-巴茨。他听我说是承办本案的律师,开始有点儿惊诧,后来态度就好多了。他恨保险公司。”

    即使德拉蒙德的心脏此刻仍在跳动,跳得一定也很微弱。一想到是我这位律师本人,而不是我的调查员,在到处乱串,和潜在的陪审员谈论案情,他的动脉准会爆裂。不过,他目前对此是绝对无能为力,这一点他心里肯定明白。他要是做出任何反应,都会使他窃听我电话的违法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他的律师资格立刻被依法剥夺。他或许还会受到起诉。

    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乖乖地闭起嘴巴,设法阻止我们抛出的这些人进入陪审团。

    “我还有几个人,要去找一下,”我说。“我们10点钟左右碰头。”

    “好的,”戴克说,声音有点儿疲倦。他演得比开始自然多啦。

    我挂上电话。过了一刻钟,电话铃声又响啦。一个听起来有点儿熟的声音说:“请找鲁迪-贝勒。”

    “我就是。”

    “我是比利-波特。你今天还来过我们店的。”

    比利-波特是个男性白人,一家名叫西部汽车的商店经理,整天打着领带,穿着整齐。根据我们的标准,不太适合担任陪审员。我们不要他。

    “是的,波特先生。谢谢你来电话。”

    其实打电话的是布齐。他同意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现在和戴克呆在一起,两人也许正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挤在一起取暖呢。布齐去过西部汽车商店,跟波特谈过购买一套轮胎的事。这位精通业务的高手,现在正竭力模仿波特的声音。他们俩反正谁也不会再见着谁。

    “你有什么事?”比利-波特问道。我对布齐说过,开头态度要装得生硬一点,然后再迅速缓和下来。

    “有点事儿。嗯,是那桩案子,你知道。就是你接到传票的那桩案子。我是承办该案的律师之一。”

    “这合法吗?”

    “当然合法,但是请你千万保密。我代表一位可怜的小老太,她的儿子被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杀害啦。”

    “杀害?”

    “嗯。那孩子需要做手术,可公司错误地拒绝支付手术费。他在将近3个月以前,死于白血病。这就是我们起诉的原因。我们确实需要你的帮助,波特先生。”

    “这听起来太糟糕啦。”

    “我还见过比这更糟糕的案子呢,而且自己就亲手办过许多件。那些人真是罪大恶极呀,波特先生。我这样说请你别见怪。对方已经出了20万,要求和解结案,可是我方要价比这高得多。我们要求进行惩罚性损害赔偿,所以要请你鼎力相助。”

    “我会被挑中吗?我的工作实在走不开呀。”

    “我们将从大约70人里面挑选12名陪审员,我现在只能说这么多,请千万帮帮忙。”

    “好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我实在不想当这个陪审员,你明白吗?”

    “我明白的,先生。谢啦。”

    戴克返回办公室,和我一道吃了三明治。这天晚上他又出去两次,给我打电话。我们在电话上又谈到了一些人,这些人我们声称都和我们谈过话,而且目前都迫不及待地要对大利公司的不法行径给予严厉的惩处。我们要给窃听者留下一个印象:我们俩正在外面奔波,挨家串户,到处游说,违背职业道德准则严重到了使我一辈子都不能重操律师职业的程度。而且,所有这一切卑劣得令人战栗的勾当,竟然发生在挑选陪审员的前夕!

    在即将进入第二轮接受询问的候选陪审员中,我们已成功地在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身上投下了疑点。而且这些全是我们精心选择的最最可怕的人。

    我敢打赌,德拉蒙德今夜将通宵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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