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上午,我们一早赶到一家旅馆的大厅,接着就被迅速有序地领进一间比足球场还要大的舞厅。我们事先已经报名登记,交过考试费。有人在紧张地低声交谈,但却没有过多的寒暄。大家全都怕得要死。

    在这次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200多人当中,至少有一半是孟菲斯州大上个月的毕业生。其中有我的朋友,也有我的敌人。布克坐的地方离我很远,我们事前已商定不要坐一起。莎拉-普兰克莫尔-威尔柯克斯和S.托德的位置,在房间另一头一个角落里。他们上个星期六结的婚。这样过蜜月,真有意思!他相貌英俊,穿着齐整而刻板,身上散发出一种贵族的傲气。我希望这个家伙在这次考试中中枪落马,莎拉也不能过关。

    我觉得这里有一种竞争的气氛,很像刚刚踏进法学院的头几个星期,那时候大伙儿都对别人最初取得的成绩关心得要命。我朝几个熟人点点头,心里却巴不得他们个个都名落孙山,因为他们也正在心里预祝我这次考试完蛋。这就是律师这一行当的天性。

    我们大家在相互隔开一段距离的折叠桌前坐定以后,聆听了10分钟的考试注意事项。接着,考试于准8点正式开始。

    考试的第一部分是《诸州法》,一长串绕人的多项选择题,囊括了对联邦诸州全都适用的法律的主要内容。我一点儿也拿不准答得是错还是对。上午在不知不觉中慢慢逝去,中午我和布克在旅馆安安静静地吃了一顿自助餐,对于考试一个字儿也没有提。

    晚上,我和包娣小姐一起在园子里吃了火鸡三明治。9点不到,我就上床休息。

    星期五下午5点,考试在一片抱怨声中结束。我们全都筋疲力尽,懒得庆祝。他们收了我们的最后一份考卷,告诉我们可以开路。有人提出到某个地方去喝杯冷饮,以纪念过去在一起度过的岁月,于是我们6人到尤古酒家喝了几杯。普林斯今夜不在店中,布鲁索也同样不见踪影。这倒使我松了一口气,我不愿意我的这位老板和我一起在朋友们面前出现。他们会对我们的业务提出一大堆问题的。给我一年时间,我的工作肯定会比现在好得多。

    在法学院念完第一学期时,我们就已经明白,对考试的情况最好不进行任何讨论。考试结束后如果和别人对答案,你会为答错的东西痛苦伤心。

    我们吃着比萨饼,喝了几杯啤酒,大家都很疲倦,谁也没有力气寻衅闹事。在回家的路上,布克说几天考试下来,他像生了一场病。他认为他这次肯定是考砸了。

    我睡了足足12小时。我已经答应包娣小姐,今天一定在园子里干活,假如不下雨的话。而在我最后终于醒来时,房间里已洒满了灿烂的阳光。天气炎热潮湿,是典型的孟菲斯7月的天气。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把眼睛、想象力和记忆力毫不怜惜地连续使用了3天后,干点脏活出点儿汗,我倒是挺乐意。我悄悄溜到门外。20分钟后,我的破车已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布莱克家的车道上。

    唐尼-雷在前面的门廊上等着我。他穿着牛仔裤,运动鞋,黑色短袜,白色T恤衫。头上带的棒球帽,虽然是普通尺寸,但罩在他那瘦削的脸上,却显得太大。他拄着一根手杖,但走路时要想不跌跤仍旧需要有人扶。多特和我扶着他走过狭窄的走廊,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进我的汽车,让他在前排坐稳。几个月来,这是他第一次跨出家门,到外面去逗留几小时,多特对我说,她对此大有如释重负之感。现在她身边就只剩下巴迪和几只猫啦。

    我开着车在市区穿行。唐尼-雷将手杖夹在两腿之间,顶着下巴躬身坐着。他对我说了一声谢谢之后,就很少开口。

    他在3年前19岁时高中毕业,比他的孪生兄弟隆尼毕业晚一年。他没有进过一天大学。有2年时间,他在一家方便店当营业员;后来这家店遭了抢,他也就辞职回了家。他就业的经历很短,从未离家一步,而且根据我目前已经研究过的记录,他赚的钱从未高出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

    隆尼和他却不同。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他目前已是休斯敦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他也没有结婚,而且很少回孟菲斯。兄弟俩感情一直都不那么亲密,据多特说,唐尼-雷成天呆在家里,不是看书就是做航模;而隆尼却骑着自行车在外边逛,还参加过由一帮12岁的男孩子组成的街头团伙。他们都是好小伙子,多特向我保证道。起诉书里有足够的文件可以清楚地证明:隆尼的骨髓完全可以用来为唐尼-雷做移植手术。

    我们开着我那辆破旧的小车颠簸前行。他直视着前方,压得很低的帽檐儿盖住了前额,只有我跟他讲话时才应答一两声。我把车停在包娣小姐的凯迪拉克旁,向他解释位于市区这一僻静地带的这座颇为气派的古宅,就是我居住的地方。我看不出这一解释有无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我想大概未必。我扶着他绕过覆盖土料堆,走到后院一个有树荫的阴凉地休息。

    包娣小姐知道我要带他来,早就准备好新鲜的柠檬汽水,在焦急地等待。在我作了介绍之后,她立马夺取了主动权。甜饼干?果仁巧克力蛋糕?看书?她把他坐的凳子垫上枕头,一直兴高采烈围着他忙忙碌碌,唧唧喳喳不停。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告诉她,我认识唐尼-雷的父母是在柏树花园,因而她对他觉得分外亲近。他是她那一伙里的一员。

    唐尼-雷坐在阴凉处,受不到阳光的照射,不必担心他那死白的皮肤上会起水泡。一等他坐定以后,包娣小姐立刻宣布劳动开始。她装模作样地走走停停,抓抓头皮,仿佛是在沉思。最后才把目光慢慢落到那堆覆盖土料上。她下了几道对唐尼-雷有利的命令,我立即投入劳动之中。

    不一会儿我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但我心情愉快,毫无痛苦之感。在开头的一小时里,包娣小姐一直在叽叽咕咕地埋怨天气过于潮湿,后来干脆跑到院子四周的花丛里闲逛,那里比较凉爽。我听见她在喋喋不休地和唐尼-雷闲聊,唐尼-雷很少开口,只是在享受着新鲜的空气。我在推车的途中,有一次看见他们在下跳棋,另一次看见她舒舒服服地坐在他身边,向他讲述一本书中的照片。

    有许多次,我曾想问问包娣小姐,是否对帮助唐尼-雷感兴趣。我相信这位亲爱的老人,一定会开张支票给他做移植手术,如果她真有那么多钱。但我始终没有开口。这有两个原因。首先,现在做移植手术,已经太晚。其次,如果她并没有钱,这会使她感到丢脸。她已经非常怀疑我想染指她的钱了,我怎么能再增加她的猜疑?

    在他确诊患了急性白血病后,曾经做过一些努力,想通过募集捐款,为他筹措治疗经费。多特组织了几个朋友,把唐尼-雷的面部照片,放在北孟菲斯所有咖啡厅和方便店的牛奶纸盒上。没有捐到几个钱,她说。他们又租了当地友爱互助会的一间小房子,开了一个大型派对,甚至还特地请了当地一位乡村音乐播音员前来放唱片。参加派对的人们一边吃着鲶鱼,一边听着蓝草音乐①,热闹倒是挺热闹,可这次活动却赔了28美元。

    ①蓝草音乐:美国南部的传统乡村音乐。常用弦乐器演奏。

    他做第一个疗程的化疗,化了4000美元。圣彼得医院免了他们三分之二,他们翻箱倒柜,东拼西凑才勉强付清了其余的三分之一。可是仅仅过了5个月,那白血病又气势汹汹卷土重来。

    我在推车、铲土、汗流浃背地从事体力劳动的整个过程中,脑力劳动也在紧张进行。我憎恨大利人寿保险公司。尽管这不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但一旦我与延利-布里特之间的战争爆发,我将需要巨大的热情支持自己,来进行这场其正义性我毫不怀疑的艰苦斗争。

    午饭让我吃得又惊又喜。包娣小姐煮了鸡汤。尽管在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鸡汤并非我最想吃的东西,但不再吃火鸡三明治,换换口味仍旧值得欢迎。唐尼-雷喝了半碗,便说需要小睡片刻。他想尝尝那张帆布吊床的味道。我们扶着他走过草地,帮他在吊床上躺下。虽然气温在90华氏度以上,他却要我们替他盖上一床毛毯。

    我和包娣小姐坐在树荫下,喝着柠檬汽水。我跟她讲了一点状告大利公司的事。她问了几个与资格考试有关的一般性问题,然后就摇摇晃晃走进屋。

    她回来时,给了我一封由亚特兰大律师寄来的信。我一眼就认出信封上那个事务所的名字。

    “你能解释解释吗?”她站在我面前问,两只手贴在屁股上。

    那位律师给包娣小姐写了一封信,信里附上我给他的信的一份复印副本。我在信上说,我代表包娣-伯德桑小姐,应她的要求起草一份新遗嘱,需要与其先夫不动产的有关信息。律师在给她的信中,直截了当地问她,他可否向我提供信息。他似乎态度冷漠,只是按命令办事。

    “白纸黑字,这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嘛,”我说,“我是你的律师,我在搜集信息。”

    “可你没有告诉我,你要向亚特兰大打听!”

    “这有什么不对?那里究竟藏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包娣小姐?干吗这么神秘兮兮的?”

    “法官把法庭档案封存了嘛,”她耸耸肩说,好像事情到此为止,无须多问。

    “档案里有些什么?”

    “一堆垃圾。”

    “跟你有关的垃圾?”

    “噢,上帝啊,不!”

    “好。那么与谁有关?”

    “托尼家的人。他哥哥富得流油,住在佛罗里达,你知道,有好几个老婆,一大帮儿女。全家都是疯子。他们为他的遗嘱闹得才凶呢,写过4次遗嘱,我想。我不是很清楚,可我听说事情结束的时候,几个律师总共捞了600万美元哪!托尼比他哥哥多活了几天,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也有几个子儿落到他的手里,可他自己一无所知,因为他死得太快,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一个老婆,那就是我。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她是如何得到这笔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究竟继承了多少。“你想谈谈你的遗嘱吗?”我问。

    “不。以后再谈,”她说,一边伸手拿她的劳动手套。“咱们开始干活。”

    几个小时后,我和多特以及唐尼-雷坐在他们厨房外那长满杂草的院子里。感谢上帝,巴迪已经上了床。在包娣小姐家度过了大半天,唐尼-雷已经筋疲力尽。

    这是郊区的周末之夜。闷热的空气里弥漫着焦炭和烤肉的气味。

    坐着听人讲话,要比坐着对人讲话容易。多特一边不断地抽烟,一边喝着脱去咖啡因的速溶咖啡,只是偶尔丢过来一两句毫无意义的流言蜚语,不是关于某一个邻居,就是关于这个邻居的某一条狗。隔壁那个退休老人,上周被钢丝锯锯断了一根手指,这件事她说了至少也有3次。

    我不在乎。我可以坐在这儿一小时一小时地听下去。律师资格考试考得我神经麻木,至今仍未完全恢复。要让我高兴,并不需要化多大力气。而当我成功地把法律抛在脑后时,凯莉又总是立即占据了我的心灵。我还没有想出与她联系的保险的办法,但我一定能。只要给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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