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陶宛维尔纽斯[1]阴暗低沉的天空下,一辆斯柯达警车拐弯离开热闹的斯温塔拉吉尔大街,拐进大学附近的一条狭窄街道。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行人们一边让路,一边小声咒骂着。车停在一幢新建的公寓楼前。这楼是苏联人建的,在周围一片年久失修的楼房中显得格外扎眼。一个穿着苏联警服的高个子男人走下车,用手指在一排按钮上滑过,最后在一个写着多特里奇的门铃按钮上按了一下。

[1] 维尔纽斯:立陶宛共和国首都。

三楼的一间公寓里响起了门铃声。一个老人躺在床上,身边的桌子上堆满了药瓶。床上方挂着个瑞士摆钟,上面系了条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放在老人枕边。老人十分坚强,但是在夜晚,恐惧还是会向他袭来。每当这时,他就会在黑暗中拉动绳子,让钟报点,听到钟鸣他就知道自己还活着。分针一跳一跳地走着。老人觉得钟摆在思量他死去的时间。

他把门铃声误当成了自己粗糙刺耳的喘气声。保姆在门厅里应了一声,风风火火地推开门,把戴着头巾的头探进来。

“您儿子来了,先生。”

多特里奇警官从她身边一擦而过,走进了房间。

“嗨,爸爸。”

“我还没死。你现在就来抢东西也太早了吧?”老人感到很奇怪,他不明白为什么怒气只是在脑子里闪过,却再也不会触碰到内心。

“我给你带了点巧克力。”

“走的时候给贝尔吉德吧。别把她强奸了。再见,多特里奇警官。”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这样。你的日子不多了,我来看看除了提供这间公寓之外,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

“你可以改名字了。你改过多少次立场了?”

“那都是为了活命。”

多特里奇穿着带暗绿色滚边的苏联边防部队制服。他摘下一只手套走到床边,用手指摸找着父亲的脉搏,想去握他的手。但父亲把他伤痕累累的手推开了。看到这只手,老人的眼里闪出点点泪光。多特里奇俯身在床边,胸前的勋章摇晃着。老人用力抬起手去抚摸它们。优秀内务部警察勋章、战俘营与监狱管理高级培训机构奖章,还有苏联优秀浮桥建设者奖章。最后一枚是假的,多特里奇确实参与建造过一些浮桥,但那都是在劳动营时为纳粹建的。不过,这枚涂着珐琅的奖章很漂亮,若是有人问起,多特里奇会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

“这些都是他们从纸板箱里掏出来扔给你的吗?”

“我来这儿不是想得到你的祝福。我就是来看看你还需要什么,再跟你道个别。”

“看你穿着苏联制服就够让我闹心了。”

“这是第二十七步枪队的制服。”多特里奇说。

“不过比你穿纳粹的制服好一点。纳粹杀了你妈妈。”

“像我这样的人多的是,不光我一个。我有我的生活。你可以死在床上而不是路边的沟里,你还能用煤取暖,这些都是我给你的。去西伯利亚的火车挤得水泄不通,乘客都是你踩我、我踩你的,连大便都要拉在帽子里。你就在这干净的床单上好好享福吧。”

“格鲁塔斯比你还要坏,你很清楚。”老人停下来喘着气。“你为什么还要跟着他?你跟着那些罪犯和流氓抢人家的房子,还从死人的身上扒东西。”

多特里奇就像没听见父亲的话一样,他说:“我小的时候,有一次烧伤了。你坐在床旁边给我削陀螺。你把陀螺送给我。我能拿起鞭子的时候,你教我怎么让它转起来。那陀螺很漂亮,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图案。我现在还留着呢。谢谢!”他把巧克力放在靠近床脚的地方,那里老人够不到,没法把它们推到地上。

“回你的警察局去,把我的档案抽出来,写上无亲属。”老人说道。

🌲 落#霞#小#说# l uo x i a # co m

多特里奇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如果你想让我在你死后把你送回家乡去,就在这个上面签字,把它留给我。贝尔吉德会帮你的,她会看着你签字。”

在车里,多特里奇沉默不语,直到来到车流如织的拉德维拉提斯大街。

开车的小队长斯温卡递给他一根烟,说:“见到他你很难过吧?”

“很高兴要死的人不是我。”多特里奇说。“他那个该死的保姆——我应该趁贝尔吉德去教堂的时候过去。教堂——她冒着进监狱的危险去教堂,还以为我不知道。再有一个月我父亲就要死了,我要用船把他送回瑞典的老家去。我们需要大概三立方米的地方放尸体,长度三米,这样才足够大。”

多特里奇少尉还没有单独的办公室,但在警局的公共休息室里有张办公桌。在那里,越靠近取暖器就代表官衔越大。现在是春天,取暖器没开。许多文件堆在上面。多特里奇办公桌上的文件中有一半是官话满篇的胡扯,而这一半的文件中又有一半可以放心大胆地扔掉。

立陶宛与邻国拉脱维亚、波兰的警局和内务部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横向沟通。苏联周边小国的警察都听从设在莫斯科的苏联中央的指挥,就像一个有辐条却没轮圈的车轮。

多特里奇要看一份官方电报,内容是持有立陶宛签证的外籍人员名单。他把这份名单和冗长的通缉犯与政治嫌疑犯名单比对了一下,发现正数第八个签证持有者是刚刚加入法国某党青年团的汉尼拔·莱克特。

多特里奇开着自己的二冲程瓦特堡轿车来到国家电话局,他大约每个月要到这里办一次事。他在外面等着,直到看见斯温卡进去接了班。很快,斯温卡就坐到了交换台前。多特里奇独自待在一间小电话室里。电话连着一条接到法国的长途电话线,听起来劈啪作响。他把一个信号强度计放在电话上,时刻注意着指针,以防有人窃听。

法国枫丹白露附近一家餐馆的地下室里,电话铃声在黑暗中骤然响起,五分钟之后才有人来接。

“说话。”

“就不能快点接电话是不是?我坐在这个一丁点儿大的地方打电话,屁股还得露到外面。我们得在瑞典安排一下,让那儿的朋友接收一具尸体。”多特里奇说。“还有,莱克特城堡的那个孩子要回来了。拿的是通过法国某党青年团办的学生签证。”

“谁?”

“好好想想。上次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还讨论过的。”多特里奇说。他扫了一眼名单。“来的目的是:为方便人民,将莱克特城堡图书馆的书籍编目分类——这简直是开玩笑,苏联人早就用那些书的书页擦屁股了。你那边得采取点行动。你知道应该告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