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钱一点点没了——八法郎,四法郎,一法郎,二十五生丁,二十五生丁根本没用,因为除了够买份报纸,别的什么也买不了。我们一连几天只吃面包,后来有两天半我什么都没吃。这种经历很糟糕。有人采取禁食疗法,三周乃至更长时间不吃东西,他们说过了第四天,禁食的感觉很舒服。我因为没东西吃从来不超过三天,不晓得是否如此。如果一个人是主动禁食,而非首先食不裹腹,感觉大概不一样。

  第一天,我懒得不想去找活干,就借了根鱼竿去塞纳河钓鱼,用绿头苍蝇作饵。我指望能钓得够吃一顿,可是当然失败了。塞纳河里全是鲮鱼,只是它们在巴黎被围期间变狡猾了,打那以后一条也没上过钩,除非拿网捞。第二天,我想过把我的大衣拿去当掉,可是去当铺好像太远了,我就在床上躺了一天,看《福尔摩斯探案集》。我觉得在没东西吃的情况下,只够力气做这个。饥饿会让人变得软弱不堪、脑内空空,比较像流感后遗症,仿佛整个人变成了水母,或者血被抽掉,换上了温吞水。我对饥饿的记忆,主要是完全懒得做任何事。另外,因为不得不很频繁地吐口水,口水奇怪地变成了白色絮状,像是沫蝉的泡沫。我不晓得怎么会这样,可是无论是谁,饿了几天后都会注意到这点。

  第三天上午,我感觉好多了,意识到我必须马上有所行动,决定去找鲍里斯,要他跟我分享他的两法郎,至少一两天。到了后,发现鲍里斯躺在床上,怒气冲冲。我一进去,他就破口大骂,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

  “他又拿走了,下贱的小偷!他又拿走了!”

  “谁,拿走什么?”

  “犹太佬!拿了我的两法郎,这条狗,小偷!他趁我睡觉又抄走了!”

  看样子是前一天夜里,那个犹太人直截了当拒绝每天再付两法郎,他们吵了又吵,最后犹太人同意给钱。鲍里斯说,他给了,给得极其无礼,还说了一阵子他怎么好心,非要人低三下四地感激他。然后第二天早上,他趁鲍里斯还没醒,又把钱偷走了。

  这是个打击,我失望之极,因为我让我的肚子有了吃东西的盼头,挨饿时,这种错犯得太严重。然而让我很吃惊的是,鲍里斯远未绝望。他在床上坐起来,点着烟斗分析了一番形势。

  “哎,听着,我的朋友,这次可是到了死胡同。咱们俩总共只有二十五生丁,我想犹太佬再也不肯每天给我两法郎了,反正他的行为也越来越叫人受不了。你相信吗,有天晚上他不要脸得把一个女人带回来了,我还在地板上睡觉呢。下贱的畜牲!我还有更糟糕的事要跟你说。犹太佬想从这儿跑掉。他还欠一星期房租没交呢,他合计不掏这钱,顺便也把我甩掉。要是这个犹太佬撒脚丫溜了,我可就没地方住了,老板会扣下我的衣箱让我交房租,他妈的!咱们得走步险棋了。”

  “好吧,可是该怎么办?我看只能把我的大衣当掉,好去买点东西吃。”

  “会那样做的,当然,可是我得先把我的东西从这幢楼里运出去。不敢想象我的照片给人扣住!哎,我已经计划停当了。我要撇下犹太佬,自个儿先撒脚丫溜掉。‘走为上策’——撤退,你明白的。我想这是正确的一步,对吗?”

  “可是,亲爱的鲍里斯,大白天怎么能做到呢,肯定会给抓到的。”

  “哎,对了,当然需要用计。我们的老板在盯着看谁不付房租就溜掉,以前有房客这么干过。他跟他老婆整天轮流蹲在账房里——真是个吝啬鬼,这种法国佬!可是我已经想了一招,你肯帮我就成。”

  我不是很想帮谁的忙,但还是问鲍里斯他的计划是什么,他仔细解释道:

  “哎,你听着。咱们得先把大衣当掉。先回你住的房间拿大衣,然后回这儿拿我的,用你的大衣遮着我的偷偷带出去,拿到法兰克斯布尔茹瓦街的当铺,走运的话,两件大衣能当来二十法郎。然后你去塞纳河边捡点石头装到外衣口袋里,带回来装进我的衣箱。看出门道了吗?我会把我的东西尽量多地卷到一起,好包在一张报纸里,然后下去问老板最近的洗衣店怎么走。我会脸皮很厚,也很随便,你明白的。当然老板会以为那卷东西只不过是脏铺盖而已。要么如果他怀疑起来,就会采取他的一贯做法,下作地偷偷摸摸搞清楚,会上来进我的房间,拎拎我的衣箱有多重。他拎的是石头的重量,会以为衣箱里还装满了东西。用计,明白吗?然后我可以回来把我别的东西揣到口袋里。”

  “可是衣箱怎么办?”

  “噢,那个?只能不要了。那个破玩意儿只值二十法郎左右。再说,撤退时总是不得不扔掉些东西。看看拿破仑在贝雷西纳河时是怎么做的!整支部队他都不要了。”

  鲍里斯为此计洋洋自得(称之为“兵不厌诈”),几乎忘了他还饿着肚子。此计的主要缺点,是他撒脚丫溜了之后没地方睡觉,他忽略了这点。

  一开始,这“兵不厌诈”之计进行得挺顺利。我回去取了我的大衣(那样我已经空着肚子走了九公里),成功地把鲍里斯的大衣偷带出去。然后就出岔子了。当铺里负责收件的——是个一脸不高兴、叫人来气的小个子男人,难以通融,是个典型的法国管事的——拒收两件大衣,理由是没拿什么东西包起来。他说一定得用要么是手提箱,要么是纸板箱装起来。这就破坏了我们的如意算盘,因为我们什么样的箱子也没有,两个人总共才有二十五个生丁,买不起箱子。

  我回去告诉鲍里斯这则坏消息。“妈的!”他说,“这可难办。好吧,没关系,总会有办法的。咱们把大衣放到我的衣箱里。”

  “可是怎么把衣箱当着老板的面拎出去?他几乎就坐在账房门口。不可能!”

  “你可真是容易绝望啊,我的朋友!我读到过英国人有股犟劲儿,你的吗?拿出勇气!咱们能办到的。”

  鲍里斯想了一会儿,接着想出一条巧计。最难之处在于吸引住老板的注意力,五分钟左右就行,我们就能趁机把衣箱偷偷拎出去。但是巧就巧在老板只有一个弱点——他喜欢看《体育报》,拿这个话题跟他套近乎,就容易打开他的话匣子。鲍里斯在一份《小巴黎人》过刊上读了篇关于自行车比赛的文章,然后在察看过楼梯之后,就下去逗得老板聊了起来。与此同时,我在楼梯脚等,一只胳膊下面夹着大衣,一只手拎着衣箱。鲍里斯觉得时机已到时,会咳嗽一声为号。我在那儿等着,浑身打颤,因为老板娘随时可能从账房对面那扇门里走出来,把戏就穿帮了。好在不一会儿,鲍里斯就咳嗽了一声,我偷偷摸摸地快步走过账房到了街上,为我的鞋子没有嘎吱作响而庆幸。鲍里斯再瘦点的话,这个方案就可能泡汤,因为他宽阔的肩膀挡住了账房门口,而且他胆量过人,继续极其自然地有说有笑,声音大得完全压住了我弄出的声响。我走出很远后,他去街角跟我会合,我们溜之大吉。

  可是,我们如此一番辛苦后,当铺收件的再次拒收我们的大衣,跟我说(能看得他对此毫不通融,他那个法国人的灵魂在洋洋自得)我的身份文件不齐,身份证还不够,我必须出示护照或者带地址的信封。鲍里斯倒是有几十封带地址的信封,可是他的身份证过期了(他一直没续办,目的是逃税),所以我们不能用他的名字当大衣。我们只好一路跋涉回我的房间,拿到所需文件,带上大衣去了皇家港大道的当铺。

  我让鲍里斯待在我的房间里,我一个人去当铺。可是我到了后,却发现当铺关了门,要到下午四点钟才开。这时是一点半左右,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有六十个钟头没吃过东西。命运似乎在开一连串特别不逗人的玩笑。

  然后似乎是奇迹,我时来运转。我正顺着布洛卡路走回住处,突然看到鹅卵石路上有一枚闪闪发光的五苏硬币,我一下子扑过去,赶紧回到住处,找到我们的另外一枚五苏硬币去买了一磅土豆。炉子里的酒精只够煮个半熟,没有盐,可我们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带皮吃。吃了后,我们感觉焕然一新,坐在那儿下棋,直到当铺开门。

  四点时,我又到了当铺。我没抱多少希望,因为如果我上次只当来七十法郎,这次纸板衣箱装的两件破大衣又能指望当多少呢?鲍里斯说二十法郎,我却想着会当十法郎,要么甚至五法郎。更糟糕的是,有可能完全被拒收,就像上次可怜的八十三号那样。我坐在前排的长椅上,这样店员说五法郎时,我便不用去看别人笑我。

  最后店员喊了我的号码:“一一七号!”

  “在。”我说着站了起来。

  “五十法郎?”

  这几乎像上次的七十法郎一样让我感到震惊。当时我相信店员把我的号码跟别的混淆了,因为那两件大衣根本不可能卖五十法郎。我匆忙走回住处,手背在后面走进房间,一言不发。鲍里斯正在玩棋盘,他急切地抬头看。

  “你当了多少?”他喊道,“什么,没当来二十法郎?不管怎么样,你肯定当了十法郎吧?岂有此理,五法郎——这可有点太过分了。我的朋友,千万别说当了五法郎,你如果说的确是五法郎,我真的要开始考虑自杀了。”

  我把那张五十法郎的钞票扔到桌子上。鲍里斯脸色煞白,接着一跳而起,紧紧抓住我的手,几乎捏断我的骨头。我们跑出去,买一块面包、葡萄酒、一块肉和炉子用的酒精,大吃了一顿。

  吃完后,鲍里斯一反常态,我从未见过他那样乐观。“我怎么跟你说的?”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上午找到五个苏,现在看看咱们。我总是说,弄到钱是天下最容易的事。说到这儿想起来了,我有个朋友住在丰达里路,咱们倒是可以去见见。他骗了我四千法郎,那个混蛋。他没醉的时候是天下第一混蛋,可是说来奇怪,他喝醉了就变得挺老实。我看他到晚上六点钟就醉掉了,咱们去找他吧,很有可能他会先给一百法郎。妈的!他有可能给两百呢!走吧!”

  我们去丰达里路找到了那个人,他也喝醉了,只是我们没能拿到我们的一百法郎。他跟鲍里斯一见面,就在人行道上大吵特吵,那人声言他一个子儿也不欠鲍里斯,反倒是鲍里斯欠他一千法郎,他们俩老是要我主持公道,我却一直没弄明白其中的曲直。两人吵了又吵,一开始在街上,接着是在一间小酒馆里,然后是在一间餐价固定的餐馆里,然后是在另外一间小酒馆里,最后在互相以混蛋相称两个钟头后,他们同去纵情狂饮一番,花掉了鲍里斯身上的最后一个苏。

  鲍里斯那天晚上在一个鞋匠那里住,也是个俄国流亡者,在商业区。至于我,我还剩八法郎,另外有很多香烟,吃饱喝足,东西都堆到了嗓子眼儿。在难受地过了两天后,这样换种活法可谓惬意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