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本人,美国人,西班牙人,俄国人,所有人的脖子上都接着相机,下了火车。让。马克试图让尚塔尔从他视线中消失。宽阔的人群好像一下子浓缩了一样,消失在月台下的自动扶梯处。在自动扶梯尽头的候车室中,一个电影剧组冲向前去,后边蹬着一群笨手笨脚的乌合之众。他们挡住了他的路。从火车上下来的乘客们被迫停了下来。当一些孩子从边上的楼梯下去时,人群中传来一阵喝彩声和喊叫声。他们都戴着头盔,不同颜色的头盔,仿佛他们是一个运动队,摩托车或是滑雪比赛的运动队。他们就是被拍的人。让·马克踞着脚尖,想高过那群人的头顶,寻找尚塔尔的踪影。终于,他看到她了。她在这一纵队孩子的另一边;一个电话亭中。她把听筒举在耳边,正在说着什么。让。马克想努力为自己从人群中开出一条路。他推操着一个脖子上挂着机相的人。那人气愤地踢了他一脚。于是,让·马克用胳膊肘猛击那个人,只差没有砸落他的相机了。一个警卫挤了过来,他要求让。马克在拍摄结束之前不能离开。就在这时候,尚塔尔走出了电话亭。他的目光与尚塔尔的相遇了。他心急如焚地想接过人群去,但那名警卫随即紧紧地夹住了他的手臂。让·马克痛得弯下腰去,于是,尚塔尔又在他视线之外了。

    最后一个戴头盔的孩子走过去了,那个警卫终于松开了他,允许他离开。他望向那个电话亭,但它已经是空的了。一群法国人在他身边停住了脚步,他认出他们是尚塔尔的同事。

    "尚塔尔去哪儿了?"他问其中一个女孩子。

    她用一种责备的语气回答:"你才应该知道她去哪儿了。你向她发出了信号,我全看见了,你毁了一切。"

    赖拉的声音插了进来:"我们走吧!"

    那个女孩儿问:"那尚塔尔呢?"

    "她知道地址。"

    "这位先生,"那位手指上戴满了戒指的优雅的夫人说,"他也在找她。"

    让·马克确信,赖拉见过他,就像他见过赖拉一样。"你好。"

    "你好。"赖拉回答道。他微笑着:"我看见你在与人发生争执,一个人对一群人。"

    让·马克想,他从那个男人声音里听出了一些同情。在他的痛苦中,它就象一只向他伸出的援助之手。他想抓住它;它就象一点火花,在片刻之间向他承诺了友谊,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他们并不相识,而仅仅出于一种对突然产生的相互同情的好感。他们准备帮助彼此。它就象一个美丽的梦,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他自信地说:"你能告诉我你们下榻的宾馆的名称吗?我想到时打个电话或直接过来看看尚塔尔在不在。"

    赖拉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问:"她没告诉你吗?"

    "没有。"

    "那么,很抱歉,"他友好地,几乎是遗撼地说:"我不能把它告诉你。"

    那火花一下子被掐灭了。让·马克突然感到肩膀上被那个警卫扭伤的地方隐隐作痛。他绝望地离开火车站。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向何方,只是沿着路向前方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他所有的钞票又数了一遍。那些钱足够付回程的车票,但再也没有多余了。如果他已下定决心,他可以立即离开。今天晚上,他就能在巴黎了。显而易见,这是最合情合理的作法。他在这儿能做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但他仍然不能走。他绝不能走。只要尚塔尔在伦敦,他就不能离开这儿。

    但他还必须省下回程车票的钱,所以他也不能住旅馆。那他睡在哪儿呢?突然,他意识到了,他对尚塔尔的声称最终得到了证实:他最深的使命感,是为了一个边缘人,为了一个舒适地,真实地,但却是在完全不确定的临时环境下生活着的可加入任何一方的人。突然,他在这儿恢复了自我,他回到了那些他本该属于的人中去:那些段有屋顶遮蔽他们的一无所有的穷人中。

    他回亿起他与尚塔尔的争论。他有一种幼稚的想法,想要她立即就站在他面前,然后他就可以对她说,看,我是对的,我并没有骗你,我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无关紧要,无家可归的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