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MargueriteDuras,1914-)1987年有两本书出版,一是小说《埃米莉·L.》,一是随笔集《物质生活》(副题为《对热罗姆·博儒尔谈话录》)。随笔集收有四十八篇文字,长短不一,短文不过三、五百字,长的有一万字,大多与写作的事相关,涉及作者自己的作品,以及与此相关的其它方面,有关与扬·安德烈结识之事,作者本人饮酒致疾等,也是书中记述的材料。有关杜拉的思想,阅读她这些文章便可了然,无须多言。但可注意的却是他关于写作、写法的一种独到见解。作者在引言中说,书中“没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我并没有思考什么,除了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之外,其它我并没有思索什么。”事实上,即使是涉及写作的事等等,似乎也与“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相关,这是不须在字面上求证的,从潜在方面去感受便可体知。文学与写作不可能排除社会历史现实。作者申明:“这本书至多代表我某些时机、某些时日、关于某些事情的想法。所以也代表我的思想。”作者认为“那种专横武断的思想”,“那种作为最后确定的思想”,是她远远避开的“祸害”。

    据书中引言所说,这本书大体是在1986年秋初至冬末写成。据说,每一篇文字都是对她的朋友热罗姆·博儒尔讲述的,然后整理成文,由他们分别通读,作者修改,博儒尔再读一遍;在进行过程中也曾遇到一些困难、一些问题,如关于主题的问题,据说后来对之“放开不问”,似乎也就迎刃而解。最后是作者自己修改,“简化文字,使这轻快,平静”,不过这也是作者和讲述者的“共同的意见”。

    作者说:“这本书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也不属于中间部分,”“是从日常事件引发出来的。可以说是一本供阅读的书。不是小说,不过与小说写法最为接近。”作者说:“当它在口述的时候,那情形很是奇异——就像日报编者写社论一样。”这大概是说所述无不是扑面而来的那种现实感吧。至少让人觉得叙述者像是近在咫尺,如见其人。作者在书中多处分明写到她是“处在历史环境下”“就像沉在海里”一样,还说“真像是我在同那个准备把我消灭掉的社会进行殊死搏斗”……人与社会对质大概是某一类现代文学一个潜在的主题。

    作者说这本书出版“不免犹豫再三”,因为“没有一种可以预期或者现有书籍构成形式可能容纳《物质生活》这种流动的写法”。所以这里冒昧称之为随笔,未必妥当,不过,人们知道,随笔是法国作家最擅长的体裁,而且渊远流长。《话语的高速公路》中又专门讲这个问题,说话语在这里每一个题目下无所不至同时又仅仅通向一个地点;《戏剧》中也说:“效果出自文本的独特显现,出自深度,出于血肉”作者希望有一种新的戏剧,是供阅读的。作者说《物质生活》这本书也是供阅读的。因为书不是“创作”出来的,而是由话语组成的,说给对方听的,不是经过修辞术操作的语言组合,而是说给你听,说话人身临现场。所以戏剧用小说方式写,小说本身也是戏剧。1974年发表的《说话的女人》,就是作者和另一个女人扎维埃·戈蒂对话的记录,谈的是文学、社会、女人等等;1977年在电影剧本《卡车》之后附有米歇尔·波尔特夫人长篇对话;1977年与同一位米歇尔·波尔特夫人合作写成谈话录《玛格丽特·杜拉笔下的地点》;还有在这里多次提到的《80年夏》也是一种谈话,或者叫做独语;这一切表明,这里人们看到的这些随笔类文字是作者一直有意要写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贯穿在作者的戏剧、小说、电影剧本之中。文体这一用语用在这里实在也很勉强。《(夜船)中的音响》中说:是声音形成各种事物,形成为欲望和感情。声音比肉体所在的现场呈现出来的更为丰富。那就是人的,人的顾盼,微笑。一封真正的书信也可以摄魂荡魄,因为这是说出来的,以说出的声音写成的……话语应该说也是一种生命现象,也与历史不可分,是写作的实体,写作方式就是富于生机的文学。文体学、风格学之类已不能限制或规范文学写作,文学当然不排除隐喻或词藻、修辞之类。

    理解作品和作家,实证分析仍然是有用的,应该充分注意作家的生平和传记,何况一位女作家尤其经常受到批评家、记者对这方面的盘查。阅读这些作品时不难看出这方面的种种迹象,如在《阿兰·万恩斯坦》等文中。但是,这里要请读者对《永隆》与《拉辛森林》这两篇给以注意。前一篇提到在几部小说中都曾出现的一个人物安娜-玛丽·斯特雷特,据说这个女人在作家极为幼小时即“像是宗教信仰”那样昭示出一种知识,是有关生命的“一瞬间”的,还有待发明一个词语来指明“人们清楚知道却不理解的那样一种应该理解的事”。这件事似乎已经构成了这位作家作品中的一个母题。后一篇,即《拉辛森林》中所说的神奇,“在写作中,也须多方设法寻觅神奇”,就是拉辛悲剧关于生存状态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悲剧性的神奇。这是人与物质生活、世界的关系的一种隐喻性说明。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人们追索作家写的许多故事的核心所在。归根到底,《物质生活》这本书主要还是谈写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