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星光灿烂。聂赫留朵夫沿着上了冻、只有少数几处还有泥泞的道路回到客店,敲敲没有灯光的窗子,肩膀宽阔的茶房光着脚出来给他开门,放他进门廊。从门廊右首的披屋里发出马车夫响亮的鼾声;前面院子里传来许多马匹咀嚼燕麦的声音。左边有一道门,通向一间干净的正房。在这个干净的正房里弥漫着苦艾和汗酸的味儿,隔板后面,不知谁的强壮肺部发出均匀的鼾声,神像前面点着一盏红玻璃罩的神灯。聂赫留朵夫脱去衣服,把方格毛毯铺在漆布面子的沙发上,放好皮枕头,躺下来,头脑里重温着这一天的见闻。在聂赫留朵夫今天看到的各种景象中,最可怕的是那个头枕着男犯大腿、躺在便桶里渗出的粪汁中的男孩。

    今晚他同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谈话虽然很意外,而且关系重大,但他不再考虑这件事。他同这件事的关系太复杂了,前途很难逆料,因此索性不去想它。然而他越来越生动地想起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在恶浊的空气里喘息,在便桶渗出的粪汁中睡觉,特别是那个睡在男犯腿上的天真孩子的影子一直萦回在他的脑海里。

    知道远处有人在折磨另一些人,使他们受到各种腐蚀、非人的屈辱和苦难,这是一回事。在三个月中连续不断地目睹一些人腐蚀和折磨另一些人,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聂赫留朵夫现在就有这样的体会。他在这三个月中不断地问自己:“到底是我疯了,所以才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事,还是做出我所看到那些事的人疯了?”不过,既然做出那些惊人和可怕的事的人(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多)都心安理得,满心相信他们的行为不仅必要,而且十分有益,那就不能说他们是疯子;但他也无法自认为疯子,因为觉得自己头脑清楚。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一直感到困惑不解。

    这三个月的见闻,使聂赫留朵夫得出这样的印象:一些人利用法院和行政机关,从自由人中间抓走一批最神经质、最激烈、最容易冲动、最有才气和最坚强的人。这批人不象人家那么狡猾和小心,对社会却不比享有自由的人更有罪,更危险。首先,这批人被关在牢里,被迫流放,服苦役,成年累月无所事事,衣食无虞,但脱离自然,脱离家庭,脱离劳动,也就是脱离人类的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一。第二,他们在那里遭到种种莫须有的屈辱,例如戴上镣铐,剃阴阳头,穿上可耻的囚服,也就是被剥夺了过良好生活的主要动力:舆论影响、羞耻心和自尊心。第三,他们经常有丧命的危险,因为监禁地疫病流行,再加劳累过度,横遭毒打,至于中暑、水淹、火灾,那就更不用说了。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连品德最高尚、心地最善良的人,也会出于自卫的本能干出惨无人道的事来,并且会原谅别人干那样的事。第四,他们被迫同那些生活极端腐化(尤其是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的淫棍、凶手和歹徒朝夕相处,于是极端腐化分子对还没有完全腐化的人,就象酵母对面团一样,起了发酵作用。最后,第五,凡是身受这种影响的人,无不通过各种最有力的方式——通过人家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惨无人道的行为,例如虐待儿童、妇女、老人,殴打,用树条或皮鞭抽打,奖励凡是活捉或击毙逃犯的人,拆散夫妻,促使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与人私通,枪毙,绞刑等方式——使人懂得一个道理:各种暴行、酷行、兽行,只要对政府有利,不仅不会遭到禁止,反会得到政府的许可,而这类暴行加在丧失自由、贫困不幸的人身上,那就更是合法的了。

    所有这些办法仿佛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以便制造在其他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的极端腐化和罪恶,并且把它最大规模地传布到全民中去。“简直象规定任务似的,要用最有成效的方式尽量多腐蚀一些人,”聂赫留朵夫分析监狱和流放途中的见闻,想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极度腐蚀,等他们腐化透了,又被释放出狱,以便把他们在监狱里沾染的恶习传布到全民中间去。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和托木斯克等地的监狱里,在流放旅站上,聂赫留朵夫看到这个由社会本身提出的目标正在顺利地达到。本来具有俄国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基督教道德的普通人,如今都放弃那些道德,而接受了监狱里所流行的道德,主要认为一切对人的凌辱、暴行和残杀,只要有利可图,都是可以容许的。凡是在监狱里待过的人,通过切身体会都深深懂得,教会和道德大师所宣扬的尊重人和怜悯人的道德,在实际生活中都已被废弃,因此无需遵循。聂赫留朵夫在他所认识的犯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不论是费多罗夫,玛卡尔,还是塔拉斯。塔拉斯在流放途中同犯人们一起待了两个月,他那道德沦丧的观点使聂赫留朵夫大为吃惊。聂赫留朵夫一路上听人说,有些流浪汉往原始森林逃跑,还怂恿同伴跟他们一起跑,然后把他们杀死,吃他们的肉。他亲眼看见一个人被控犯了这种罪,而且自己直认不讳。最骇人听闻的是,这类吃人事件并非绝无仅有,而是一再发生。

    只有经监狱和流放地特殊培养而产生的恶习,才能使一个俄罗斯人堕落成为无法无天的流浪汉,他们的思想甚至超过尼采的最新学说,对什么事都没有顾虑,真是百无禁忌,并且把这种理论传布给犯人,然后再扩散到全体人民中去。

    目前这一切行为,照书本里的解释,完全是为了制止罪行,实施警戒,改造罪犯,依法惩办。但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上述这四种作用。这样做不仅不能制止罪行,反而传布罪行。这样做不仅不能实施警戒,反而鼓励犯罪,许多人就象流浪汉那样自愿投狱。这样做不仅不能改造罪犯,反而把各种恶习系统地传染给别人。政府的处分不仅不能减少报复,反而在人民中间培养这种情绪。

    “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聂赫留朵夫问自己,但是找不到答案。

    最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切并非意外,也不是由于误会,不是偶尔一遭,而是几百年来司空见惯的现象,差别只在于以前是对犯人削鼻子割耳朵,后来在犯人身上打烙印,拴在铁杆子上,现在则用脚镣手铐,运送犯人不用大车而用轮船火车。

    政府官员对聂赫留朵夫说,那些使他气愤的事都是由于监禁和流放地设备不完善造成的,一旦新式监狱建成,情况就会得到纠正。这种解释不能使他满意,因为使他气愤的并非监禁地完善不完善的问题。他读过塔尔德著作,那里谈到改良监狱装有电铃,使用电刑,而那种经过改良的暴行却使他更加气愤。

    使聂赫留朵夫气愤的,主要是法院和政府机关里坐着一批官僚,他们领取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高薪,查阅由同一类官僚出于同一类动机所写成的法典,把凡是违反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行为纳入各种法律条文,然后根据这些条文把人送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而那些人在残酷粗暴的典狱长、看守和法警的肆意虐待下,成千上万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死亡。

    聂赫留朵夫进一步了解了监狱和旅站的情况后,看出犯人中间蔓延的恶习:酗酒、赌博、暴行和其他骇人听闻的罪行,包括人吃人在内,都不是偶然现象,也不象那些头脑僵化的学者为了袒护政府而硬说他们是退化、犯罪型或者畸形发展,而是人可以惩罚人这种谬论造成的必然后果。聂赫留朵夫看出,人吃人这种事不是起源于原始森林,而是起源于政府各部、各委和各局,只不过最后在原始森林里结束罢了。他看出,象他姐夫那样的人,以及所有的法官和其他文官,从民事执行吏到部长,他们根本不关心平时挂在嘴上的正义和人民福利,他们人人追求的无非是卢布,那种由于他们出力造成腐化和苦难因而赏给他们的卢布。这是显而易见的。

    “难道这一切都是由于误会吗?怎样才能使那些官僚不再干他们现在所干的事?情愿照样发给他们薪金,甚至外加奖金……”聂赫留朵夫想。他在这样思考中听到鸡啼第二遍,尽管他的身体一动,跳蚤就象喷泉一样纷纷落到身上,他还是沉酣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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