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想买点什么?”每个人走进这家小店时,女店员都会这么问。她辨识每一个顾客,不放过每一个进出。她微笑,但是眼角依然是尖尖的。她的帮工是一个铃,形状是一头带着细细的金属铃舌的狗。只要一有人踏上门槛,它就会发出响声,将它发出声响的部位撞在客人的额头上。

    我穿过小店,仿佛每走一步都会穿过一扇玻璃门。我在留神我自己。我的手指伸出去抓了一样东西,因为女店员在注视我。这是一种强迫,强迫我有什么愿望。

    由于铃的发声部位就在我的额头上,所以从一开始起,这就是一个哽喉的愿望。我必须为进店说明原因,否则那个铃就会把这事闹成一个丑闻。

    手的动作变得小心翼翼。手指弯曲时,皮肤变得苍老。我吃不准手是不是干净。店铺很小,女店员尖眼眶里的眼珠很白。有一瞬间我在想:“从被毁灭了的小地方来的人,他们的手不可能是干净的。”这和洗没洗手没有关系。一个经历了数十年苦难,而且和周围的一切以及所有人一样,从中挺了过来的人,肯定会蹭到脏东西。他头上太阳穴后面的那些粘兮兮的东西还没有滴干。他头颅里装的是一条条伤心的和被侵蚀的肮脏。必须把这些肮脏亮出来,就如同一个苹果从中间切成两半后必然会亮出蚜虫啃噬的路径一样。恰恰是在一个小小的店铺里,在因东西不多彼此能保持间距而形成的通透中,人的大脑必须亮出苹果蚜虫的啃噬路径。特别是在一切都受到精心呵护却仍然得不到一点保护的地方,特别是在人们必须以个体的人的形式出现的地方,我会因为憋闷而情不自禁地想到手指上的肮脏。

    在一个灾难已经发展成举目皆是的土地上,一个人,一个个体的人是不会受到关注的。在这片土地上,在人的生命中,一个人什么也不是。若干年后,当眼睛和头脑迷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一个人就连在自己的生命中也什么都不是了。

    在一片贫穷的土地上,求死的规模是很大的,而且大到和死的可能性一样大。死是小事,频繁得甚至都无法把握,是偶然。放眼望去,原因到处都有。谁如果去想,不幸不可能开始,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结束。谁听到别人的死亡能把自己排除在外。谁不会想到时间长了这事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生命不可能长到经历那么许多,因此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人们可以知道得非常清楚,因为人们看到的是它们赤裸裸的状态。这很容易让人沮丧。如果不幸像粘兮兮的脏东西那样垂挂在太阳穴的后面,那么人们也就是它们的一部分,不幸的一部分。贫困像有愧的良心,像债务,始终无法消除。

    我在试穿衣服,因为这一切我都是在营业员的眼睛跟前想的。我脱下我的外衣。一件外衣挂在我旁边的衣架上,不属于我的外衣,不是我想要买的外衣。我解开它的扣子,迅速解开一个又一个扣子,因为我知道,我现在不能思考:扣子如同眼睛。我禁止我思考,因为这个小小店铺里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做好准备让我去思考眼睛。

    女店员的脸出现在我身后的镜子里。“是同胞吧。”她问,“您是法国人。”我答:“我是罗马尼亚人。”她在镜子里撩开耳朵前的一缕头发。“没关系,”她说,“只要您喜欢这儿就好。”

    那件带着陌生扣子的外衣重又挂在衣架上了。营业员用轻巧的手竖起自己的衣领,因为我出去的时候,门会打开,冷空气会进来。

    我是罗马尼亚人,这对她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已经足够让她不要对我有什么指望了。她也是好意。

    在街上我想到了超市。我,我知道这是在回家的路上,走进一家超市,在敞开的大门前,一箱子拖鞋放在街上已经有几个星期了。它们的鞋底看上去就像是从拖拉机的轮胎上切下来的。超市里的音乐很吵。

    如果在小店人们是因为受到门口那个铃铛的逼迫,不得不以个体的人的形式出现,那么在超市,人们则是受到音乐的逼迫,以相互关联的形式出现,走走,看看,试试。试衣间的镜子拒绝提供个别人像。保持人们彼此之间距离的是买东西的愿望,而不是必要。

    收银员不看任何人的脸。她敲进价格,满足于各个数字,然后钞票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好像东西不值钱。客人就是买东西的人。他们的眼睛显示出一种和最便宜的价格不相一致的东西:没有钱的人,就连小钱都会在他的额头里扯下一个大账单。

    超市里有些东西我熟悉。在大量的商品中,有一样东西我是通过一个贫穷国家的一无所有认识的:贫困。在禁止美丽的悲哀的堆积中,贫困是一种延伸。它开始于各个面孔的阴影中,用需要取代愿望。这便是富裕社会的边缘。

    也许富裕是一个圆圈。边缘就是圆圈的周长。它比圆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