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来后的第四天,母亲搬到他家里去了。

    当货车拉着她的两只箱子离开工人区来到田野的时候,她回头望了一下,突然觉得,她永远不会再看见这个地方了,——她一生中最痛苦最黑暗的时代,是在这里度过;那充满了崭新的欢乐、崭新的悲愁的,充满了迅捷与激动的另一种生活,也是在这里开始的。

    在那被煤烟熏染黑了的大地上,工厂把它的烟囱高插入云端,就像一只极大的、暗红色的蜘蛛似的伸开了脚爪。工人们住的平房,紧挨在工厂的周围,一间间灰色扁平的小屋子,密密麻麻地挤在沼泽地的一边。那一面面矮小、阴暗的窗子,惆怅地互相对望着。跟工厂一样颜色的教堂,高出这些工人们的住房,它的钟楼比工厂那根烟囱稍低一些。

    母亲叹了口气,觉得衣领太紧,勒得脖子难受,于是就整整衣领。

    “咻,咻!”车夫挥动着鞭子,嘴里不停地嘟哝着。

    他是个瘸腿汉子,看不出到底有多大年纪,两眼无神,头发胡子都很稀少,好像退了色似的。他左右摇动着身子,跟货车并排向前走。可以看出,不管是向左走还是向右拐,对他都无所谓。

    “咻,咻!”他无精打彩地吆喝着。有点滑稽地拐着他的弯腿,脚上穿的长筒靴沾满了泥巴。

    母亲毫无目的地朝四周围望了望。野外也是和她的心间一样,空空落落……

    拉车的马似乎有些累了,它摇着头,在那被太阳晒暖了的很深的砂土上,呼力地一步步地走着。砂土轻轻地发出声音。这辆好久没有烧油的破马车发出吱吱咯咯的响声。这些声音混合起来和尘一起飞荡在马车后面……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住在市郊的一条荒凉破败的街上,住的是一所小小的绿色侧屋,添造在一所由于古旧而显得臃肿而又昏暗的二层楼房旁边。

    侧屋前面,有个草木茂盛繁复的庭园,紫丁香花、槐树枝条,栽种了不长时间的银色的杨树叶子,亲切地朝三个房间的窗户窥探观望。这几间房屋里清洁安静,花木的影子摆动在地板上,无声无息。靠墙摆着几排书架,上面密密地排列着各种各样的书。墙壁上挂着许多幅画像,画像上每个人的样子都很严肃。

    “您住在这儿行吗?”尼古拉将母亲领进一间小小的房间,向她征求意见。

    这间小屋,有两面窗子,一面窗子对着庭园,一面窗子对着野草丛生的院子。房间里面,靠着墙壁也摆满了书橱和书架。

    “我住在厨房里就行了!”她说。“厨房里很亮堂,又干净……

    母亲觉得,尼古拉听了她的这话之后有种怯生生的表情。他不自然地、好像很为难地劝阻母亲去厨房住。所以母亲只好答应,——他立刻就高兴起来。

    所有这三个房间中,都充满了一种特殊的空气,——呼吸起来,让人觉得非常轻松和舒服,可是说话的声音却不自觉地要压低下来,身在其中,决不想大声说话,因为那样要妨碍墙壁上那些凝神沉思的人们。

    “花儿应该浇些水才好!”母亲摸摸窗台上花盆里的泥土,建议说:

    “对!对!”主人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赞同。“我喜欢种花,可是没有时间服侍……”

    母亲仔细地瞅着他,她能看出来,在他自己的这样安逸的家里,尼古拉也是非常小心,对他周围的一切都感到生疏。他总是将脸凑近要看的东西,用右手细长的指头扶着眼镜,眯起眼睛,带着默默的疑问的神气观察着他感兴趣的东西。

    有时候,他把东西拿在手里,再凑到眼前,细细地观察着辩认着,——好像,他是和母亲一同刚走进这间屋子似的,跟她一样,对屋子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习惯。

    母亲看到他这样,立刻意识到了她在这所房子里的地位。母亲跟在尼古拉后面,注意观看各样东西安放的地方,又问了他的生活习惯。他用抱歉的语气逐项回答着她,好像明明知道什么都做得不对,可又不会找别的办法似的。

    母亲浇了花,又将胡乱堆在钢琴上面的乐谱整整齐齐地叠放好,然后望了望茶炉,说:

    “应该擦一下……”

    他听了后,便用指头朝昏暗无光的铜壳上摸了一下,然后把手指拿到眼前,非常认真地观瞧起来。

    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禁不住要笑出声来。

    躺在床上之后,她回想起了这一天的事情,做梦似的又从枕头上抬起脑袋把周围望了一遍。对她来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住在别人家里,但是,她却丝毫也没感到拘束。

    她很关切地想着尼古拉的一举一动,感到有一种愿望,要尽自己最大可能来照顾他,使他在生活里感到亲切、温暖。尼古拉那笨手笨脚的样子,可笑的举动,与常人不同之处,以及他浅色的眼睛里闪耀着的孩子般的聪明的神情,都使她倍受感动。

    过了一会儿,她的思路转到了儿子身上,在她面前,又浮现了被新的声响所包裹着,被新的意义所鼓舞着的五月一日!这一天的痛苦,跟这一天本身所有的东西一样,都是特别的,——这种痛苦,并不是将人打昏的拳头,把人打得脑袋耷拉到地上,而是如同无数的针刺着心灵,从内心唤起无言的愤怒,叫人把压弯了的背脊勇敢地挺起来。

    “全世界的孩子都起来!”她的耳轮中充斥着她所不熟悉的城市夜生活的声音,头脑中出现了这个念头。是一种疲惫无力的声响,从远方吹来,在庭园里把树叶弄得簌簌作响,爬进开着的窗子,又悄悄地在这间屋子里消失了。

    第二天清早,她擦干净了茶炉,又烧开了水,轻手轻脚地拿出了碗碟杯盘,然后坐在厨房里等着尼古拉醒来。

    先是听见了他的咳嗽声,过了片刻,尼古拉一手拿着眼镜,一手按着喉咙,从门口进来了。

    母亲回答了他的问候,将茶炉搬到房间里。于是,他开始洗漱,把水溅了一地,把肥皂、牙刷都掉在地上,不住地哗啦哗啦地把水撩到脸上。

    喝茶的时候,尼古拉对母亲说:

    “我在地方自治局里做的那件工作,真叫人心里很难受——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农民们是怎样破产……”

    他带着惭愧的微笑继续说:

    “人们都饿坏了,不到时候就进了坟墓,孩子们生下来就很瘦弱,好像秋天的苍蝇一般地死掉。——我们什么都清楚,同时也知道这种不幸的原因,我们整天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事情,领着薪水。老实地说,除了这个什么都不干。

    ……”

    “您是个大学生?”母亲问他。

    “不,我是教师。我的爸爸是维亚特卡一家工厂的经理,我最初是个教师,后来因为在乡下给农民分发书籍,所以坐了牢。出狱之后,当了书店的店员,可是因为做事不小心,又被送进了监狱,后来,又被流放到阿尔罕格尔斯克。在那里,又跟省长发生了冲突,于是反懈送到了白海沿岸的乡下,我就在那里住了五年。”

    他的声音平静而低沉地回响在阳光明媚的房间里。

    母亲对于这一类的故事,已经听过多次,但是她总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能这样平静地叙述自己的这种故事,把这种事情都看作命里注定不能更改。

    “今天我姐姐要来!”他说。

    “已经出嫁了吗?”

    “是个寡妇。她丈夫充军去了西伯利亚,后来从那里逃出来,两年前在外国生肺病死了。”

    “她比您大多少?”

    “比我大六岁。她给我的帮助很多。你可以听听,她的钢琴弹得多么好!这是她的钢琴呢……这儿的东西多半是她的。

    我的只是些书……”

    “她住在哪儿?”

    “随便什么地方都住!”他引以为豪地微笑着回答。“什么地方需要勇敢的人,她就在什么地方。”

    “也是——干这种工作的?”母亲问。

    “当然!”他说。

    不多一会儿,他出门上班去了。

    母亲却开始思想起这些人们每天执拗而镇静地干着的“这种工作”。她感到自己面对着他们,正像面对着黑夜里的一座高山。

    正午时分,来了一个身穿黑衣服、身材修长而苗长的年轻太太。

    母亲开了门,把她让进屋。她将一个黄色的小箱子丢在地上,迅速地握住了母亲的手,问道:

    “您是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的母亲,对不对?”

    “对。”母亲看着她华丽的衣服,困惑迷惘地回答。

    “跟我想象的一样!我弟弟给我写了信。说您要搬到这里来!”这位年轻太太在镜子前面摘着帽子,继续说:“我和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是老朋友,他常常跟我讲起您。”

    她的声音有些喑哑,话语缓慢,可是她的动作却很快,很有力度。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满含着微笑,显得年轻而明快,可是眼角上已经明显地有了些细密的皱纹。小巧的耳朵上面好像已经有了几根白发在闪着银光。

    “我想吃点东西!”她说,:要是能喝上一杯咖啡就好……”

    “我马上就煮。”母亲应着,一面从橱柜里拿出咖啡具,一面低声问:“巴沙真的常常讲起我?”

    “讲得很多……”

    她摸出一只小小的皮烟盒,点起一烟抽着,在室内边走边问:

    “您一定特别替他担心吧?”

    母亲望着煮咖啡的酒精灯的青色火焰,脸上挂满了微笑。刚才在这位太太面前所感到的那种不安,现在在这种由衷的喜悦里面一下子就消失了。

    “我的好孩子,真是那样地讲起你母亲!”她心里这样满意地想着,嘴上却慢慢地说道:“当然,不怎么放心,可是以前更厉害呢,——现在我已经知道,他不是自己一个人……”

    她望着这位太太的脸庞,询问:

    “您叫什么名字?”

    “索菲亚!”她说。

    母亲用敏锐的目光打量着她。不难发现,在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豪放的,过分敏捷和急躁不宁的神情。

    她大口大口地喝着咖啡,颇有把握地说:

    “最要紧的,是不让他们长期被关在监牢里,要让他们的案子尽快地判决出来,只要一判了充军,我们马上就设法帮助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逃出来,——在这里,他是不能缺少的人。”

    母亲半信半疑地望了望索菲亚。

    索匪亚朝四周打量了一下,看看什么地方可以扔烟头儿,最后将它插在花盆里的泥土上。

    “这样花会干死的。”母亲不自觉地说。

    “对不起!”索菲亚说。“尼古拉也总是这样对我说。“她从花盆里取出烟头儿,将它扔出窗外。

    母亲不安地看着她,尴尬地说:

    “是我对不起!我是顺口说的。我哪里能指使您呢!”

    “既然我这样随便,为什么不能来指使我呢?”索菲亚耸了耸肩膀,关心地问。“咖啡给煮好了,应多谢您!为什么坏子只有一只?您不喝?”

    忽然地,她把两手搭在母亲的肩膀上,将她拉近自己身边,凝视着她,用一种惊奇的口气问道:

    “难道您还客气吗?”

    母亲笑了笑,说:

    “方才不是连烟头的事情都说了吗?这不能叫客气吧?”

    于是,母亲毫不遮掩自己的吃惊与不安,就像询问家常一般地说:

    “我昨天才来,可是好像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一点也不生疏,想要说什么话,就都说了出来了……”

    “这样才好呢!”索菲亚高兴地说。

    “我的脑袋里很乱,好像连我自己都认不清楚了,”母亲接着说道。“从前啊,想对一个人说句真心话,总是对他的脸色左看右看地看清楚,可是现在呢,总是直直快快地说出来,那些以前不敢说的话,开口就出来了……”

    索菲亚又抽起了烟,她亲切地,含情脉脉地用她灰色的眼睛望着母亲。

    “您是说要设法让巴沙逃走吗?那么,他成了一个逃亡者,叫他怎样生活呢?”母亲提出了这个颇叫她不安的问题。

    “那不妨事的!”索菲亚又给自己倒了些咖啡,回答母亲:“就像其他许多逃亡者一样地生活呗……我刚才接了一个人,把他送到了另一个地方,他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人,判了五年的流刑,可是只住了三个半月……”

    母亲专注地望着她,笑了一笑,摇头头低声说:

    “那一天,五一那一天,把我弄糊涂了!我觉得有点不自在,好像同时走着两条路:有时候呢,好像什么都明白,可是有时候又忽地一下子像掉在云雾里面。现在,我看到了你,像您这样的夫人,也干着这样的事情……您认识巴沙,又是那样看重他,我觉得非向您道谢不可呢。……”

    “要向你道谢才对呢!”索菲亚友好地笑起来。

    “什么?向我?可不是我教育的他!”母亲叹了口气推辞说。

    索菲亚把烟头放在茶盘上面,猛然地摇了摇头,金色的头发散了下来,一缕缕地披在肩背上。

    “好,现在我该把这一身豪华的衣服脱下来啦!”

    说完这句话,她就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