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起案件,让我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凶嫌使用的凶器竟然是“纸镇”,那是日高邦彦屋里原有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凶嫌当初进入日高家时,并无意杀害日高邦彦。如果他一开始就打算杀他的话,应该就不会使用这样的手法。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凶嫌事先早有安排,却因为临时变故,不得不改变杀人的方法。可是改变手法后,竟改以纸镇为攻击武器,又未免太欠思虑了。如此看来,此次犯案应可归论为突发、临时起意的谋杀吧?

  不过,还有一件事让人无法忽视——日高家的门是锁着的。根据第一发现者的供词,住家大门以及日高工作室的门都上了锁。

  关于这点,日高理惠曾经证实:“五点过后,我离开家的时候就把大门锁上了。因为我担心丈夫一个人窝在工作室里,就算有人从外面进来他也不晓得。可是我作梦也没想到,这种事竟然真的发生了。”

  根据指纹比对的结果,大门门把上只检测出日高夫妇的指纹,门锁上也未见有擦拭过的痕迹。就门扉深锁的情况来看,大门应该是从日高里惠离开后就一直锁着。

  而工作室的门很可能是犯人从里头反锁住的。因为和玄关的门不同,这里明显有指纹被擦掉的痕迹。

  从以上几点判断,犯人最有可能从窗户爬进房间。可是这样的推断,有一个矛盾:原本无意杀人的匪徒从窗口闯入?可偏偏他想偷东西的可能性又很低。即使是当天是第一次到日高家也能马上知道,里头根本没剩什么值钱的东西。

  事实上,破解这个矛盾的假设只有一个:当天犯人总共去了日高家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有事登门拜访。可是那人离开了日高家之后(正确的说,应该是假装离开日高家之后),又马上进行了第二度的探访。这时那人心中已打定某种主意,所以改由窗口进入。而这主意不用说,自然是“杀人的企图”。我们大可假设,他是在第一次拜访的时候,萌发了杀机。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案发当天有谁曾到过日高家呢?答案很明显的指向两个人:藤尾美弥子和野野口修。

  我们对这两人展开了交叉调查。不过,结果却与警方想的相反,他们两个都有不在场证明。

  当天藤尾美弥子在傍晚六点回到住处,帮她作证的有她的未婚夫中冢忠夫,以及担任他二人婚礼介绍人的植田菊雄,他们约好要讨论下个月举办订婚典礼的事宜。植田是中冢的上司,和藤尾美弥子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应该没有必要为下属的未婚妻作伪证。而根据日高理惠的证词,藤尾美弥子离开日高家的时候已经五点了,就日高与美弥子家的距离以及两地间的交通状况来看,她在六点到家也是极其合理的事。换句话说,藤尾美弥子的不在场证明可谓毫无破绽。

  其次是野野口修。

  在侦查这个人的时候,不可否认的,我多少带了些私人感情。他曾是我职场上的前辈,也是知道我晦涩过去的人。

  不过,做我们这行的,如果因为私人恩怨而影响办案的话,也只能说不适任了。在承办这起案件时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客观地审视我俩曾经共有的过去。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会把过去遗忘,这也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利器。

  根据野野口修本人的说法,他的不在场证明是这样的:

  当天四点三十分左右,藤尾美弥子来访后,他就离开了日高家。接着他直接回家,一直到六点都在工作。六点一到,童子社的编辑大岛幸夫来了,他们开始讨论稿子的事。这期间日高邦彦打了电话过来,说是有事要和他商量,请他八点过去他家。

  野野口修先和大岛到住家附近的餐馆用晚餐,之后才前往日高家,抵达的时候正好是八点整。因为没人应门,他感到有点奇怪,于是打电话给日高理惠。在日高理惠到来之前,他去了附近的咖啡店“洋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等她。八点四十分左右,他再度折回日高家,正好日高理惠也来了。两人一起进入屋内,进而发现了尸体。

  整理案情的同时,我发现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也近乎完美。而童子社的大岛以及“洋灯”的老板也证明了他所言不假。

  不过,这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从他的供词推断,他唯一可杀日高的机会,应该是在打电话给理惠之前吧。也就是说,他和大岛分开后,一抵达日高家就马上杀了日高邦彦,之后做一些善后,再若无其事地打电话给被害人的妻子。

  不过,法医的监定已经证明这样的假设无法成立。案发当天下午,日高邦彦和妻子购物的途中,曾吃了一个汉堡,依照胃中食物消化的程度推断,死亡时刻应该在五点到六点之间,最晚也不可能超过七点。

  难道只能承认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是完美的吗?

  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凶嫌应该是他。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案发当晚他脱口而出的某一句话。从听见那句话的瞬间,我就开始揣想他是凶嫌的可能性。我也知道,光凭直觉办案非常没有效率,可是只有这一次,我任凭直觉自由发展。

  听到野野口修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我觉得十分意外。因为我想,如果他真是凶嫌,绝对不会做出把事情细节交代清楚的蠢事。可是,当我读着笔记的时候,这个想法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必须承认,那份笔记写得非常完整,而且还十分具有说服力。阅读的时候,我几乎忘了里面所描写的内容未必与事实相符。不过,这不正是野野口的居心吗?

  我揣想身为犯人的他,要怎么转移警方对自己的怀疑。他应该早就料到,因为时间的问题,自己将成为最可疑的对象。

  而此时在他面前出现的,竟然是曾在同一所学校执过教鞭的男子。于是他利用那个男人,写出假的笔记让他阅读。昔日的菜鸟老师,即使做了刑警也肯定成不了大器,他应该很容易中计。

  这会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吗?因为彼此相识,潜意识里太过强调办案不可掺入私人情感,结果反而更看不清事实?

  然而,我成功地在他的笔记里发现了几处隐匿的陷阱。更讽刺的是,如果不是他亲手写的这份笔记,也找不出除了他以外,犯人不做第二人想的重要证据。

  现在的障碍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不过,话说回来,从头到尾也只不过是他个人的说明而已。六点过后接到的那通电话,真的是日高邦彦打来的吗?这点谁都不知道。

  我把与此案相关的诸多疑点从头到尾再检视一遍,结果发现这些都有一条线索牵着,而答案就在野野口修的笔记里。

  将自己所得的推理重新审视后,我向上司报告了。我的主管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不过他也赞同我的论调。从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推断,他也觉得野野口修怪怪的。野野口的笔记里并

  没有提到,事发当晚他显得异常兴奋而多话。我和主管都知道,这是真凶显露面目的典型之一。

  “现在就只欠物证了。”主管这样说道。

  关于这点我亦有同感。虽然我对自己的推理颇具信心,可是这只能算是基于现况所做的合理推断。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犯人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做了各式调查,日高邦彦就不用说了,而针对野野口修,我们也搜集了不少资料,但实在找不出野野口修杀害日高的理由。不,就工作上多方关照这点而言,日高甚至可以算是野野口修的恩人。

  我回忆起记忆中的野野口修,那时在国中任教的他,总是一派冷静,凡事照本宣科,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就算学生临时惹出什么麻烦,他也绝对不会自乱阵脚,他会参考过去的案例,在第一时间做出最无争议的决断。说难听一点,他不会加进半点私人情感,一切公事公办。曾经有一位女英文老师跟我谈过他的这项特质:“野野口老师真的很不喜欢教书这份工作。因为他不想操烦学生的问题,也不想去担负多余的责任,所以才会尽可能冷静处理所有事情。”

  她说,野野口老师想要早点辞去教职,成为一位作家。就连教师间的联谊会也很少参加,好像都在家里写作。

  结果如她所言,野野口修真的成为作家。我不知道教师这份职业,对野野口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有一次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份错觉上。老师错以为自己可以教学生什么,而学生错以为能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重要的是,维持这份错觉对双方而言都是件幸福的事。因为看清了真相,反而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在做的事,不过是教育的扮家家而已。”

  是什么样的体验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呢?我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