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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后,将近5点钟。大妻警部赶到濑户内造纸东京分公司。

  新宿西口、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26楼口上悬挂着精致的公司门牌。

  “我是警视厅的大妻,这里的详情不甚了解,想会晤一下总务或庶务科的负责人。”

  传达室里一位年轻女职员,听说是警视厅的,不由流露出惊诧的神色,片刻,她和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一同走了出来。

  “警视厅的先生,您有什么事情?”

  “一句话说不清楚,请问:这里分公司任职最长的有几位?”

  “这个……我算老职员啦,大致有十一二年了吧!”

  那位瘦削的中年男子边说,边递上名片,姓名前印着的头衔是:总务科主事。

  “噢,主事先生,在此干了12年?”

  “长年主事嘛,不晋级,不降职。”

  “科长先生有多少年?”

  “去年刚从四国总公司调来工作。”

  “分公司经理先生呢?”

  “工作期限吗?嗯,有1年半了。”

  “大家都是新来东京的啊,我想了解三十三四年前的精况。”

  身体瘦削的男子对此表示大惑不解。

  “那可难办了。分公司经理作为董事候补人,在总公司、分公司的任职即便很久,也只有20余年。30年前的人员,不要讲东京,就是总公司也不多。”

  “大家都早早地离职了吗?”

  “不,不是。退休60岁,30多年前,当时只有20几岁,30岁的人,早就退休了。”

  这时,那位传达女职员看着瘦男子说道:“那么……”

  “什么?”瘦男子反问道。

  “庶务佐伯文子,不是干了30多年吗?”

  “噢——阿文吗?可她是女的呀,……”

  “不,妇女也没关系。我想见一见。”

  5分钟后,大妻警部坐在虽有点狭窄,却摆设讲究的接待室沙发上,与一个叫佐伯文子的妇女会了面。

  “我想询问一下,听说您在贵公司工作了30多年啦。”

  “是的。纸是统制物资,纸张在战争中的宣传工作中有重大作用,所以,我有幸从动员应征中逃避掉。”

  “此后一直在这个公司吗?”

  “不知这该论褒还是论貶。我的青春年华都消磨在这东京分公司的庶务工作中。然而,女职员是55岁退休,我也只剩下三四年了。”

  大妻警部暗暗揣度了一番:17岁进公司,又渡过34个春秋,该五十一二岁了吧?可是眼前的女人,风韵犹存,显得更年轻些,若是化妆后,很象40岁左右的老小姐。

  “30多年了,可谓饱经风霜啊!”

  “是啊,战后,经历了许多磨难,有清共的骚乱,统制纸浆则导致公司的危机,石油冲击使四国的工厂陷入瘫痪,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等……我虽然也加入了工会,但却不太喜欢工会运动。因为我长年担任庶务工作,通常情况也比较了解,对于每年要求增加工资斗争的这种惯例,我也颇感为难。”

  “遇到这种情况时,跟您的丈夫怎么讲呢?”

  “哎呀!”

  佐伯文子唰地一下脸上呈现出臊的红晕,两手捂着面庞。

  “我是独身的呀。”

  “对不起,失礼了,我想您年轻时一定非常美貌,现在都还显得年轻,看不出接近退休年龄,您在年轻时怎么没有结婚呢?”

  “警部先生连那种事也要调查吗?”

  “哪里,干这项工作已养成刨根问底的习惯,请别介意。”

  “没结婚的理由很简单:一是不想结婚,二来没有合适的对象……青年男子战死的太多了。”、

  大妻警部虽然非常想询问她青年时为何逃避结婚,但是,这和来此的目的确实是离题了。

  “您说干了30多年的庶务工作?”

  “是的。”

  “庶务工作,主要搞些什么事务呢?”

  “这个工作范围很宽。首先是人事,工资,还有公司经费的预算,管理职员福利等,简单地讲是东京分公司的勤杂。”

  “那么,这和30年前生产什么纸,何处订货、诸事务有无关系?”

  “没有。”

  大妻警部对文子明确地回答甚感沮丧。

  “这类工作具体由哪个科负责呢?”

  “东京分公司是由营业部负责,总公司由营业总局负责,从组织结构上讲有:营业总局分为的受理订货部、生产监督部、缴纳成品部等部门来管理这类工作。”

  “现在东京分公司营业部里有了解三十三四年前情况的人吗?”

  “大都是新调来的,可能不知道,或者说,他们在公司的时间短,几乎不了解以前的事情更恰当吧。”

  “总公司营业总局会有了解战争结束前后情况的人吧?”

  “也可能有,但具体是哪一位我也说不清楚。”

  文子冥思苦索般地闭上了眼睛。

  “您怎么啦?”

  “没什么,我在回忆从前营业部里的人,有的退休,有的辞职,那些人现在都在哪里干什么呢?……毫无了解。”

  “经理已经换人了吗?”

  “是的,10年前新经理上任,他是前经理的儿子。”

  “前经理呢?”

  “去世了!”

  “那么,会晤经理也徒劳无益吗?”

  “不仅是经理,连董事会也全都换新人了。”

  “可不是嘛!当年的董事,假定是50岁,现在也都80开外了。”

  “嗯。说起来唯有一个人,有位车间主任还是过去的老前辈。”

  这话大大鼓舞了大妻警部,生产掺进粘土纸张的负责人尚健全,真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

  “那位车间主任叫汁么名字?”

  “小西隆平,巳经60多岁了,享受董事级待遇,他一直是车间的负责人。当然,当年仅是一名造纸技师。警部先生要了解30年前的什么事情呢?”

  “纸张啊!纸……来调査含有某种粘土的纸情况。”

  “我们公司的纸张,几乎都是日本(和纸)不加粘土。我想如果真生产过那种特殊纸张的话,那一定是根据军部的命令生产的?”

  “军部命令?……”

  大妻警部觉得很久没有听到这种语言了。据说日本在战败前——军队的命令……这是绝对不能违抗的。

  今年32岁的大妻警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尚未出世,因而,他没有体会过“军令”一词的不可抗拒的强制性。但是却从故世的父亲的话中常听到。父亲原是教育部的事务官。

  “往事不堪回首啊!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年轻少尉来到教育部,他们敲打着桌子,吵吵嚷嚷地喊道:这是军队的命令!不管是显微镜下潜心钻研的学生,还是抱着英日辞典用功的学生,都必须立即扛上步枪进行军训。军令这话是万能的王牌哪!”

  父亲曾多次对大妻和妹妹阿霞说过这话。

  “再问一下:濑户内造纸公司经常接受军方的订货吗?”

  “没有订贷之说,是必须按命令生产。据说是为了祖国,四国的车间曾竭尽全力生产过汽球炸弹用纸,当时,军方向车间、公司派遣了监督官。这些人,盛气凌人,对工人从不客气的。”

  “东京分公司这里也来过吗?”

  “当然来了。”

  文子说着,嘴唇痉挛般地顫抖不已。这些都没能逃脱大妻警部的眼睛。

  “是个军官吧?”

  “陆军大尉。”

  “还记得姓名吗?”

  “叫高仓勇主郎。只要他在公司一露面,分公司经理以下的全体职员都会非常紧张。当然,我也一样,胆战心惊地往返接待室,因我必须为高仓大尉送茶端饭。”

  “战后,还见过高仓大尉吗?”

  “不,一次也没见过。”

  “您了解高仓大尉隶属于哪个部队吗?”

  “详细情况不知道,只听说是总参谋部第三科的。”

  大妻警部觉得再也难于问出更多情况,于是站起身来向文子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高仓大尉怎么样?”

  “身材和长相呀。”

  “是这样的,身高1.70米左右。”

  “体重多少?胖吗?还是瘦长个儿?”

  “相貌呢?看来令人生畏呢?还是较和善?”

  “无论怎样说,他有一种军人中罕见的富家子弟风度。他曾说,他父亲是外交官。他生在华盛顿,长在伦敦,曾就读于牛津大学,经常用我们听不懂的英语嘟囔,记笔记时也特意书写英文。”

  “军人也说敌国语言,书写那种文字吗?”

  “这么说,我倒是想起一件事。他曾讪笑我们疲乏:把英语当作敌国语言则舍弃,是荒谬的。他举例说,打垒球时,裁判都用外来语‘好球’、‘坏球’一词,却不用日语‘很好’、‘不行’。总之,垒球不就是从美国开始的体育项目吗……”

  “高仓大尉直至战争结束,一直是这个公司的监督官吗?”

  “可以这么说,不知是好是坏,他被任命为少佐参谋,在即将赴任缅甸之前,战争就结束了。”

  “不是大尉,是少佐?”

  “是的,战争将要结束时他晋升为少佐。公司还举办宴会祝贺他晋级并欢送他。我记得在宴会上,他曾说:我还有未办完的工作,上司怎么搞的,要调我去缅甸。”

  “最后我想再问一下,公司有没有高仓少佐的照片?”

  “监督官和公司的干部时常一起摄影留念,但那些干部们有的退休,有的已死,有无照片不清楚。”

  “您没有一起摄影吗?”

  文子摇了摇头,以示否定。

  “当时的我,与其说是职员,毋宁讲是个沏茶端水的女子罢了。”

  “对不起,34年前的职员姓名登记簿能让我看一下吗?”

  “有没有这种登记簿,得问末广先生。”

  文子说着,先于大妻警部走出接待室。

  大妻警部想起,刚才他写着庶务事务衔名片的那个面颊消瘦的男子。

  名片上果然印着末广次郎几个字,他慢吞吞地穿过走廊,对面,那男子和文子一同返了回来。

  “这个东西有用吗?”

  男子递过小册子,这是一本濑户内造纸公司老职员手册。

  “是1944年的,有用吗?恰是34年前的,最后几页里记录着当时的职工名单,当然,还有很多应征来的工人和被动员来的学生在这里劳动过,那些人则没有入册。”

  “能借用一下吗?”

  “虽然是陈旧的职工手册,都是公司史实编汇时的珍贵资料,禁止携出,但是,如果对侦察有用,就破例借给你,但是,请务必送回……”

  “我一定负责奉送。是否写一张借据?”

  “那就不必了,对您的诺言,我们深信不疑的。”

  大妻警部小心翼翼地把那份陈旧的职工手册放入内衣袋,离开了濑户内造纸公司的东京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