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界人物

    薄雾如纱,在湛蓝天空下笼罩着山谷的早晨。我们散步归来,狗儿们身上沾湿了露水,胡须映着阳光闪闪生辉。它们首先看见那陌生人,勇猛地绕着他打转,作出狰狞攻击的样子。

    他站在游泳池边上,拿一只手提箱防范狗儿,往深水池愈退愈近。看见我们,他松了一口气。

    “狗没关系吧?没有狂犬病什么的吧?”听这声音,不就是打电话来的那位,伦敦人东尼吗?

    他随即携着提箱跟我们到家,加入了我们早餐的行列。

    这人个头很大,腰腹那一圈尤其丰满;戴一副茶色眼镜,头发刻意梳得蓬蓬乱乱,身上一套灰色休闲服——不管天气冷暖,英国观光客在普罗旺斯总是这付打扮。坐定之后,他从箱子里取出二个鼓胀的档案夹、一支金笔、一条免税香烟,以及金色打火机。手表也是金的,我敢说他的胸毛之上一定躺着一枚金坠子吧。他说他从事广告业。

    他简短而自豪地述说了他的事业史。他自创广告公司,在“艰苦的企业环境、血腥的同业竞争”中兴起,最近更以极好的价钱卖出部分股份,并签得一张五年的合同。现在,他说,他可以轻松一下了。

    在别人看来,他可不像能放开公司不管的人;他坐立不安,时时看着手表,把桌上他那堆杂物摆弄开去。调整调整眼镜,深深吸一口烟,他猛地站起来。

    “我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吗?伦敦的区域号是多少?”

    我和妻子早料到,他必将有此一问。英国来客总是这样;进得门来,喝一杯酒或咖啡,接着就打电话回去,查看是否他前脚才走开,公司后脚便关了门。就连通话的内容,也不离我们早听熟的那一套。

    “嗨,是我。对,我从普罗旺斯打来。一切都好吧?有没有人留话给我?没有?大伟没回电话?可恶。听着,我今天会在外面跑,但是如果要找我,可以打到——(你这儿电话几号?)记下了吗?什么?是啊,这儿天气很好。我会再打给你。”

    东尼放下话筒,再度向我们保证他的公司营运正常,他不在也还能维持。现在,他准备全心全力,和我们一道,进行购房产事宜。

    在普罗旺斯购置房产可谓难矣,很多城里来的大忙人,习惯英明果敢、当机立断,在这儿却往往纠缠数月,谈判毫无进展,只好放弃。

    谈判中有些事会大出他们意料,第一件就是实际价格高于广告价格,这让他们心生警惕,疑虑大起。一其实主要原因是法国政府征收百分之八的过户税,公证费用也很高。有时候,房屋代售公司的佣金由卖方承担,那又要加上3%到5%。运气不好的话,买方在房价之外总共要另加15%,才打发得掉所有杂项支出。

    不过,这当中有一种双方心照不宣的欺诈手段,法国人心照不宣,便是双重价格法,既可省钱,又可瞒天过海,逃过政府税收这一关。

    识时务的膀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住在埃克斯(Alx)的商人韦法利先生,想把他继承来的一栋乡下老房子卖掉,要价100万法郎。这房子并非他日常所居,因此脱手时要缴不少的税,他想起来便心痛如绞。因此他决定,报给官方的所谓“书面价格”是60万法郎,其余40万法郎他将要求买方付现款,当面点清。他会向对方说明,这么做对双方都有利,因为律师公证费用也是依照书面价格抽取的。太棒啦!皆大欢喜。

    实际行动起来,必须抓紧时机,还要得到公证律师的谅解。

    签约时,买方、卖方和房屋捐客齐集律师处,律师高声念出买卖合约,一条一条地念。合约上注明的价格是60万法郎。买主带来的另外40万法郎这时该要交给卖方了,可是当着律师的面?未免太不妥当。于是,律师此时便忽然内急,进入洗手间,迟迟不出,直待钞票点数清楚,双方易手之后,再度露面。律师接过合约数字的支票,监督双方签字,丝毫不损其法律尊严。有人不大厚道地说,在乡下做公证律师,要具备两项基本条件:半瞎的眼和识时务的膀既。

    在会见律师之前,或许尚有好多障碍有待克服。其中最常见的是多重所有权问题。

    法国法律规定,父母死后,遗产由子女共同继承,每人持分相等。若要出售祖产,须得每个遗产继承人同意;子女愈多,协议愈难。

    我家附近一户老旧农舍的情形便是如此。这座农舍世代相传,如今由14位堂表兄弟姊妹共有,其中3位是科西嘉人。据法国朋友说,科西嘉人不可理喻。每次有人开价要买,14个人之中总是有9个人愿意,两个人拿不定主意,3个科西嘉人反对。农舍至今卖不成,眼见要传到这14人的38个子女手上去。最后呢?会由175个互不信任的远房亲戚共同担任业主。

    即使房产所有权单归一人,像马索的房子,也不保证转手顺利。那贪得无厌的农夫可能漫天要价,指望从此喝酒赌钱虚度年华,不料来了个慷慨买主,一口答应他的价钱,他立刻起疑,认为其中有诈。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一定是定价太低。他反悔不卖,思量了6个月,才以更高价格重新推出。

    有些小小的不便,房主总在成交之前一分钟若无其事地平平道出。柴房在赌牌九时输给邻居了;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附近农场的羊群,每年两次,要依循旧径,通过厨房;院子里那口井的使用权,自1958年以来便争论不休;不然就是长期租种土地的那位佃农年老体衰,看样子熬不过明年春天——总有些事让你大吃一惊。买主得有耐心和幽默感,才通得过重重关卡,完成交易。

    同胞同心

    我们开车去拜访一位熟识的房屋代售员。一路上,我努力向东尼解说状况,但发现是徒劳无益。他只顾吹嘘着,说自己是个精明强干的谈判高手,经常与纽约广告界那批难惹的家伙死缠硬斗,法国的官僚或农夫占不了他的便宜。我开始觉得,好像不该介绍这些既没有汽车移动电话,又没有私人产业的小人物经理给他。

    代售员是位女士,在她的办公室门口迎接我们,拿出厚厚两大叠房地产资料。并附照片。她不会讲英文,东尼的法文在此时有限。既然不能直接沟通,东尼索性当她不存在。目中无人的态度显得蛮横无理,更糟的是他认为对方完全听不懂,尖酸刻薄的脏话毫不顾忌地吐出口。在这尴尬难堪的半小时里,我耳听东尼翻看档案时迸出的“干!”“开玩笑!”,口中软弱无力地把这些字句翻译成“他对价格感到惊异”之类的无聊话。

    原先,他是打算寻觅一座不连土地的村舍;他忙得不得了,没空照顾庭园。可是翻阅房地产资料之际,看得出他的心态起了变化。想做普罗旺斯乡绅,必须拥有几亩庄园,地里种着葡萄藤和橄榄树。看完资料后,他已经开始烦恼网球场该建在何处了。颇令我失望之余,他竟表示有三处房产值得考虑。

    “哦们今天下午去看,”他宣布。并在记事本上写下,又看看腕表。我以为这动作意味着他需要借用代售员的电话,打个国际长途呢,原来只是他的肚腹对他发出了某种讯号:“我们杀去饭馆吧,”他说:“我们赶两点再来。”他伸出两根手指头,代售员微笑点头。我们走出门,让那可怜的女士自行去安抚她受惊的心灵。

    用餐时,我告诉东尼,下午我不陪他去看房子。他表示惊讶,想不出我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待办。但他随即叫第二瓶酒,然后对我说,钞票是国际语言,相信没有我也不会有困难。

    不幸,帐单送来时才知,不论是他的美国运通金卡,或是还来不及换成现钞的旅行支票,饭馆老板都不愿接受。我付了帐,并对有关“国际语言”这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东尼不大开心。

    我走了,既庆幸解脱,又有些不安。与这样的粗人相处当然不愉快,可是他总是我的同胞,身在异国,你会觉得自己对他多少有点责任。第二天,我打电话向代售员道歉。“别放在心上,”她说:“很多巴黎人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呢,至少讲些什么我听不懂。”

    音乐与电力之间的关系

    温暖的天气会持续下去,对此提出最后保证的是曼尼古西先生的衣着。他前来执行夏季计划——我们的中央空调系统——时,羊毛软帽换成了薄棉帽,脚上穿的也不再是暖和的雪靴,而换上棕色帆布软鞋。他的学徒助手则是一副游击队员打扮,陆军迷彩服加丛林帽。两人从我家的这头丈量到那头,曼尼古西同时就各项议题发表长篇大论。

    今天谈话的主题是音乐。他和妻子最近参加官方主办的工匠午餐会,餐后有舞会;而跳舞是他的众多才艺之一。“真的,彼得先生,”他说:“我们一直跳到六点钟。我的脚力不输18岁的年轻人。”

    我可以想象他拥着夫人,轻盈而准确地在地板上旋转。不知道他有没有一顶专为这种场合预备的舞帽?他总不会光着脑袋跳舞吧!

    这样想时我一定露出了笑意。“我知道,”他说:

    “你在想,华尔兹不是正经音乐。要讲到正经音乐呢,就得听大作曲家的作品了。”

    他接着阐述了一大套理论。法国电力局动不动就要断电,断电期间,他就吹木萧。他那套惊人的宏论,便是在吹木萧时,偶然想到的。电力,他说,是科学与逻辑的结合;古典音乐呢,则是艺术与逻辑的结合。你不相信?已经有人看出两者之间的共通点了。试听莫扎特的作品,严谨有律,你不得不说,莫扎特如果当电气师,一定极其杰出。

    我正不知怎么回答,学徒兄弟解了我的围。他刚计算出我们这房子需要几部空调机:20部。曼尼古西听了作出昏倒的样子,一双手猛甩,好像烫伤了指头似的:“唉呀呀,那就比装中央空调系统还贵了嘛。”

    他说要好几百万法郎,看见我争执不下的样子,”马上减少了两个零,说他先用的是旧币算法。既是这样,仍是个大数目。角钢的价格贵呀,再加上政府抽交易税18.6%。这让他想起一件税法不公的事来了。

    “你买个澡盆,”他拿手指着我说:“得付交易税,分文不少。买个洗衣机,买个螺丝起子,也都一样。可是买鱼子酱,只须付6%的税,因为鱼子酱是营养品。请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人买鱼子酱?”

    我声明我可不买。“我告诉你吧。是那些政客、有钱人,巴黎的大人物——他们才是吃鱼子酱的人。你看多气人!”他怒气冲天地说。

    接下来的五六个星期,曼尼古西拿个差不多和他一般高的钻子,凿穿厚重的老石墙,弄得满屋子尘土飞扬。他边做工边发表时事评论,我们也不大有兴趣听。这过程漫长难熬,屋子里简直待不住。我们只好安慰自己说,普罗旺斯的好处之一就是,整修内部的时候,可以住在户外。

    虽然还是早春,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阳光在七点钟便穿透卧室的窗玻璃,唤醒了我们;我俩于是决定正式开始户外生活。

    周日集市

    天气晴朗的星期天总免不了上一趟市场。这天,我们八点钟就到了考斯特拉集市(Couste11et)。那里排列着一行一行陈旧的卡车和箱型车,都拉出了一张伸缩桌面摆放货物,一块黑板写明今天的各种蔬菜价格。摊主们嘴里嚼着对街买来的热面包,皮肤早在田地里晒得黛黑。我们看到有个老人从裤袋里取出木柄小刀,切下一片面包,涂上新鲜羊乳酪,又从酒瓶里倒出一杯红酒。这就是他的早餐。

    跟卡维隆、艾普等地的每周集市比起来,考斯特拉市场显得又小又不时髦。顾客都是挽着菜篮的本地人,而非举着相机的观光客。只有在七八月,你偶然会看到巴黎来的高傲妇人,穿着迪奥(Dior)休闲服,牵着神经兮兮的小狗。其他时候,由秋到春,市场上都是本地居民,来买农夫几小时前才从田地或暖房里采收的蔬菜水果。

    我们沿着一排一排的伸缩小桌漫步。法国家庭主妇毫不留情的精挑细选让我们惊诧不已。我们只要看过货色,但决定买或不买;她们可不然。她们会动手捏茄子,拿起蕃茄来闻,啪地折断不过火柴梗粗的四季豆,不放心地剥开翠绿的芮苣心察看,尝一口乳酪,吃一片橄榄——如果这些东西不合她个人要求,她会瞪一眼摊主,好像摊主欺骗了她。然后,愤愤然转到其他摊位去。

    在市场的一头,葡萄酒合作社摆出的摊位上围了一圈男人,每人满含着一口新登场的玫瑰红酒。隔壁摊位是个女人,卖各种大小的蛋,还卖活兔子。再过去的摊位摆的是堆得山一样高的蔬菜和紫苏,一罐一罐的蜂蜜,大瓶大瓶的橄榄油,还有桃子干、黑麦汁,鲜花和香草,果酱与乳酪——在旭日朝阳之下,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好吃极了。

    我们买了红椒,准备烧烤,又买了棕壳的大鸡蛋。紫苏与桃子、羊乳酪、芮苣和粉红色斑纹的洋葱。篮子已经装不下了,我们又过街去买了长条面包。餐盘上若有橄榄油、酱汁之类残余物的话,用这面包抹净了吃是最美味的了。

    面包店人潮汹涌、人声喧哗,暖烘烘的面团味和杏仁香飘散在早晨的空气中。排队等候时,我们想起有人说过,法国人花在口腹上的钞票,比得上英国人花在汽车和音响上的钱。这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每个人都好像在疯狂大采购。一个圆胖快活的妇人买了6大条面包——加起来不到3公尺长;帽子大小的巧克力奶油蛋卷;还有整个儿的苹果派,切得薄薄的苹果片在中央铺成一圈,表面涂抹了杏子酱,看起来亮晶晶的。我们这才明白,我们没到这儿来备办早餐真是失误。

    于是我们回家弄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补偿一下。烤红椒拌橄榄油加紫苏末,熏肉胎贝卷串烧,以及沙拉和.乳酪。春阳如炙,酒后的我们昏然欲睡。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答录机的作用

    电话铃声如果在星期天中午到下午三点之间响起来,对方一定是英国人,这已经是生活中的铁的规律。星期天的午餐,是一周中最轻松愉快的一顿饭,法国人作梦也想不到在这时候去打扰别人。

    我真不该拾起话筒的。是那做广告生意的东尼。从电话里的声音听来,他人近在飓尺。

    “想到该跟你这根据地联络,”我听到他深吸一口烟的声音,心里暗暗决定买一部答录机,专门对付这种喜欢在星期天惊扰我们的人。

    “我找到不错的房子,”他没有停下来听听这项重大宣布的效应,因此没注意到我的心猛地一沉。“离你相当远,倒比较接近海岸。”我告诉他很好,离海岸愈近愈好。“还需要大量的整修,所以我不准备付他要的价钱。可能从英国带相熟的工人过来做。他们整修我的办公室,从头到尾只花了六星期。是爱尔兰人,非常出色。这地方,他们一个月就可以打理好。”

    我很想鼓励他这么做。一群爱尔兰工人,一旦尝到在普罗旺斯做工的甜头——阳光和煦,酒便宜,怠工没关系;屋主远在千里外,没人挑毛病——何乐而不为。我可以预见他们直拖到十月还没做完,说不定八月间还把全家从英国接来,大伙儿好好度个假。

    不过,我还是老实告诉东尼,他还是雇用本地工人的好,而且应该请一位建筑师,负责召募工人。

    “不需要建筑师,”他说:“我完全知道要怎么整修。”他当然知道。“举手之劳的事,干吗要花大钱请他?”好啦,我帮不上忙,他什么都知道。我问他何时回英国。“今晚,’‘他宣读了他忙碌的日程。周一要见客户,接着去纽约三天,又是在那里开业务会议……。他滔滔不绝地说,表明自己乃是不可或缺的行政主管。“总之,”他说:“我会跟你联系。一两周内我还不会下手买那房子,不过一旦签约,我会马上告诉你。”

    妻和我坐在游泳池边,纳闷我们怎么总躲不开厚颜无礼之人的纠缠。到夏天,这种人来的还会更多,来要吃要喝要住,游了几天泳之后要我们送上机场。

    我们自认并非孤僻遁世,但与东尼短暂接触的经验,足以提醒我们。往后的几个月内,我们需要坚定的立场,机灵的反应,以及一具电话答录机。

    私人土地内有毒蛇

    马索一定意识到夏季的到来,因为几天后我在林中看到他时,他正忙着加固防止露营者侵入的围篱。在写着“私人土地!”的几块牌子下方,他又钉上了一连串简短凶恶的警语:“内有蝮蛇!”

    最佳的警告方式。既不像“内有恶犬”、“当心触电”之类的说法需要眼见为证,又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再不怕死的露营客,夜晚钻进睡袋以前,总要考虑考虑底下会不会蟋曲着某条毒蛇。我问马索,卢贝隆山区真的有蝮蛇吗?他摇着头,对于外国人的无知再度表示惋惜。

    “是啊,”他说:“不算大啦,”他用手比了比,30公分长的样子:“可是你如果被咬,45分钟以内就得赶到医生那去,否则……”他做了个鬼脸,头歪向一边,舌头伸出来:“人家说,蝮蛇咬男人,男人死;可是蝮蛇咬女人,”他倾身向前,挑动眉毛:“蝮蛇亡。”他乐不可支地吁吁喘着粗气,递给我一根粗大的黄色香烟:“没穿上结实的靴子,千万别上山散步。”

    据大学者马索说,卢贝隆蝮蛇通常避开人类,只有在受到骚扰时才会攻击。一旦被蛇追赶,马索的建议是作之字形的跑,而且最好往上跑,因为蝮蛇发怒时,在平地上短距离直线冲刺,速度超得过人。我紧张地四下张望,马索哈哈大笑:“当然啦,你也不妨学学农夫的本事,一把抓住它的七寸要害,捏得它嘴巴大张,往它嘴里猛吐一口唾沫,啪!它就一命鸣呼了。”

    他示范着吐了一口痰,命中他养的一条狗的脑袋。“但最好还是,”马索说:“带个女人同行。女人跑得没男人快,蛇会先咬到她。”他回家去吃早餐了,留下我,小心翼翼地穿越树丛,一路练习吐痰。

    游客部落

    复活节假期到了,我们的30余棵樱花树一齐开放。从马路上望过来,房子好像浮在一片粉红与白色交织的海上。开车路过的人都停车拍照,探头探脑地沿着车道往上走,直到听见狗吠,才掉头回去。有一伙人特别大胆,竟开着一辆瑞士牌照的车子,直抵我们屋前。

    “我们要在这里野餐,”开车的那位告诉我。

    “对不起,这儿是私人住宅。””

    “不,不,”他挥动一张地图说:“这儿是卢贝隆。”

    “不,不,”我指着山:“那儿才是卢贝隆。”

    “可是我不能把车开上去。”

    他悻悻地开车走了,在我们努力栽培的草皮上留下深深的车辙。旅游季节就这么开始了。

    复活节那个周日,山上村子里的小停车场挤得满满的,没有一辆车子挂的是本地牌照。观光客在窄街小巷里猎奇寻趣,往人家家里张望,在教堂前面摆姿势拍照。成天闲坐在杂货店隔壁门坎儿上的小伙子,伸手向每个过路人要10法郎,说是没钱打电话,而其实他收了钱便踱进咖啡馆享乐去了。

    “进步咖啡馆”是一家多年维持丑陋面貌的店子,室内设计师看到它一定大失所望恶梦不断。摇摇晃晃的桌椅全不搭配,墙上挂的画沉默可憎,厕所传出的飞溅声声声入耳,隔壁冰淇淋店又十分嘈杂,老板粗鲁,连狗都丑陋不堪。然而,厕所旁边有一座玻璃阳台,视野宽广。端杯啤酒坐在那里,观赏远山近村的景色变化,可以把阿尔卑斯山都收进眼底。桌上有一张手写的字条,警告你不得把烟蒂丢到窗外,因为下面是一家露天餐厅,顾客曾经对此抱有怨言。但你只要遵守规则,没有人会来打扰你。本地客都坐在吧台边,阳台是观光客才去的地方。复活节的周日,阳台上高朋满座。

    有荷兰人,登山靴、背包齐全;有德国人,一身珠光宝气,像是要赴宴会;有巴黎人,脸上摆着傲气与精明,仿佛在用放大镜察看细菌;还有一个英国人,脚踏凉鞋,敞开上班穿的那种条纹衬衫领,在用袖珍计算器计算这趟度假花了多少钱,他的妻则在写风景名信片给家乡的邻居。老板的狗在桌间追来赶去,嗅寻掉落的糖粒,吓得那些干净利落的巴黎人直往后退。收音机虽播放着女歌手的歌声,却敌不过厕所制造的杂音。吧台上又响起一片酒杯碰撞声,原来本地客纷纷结帐,该回家吃午饭了。

    咖啡馆外,三辆车纠结成一团,车主相互咆哮。其实只要其中一辆后退10公尺,这结就打开了,可是法国人认为开车让路有失威风,正如他们喜欢随地停车。在危险弯路上任意超车,好像那才是法国人的作为。他们常批评意大利人开车横冲直撞,我倒主张,夜晚饿着肚子在100号公路上飞驰的法国人,才是最要命的疯子。

    电线杆和驻虫

    我离开小村,驾车回家。本季第一宗车祸刚刚在这条路上发生:“一辆白色标致旧型车,屁股撞上一根木制电线杆,把它撞成两段。左右并无其他车辆,道路也平坦干净,叫人想不通车屁股怎么狠狠地与电线杆遭遇。”一个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搔头,看见我停车,他咧开嘴笑了。

    我问他有没有受伤。“我没事,”他说:“车子恐怕报销了。”我看看上半身弯向车顶的电线杆——几根电话线吊住它,所以没有完全倒下——它也报销了。

    “我们得快走,”年轻人说:“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竖起一根手指压在唇上。“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就在路那头。我要去找辆拖拉机。”

    他上了我的车,肇事原因立刻明了,原来他一身酒气,仿佛刚在酒里洗过澡似的。他解释为什么得急速且秘密地把车吊走。邮局若知道他撞坏了电话线杆,会向他索赔。“不能让别人知道。”他重复,边说边加强语气似的打了两个酒嗝。

    我把他送到,自己回家。半小时后,我又开车去看拖吊工作是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

    车子还在那儿,旁边围了一群农夫,七嘴八舌地争吵着。马路上另有两部小汽车和一辆拖拉机,挡住了路面。我正看着,又一辆车开来,接起喇叭,催拖拉机让路。开拖拉机的人手指肇事残骸,耸耸肩膀。喇叭声再度响起,这次响个不停,回声振动山谷,相信在两公里外的梅纳村都听得到。

    骚乱又持续了半小时,标致车终于拖出沟渠,神秘车队消失在通往本地修车厂的那个方向,留下电线杆在微风中吱嘎作响,似乎在哀叫救命。

    邮局一周后派人来换装,又吸引了一小群人围观。邮局的人问一个农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农夫一脸无辜的样子耸了耸肩。“谁晓得?”他说:“虫蛀的吧?”

    宾主对话

    巴黎来的一位朋友,一脸茫然审视他已空的酒杯,仿佛有人趁他不注意时倒空了它。我为他添上酒,他靠回椅背,面孔朝着阳光。

    “在巴黎,我们还开着暖气呢,”嘿一口冰凉的甜酒,他说:“雨下了好几个星期。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里了。提醒你,我可不适合住在这里。”

    他看起来适合得很,饱餐一顿之后沐浴着阳光。但我不跟他争论。

    “你一定不会喜欢,”我说:“你说不定会晒出皮肤癌,又因为酒喝得太多,得了肝硬化。就算你觉得还可以,你也会想念在巴黎看戏的乐趣。再说,你在这儿成天都干什么呢?”

    他懒洋洋地斜眼看我,戴起太阳眼镜:“一点不错。”

    很多对话我们经常重复:

    “你不想念朋友们吗?”“不想,他们会来这儿看我们。”

    “你不怀念英国电视吗?”

    “不怀念。”

    “英国总有什么东西是让你怀念的吧?”

    “桔子柠檬果酱。”

    接下来是他们真正想问的问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出:你们成天都干些什么呢?

    巴黎来的这位朋友,换了一种方式问:

    “你们不觉得无聊吗?”

    不会。我们异常忙碌。我们觉得法国乡村生活的每一天都新鲜有趣。我们改造家里屋子,让它配合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过程缓慢,我们也乐在其中;我们设计花园,种植草木;我们计划铺建一座法国滚球场,法语也有待学习,还有那么多村落、葡萄园和市场等着我们去开发、去欣赏。时光过得很快;无暇多想别的。又永远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上星期,就有这么一件奇妙的插曲。

    信箱与地毯

    先是星期一,邮差先生上门来。他很不高兴,匆忙地握了手之后便单刀直入地问我,到底把信箱藏到那里去了。时间已近正午了,他还有好些信要送,再要跟信箱捉迷藏的话,这信可怎么送得完呢?

    我说我并没有藏起信箱,信箱不就在车道头上,结结实实地挂在钢柱子上吗?

    “没有,”邮差说:“给拿走了。”

    没办法,我只好跟他一道走下去,又一起在道旁的树丛里搜寻了五分钟,看是不是给撞掉到那儿去了。没有。若不是那根钢柱还竖在地面,此处全看不出曾经摆过信箱。

    “你看吧,”邮差说:“我就说嘛。”

    会有人偷信箱?难以置信。可是邮差先生见多识广。“这是常有的事,”他说:“这里的人有点malfini。”

    什么意思?

    “神经病。”

    我们回屋去,喝杯酒,平复他的心清,也好谈谈装个新信箱的事。他很乐意卖一个给我。我们谈好,新信箱应该设在旧水井旁,高约70公分,他坐在邮车里就可以把信丢进信箱。

    这么说,该去水井旁勘察一番,量量尺寸什么的,可是已经到了午餐时间了,邮局的业务,等到两点钟以后再进行吧。

    几天后,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从屋中召出,我看见狗儿们围着一辆崭新的白色奔驰车乱转。驾车人不敢下车,只拉下一半车窗。我往里觑,是一对个头矮小、皮肤棕黑的夫妇,紧张地对着我笑。他们说我的狗可真凶,问可否容许他们出来。两人都是城里人打扮,男的西装笔挺,女的斗蓬、帽子俱全,脚穿漆皮靴子。

    地毯商人

    你在家,太好了。他们说,房子真漂亮。你在这儿住很久了吗?没有?那你一定需要几张真正的东方地毯了。今天我很走运,他们刚从亚维依,参加一个重要的地毯展销会回来,有几张特选地毯,刚好没卖掉。本是要运回巴黎去的,有品味的巴黎人一定抢着买。但这夫妇二人决定绕乡间小道逛逛,命运带领他们,来到我面前。为了纪念这偶然的缘份,他们愿以“极动人的价格”,让我挑选他们的精选商品。

    光洁利落的小个子向我述说这大好消息时,他的妻子已经把地毯搬下车,在车道上舒展地铺展开来。她大声赞叹每一块地毯:“啊,真是美!”“看它在阳光下的色彩!”“这一块——嗅,我真舍不得割爱!”她快步走过来,加入我们谈话的阵容,漆皮靴子铮亮。她和丈夫满怀期待地望着我。

    普罗旺斯人对于卖地毯的人没有好感。形容一个人是“地毯商”,等于骂他狡猾,甚至是无耻小人。也曾有人告诉我,流动的地毯商常是小偷的同伙,来计探你家中虚实。地毯也可能是假货,或是偷来的。

    可是这两人不像骗子,我又觉得内中一块小地毯挺出色。

    我不应该把这想法说了出来。那女子看了她丈夫一眼,演练纯熟地作出惊讶的表情:“了不起!”她叫起来:“先生的眼光真准。这也是我们两人都最偏爱的。但何不再买一块大些的呢?”

    啊啊,我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他们略一迟疑,马上说不成问题。我可以开支票,不过,付现金另有折扣就是了。我再看看地毯,我的一条狗躺在上面,微微打着鼾。那女子很得意:“您看,先生,您的爱犬已经为您挑选好了。”

    我很不在行地还价三分钟,就价格五折成交。我回屋取出支票簿来填,那两人在旁边仔细地看,叮嘱我不要填收票人名衔。

    他们慢慢把车开走,小心绕过我新买的地毯和在上面熟睡的狗,说他们明年还会再来。那女子笑着,坐在地毯堆中,像女王一般向我挥手。

    他们的到来,花去我整个早晨。

    本周最后一桩插曲则不太愉快。一辆卡车来运送砂石,要倒车至他自己选定的卸货地点,后轮忽然掉下去。一阵劈啪声,卡车向后倾斜,刺鼻的气味儿弥漫。司机下来查看损坏情况,不假思索地吐出在那当儿最恰当的字眼:

    “妈的!”

    他撞到化粪池里去了。

    “所以你看,”我对巴黎来的那位朋友说:“新鲜事儿总是一桩接着一桩,永远不会有无聊的时候。”

    他没有回答。我推推他,摘下他的太阳眼镜。刺眼的阳光唤醒了他。

    “啊?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