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莫利诺的直觉告诉她,她碰上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这可能是一条重大的新闻,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事还没成形,也不具体。此外,也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她还不知道她究竟要调查些什么。另一个是,她需要给《加利福尼亚检查报》搞别的日常报道工作,这就限制了她进行那捉摸不定的调查的时间。更加重她的困难的是,她还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特别是没有跟《加利福尼亚检查报》那位本市新闻编辑主任谈起过。这位主任总是催命似的要你拿出成果,而丝毫不理解,施展巧计和耐心等待有时也是一个优秀记者的极其重要的两种手段。就南希来说,这二者她都兼备。

    自从那次在金州电力公司股东年会上,尼姆·哥尔德曼怒气冲冲地对她建议说“你为什么不去调查调查他?”以来,她一直在使用那两种手段。

    “他”指的是戴维·伯德桑。

    当然哥尔德曼当时是发了脾气,根本没指望她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但是经过思考之后,南希却真的这样做了。

    她早就对伯德桑感到奇怪。南希往往觉得那些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人们,或者说希望你认为他们是站在那一边的人们,有些靠不住。而戴维·伯德桑就是这种人,南希通过亲身经历,深知这种满口“自由”、“人民”、“为人做好事的正人君子们”往往一心想当“老大”,而把别人撇在老远老远的后面,捡些残羹剩饭。她亲眼见过的这种情形简直是多得很——不仅白人里有,黑人里也有。

    南希的父亲,米洛·莫利诺不是一个自由派的以公益为己任的人。他是个建筑业的承包商。他一辈子都直言不讳地追求一个目标:把自己从一个出生在路易斯安那①农村的黑人家庭的穷孩子变成一个有钱人。他成功了,而且是老老实实干成功的。现在,他确实成了一个大富翁。

    但是,她的父亲,南希注意到,通过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公平合理的工资,以及尊重别人作人的尊严,给他的同族同胞造的福,超过一千名政治活动家之流。那些人,正如人们所说的,是“从来不必出钱付给别人工资的”。

    她瞧不起某些自由主义者,包括那些白人。他们做出一副要凭他们个人对三百年来黑人受的奴役赎罪的样子。这些白痴的行为使人感到:只要是黑人,就从来不会干出什么错事——不会。南希拿这些人寻开心,对他们傲慢无礼,看着他们逆来顺受,不计较她不可饶恕的行为。而这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是个黑人。每当他们这样做,她对他们的轻蔑就更增加一分。

    她倒并不看不起尼姆·哥尔德曼。事实上,她反而逐渐喜欢他,佩服他了。不过尼姆要是知道了,他会大吃一惊的。

    哥尔德曼恨她戆直,这一点她一也知道。他十分坦率地恨她,从不设法加以掩饰:他恨这样的记者,也恨这样的女人。南希十分明白,这种恨,与她的肤色无关,即使她是个白种人、黄种人、或者皮肤略带紫色,这种恨也是同样强烈的。就他恨南希·莫利诺这一点上说,哥尔德曼可以说是个色盲。

    这倒也好,事情本来就该这样。因此,南希尊敬他。

    她有点反常地喜欢惹哥尔德曼生气,她自己也认为这是反常的。那才真是叫人高兴!当然,过分了也就不好。有两回她确实弄得他狼狈不堪,可是再继续这样搞下去,她也觉得不公平了。再者,这家伙真是有种,而且正直。而那次听证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那些卑鄙的“正人君子”是不配这样的评语的。哥尔德曼在那次会上说了老实话,后来就被人家堵住了嘴。

    关于这次听证会,她不得不照实写了一篇报道,因为她引以自豪的是她首先是一个好记者,而这就意味着要冷酷无情,把个人的情感和好恶放在第二位。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妨碍她对哥尔德曼表示同情,衷心为他祝福。

    如果有朝一日她能和他更熟悉一些——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事——她会告诉他所有这些想法的。

    同时,南希·莫利诺还认为,她不再把哥尔德曼当作靶子,而把注意力转移到戴维·伯德桑身上,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公道的。

    对伯德桑她当然决不赞赏。即使根据她目前进行的初步调查,她也十分肯定这是个冒牌货,甚至还可能是个骗子手。

    在金州公司股东大会后不久,她就悄悄地开始调查伯德桑搞的这个电力为人民服务会。这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因为她只能利用工作的余暇来进行,而有几段相当长的时间,她根本抽不出空来。不过,尽管进展缓慢,结果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南希发现,伯德桑是在四年前成立这个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那时,通货膨胀,加上石油价格上涨,使电力煤气的费用大大增加了。毫无疑问,这些费用的增长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造成了很大困难。就在这时,伯德桑公开宣布他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战士了。

    他的浮夸招摇立即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于是他利用这一点把成千上万的人拉进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雇用了一大群大学生挨家为他宣传。南希找到了几名给他干过这种事的人,这些人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们无一例外,都对这一番经历深表不满。

    “我们当时以为做的是高尚的事情,是帮助贫苦大众,”一个当时的大学生,现在做建筑师的人告诉南希说。“但是我们发觉,我们干的主要是给戴维·伯德桑个人帮了忙。”

    这位提供情况的人接着讲:“我们出去宣传的时候,都带上发给我们的请愿书。这都是伯德桑让人印好的,请愿的对象是州长、州的参众两院、公用事业委员会等等,应有尽有。请愿书强烈要求‘对经济困难的居民用户降低电力煤气价格’。我们挨家挨户地请人家签名。真见鬼!你说谁会不签?几乎每个人都签了名。”

    另一位替他搞过宣传的人——一位答应南希在这同一时间来介绍情况的妇女——接着说下去:“伯德桑要我们等到签了名之后(而不是在签名之前)就向签名的人解释:组织请愿这种事是费钱的。请大家给这次请愿运动捐款三元好吗?这三块钱还包括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一年的会费。到这会儿,跟我们交谈的这些人也觉得我们为这件事出了不少力,应该向我们表示谢意,这一着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心理,伯德桑对这是非常拿手的。结果很少有人,哪怕是贫苦户,不肯捐这三块钱的。”

    “我想,这本身也没有什么不正当,”那位年轻的建筑师说。“除非你认为募捐的款项大大超过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实际需要,才是不正当的。但是,伯德桑对待替他干活的学生的办法就不同了,那才是地地道道的欺骗。”

    “伯德桑答应我们,”那个青年妇女说,“每捐到三元钱拿出一元给我们作工资。但他坚持全部捐款必须先交给他,说是为了入账,以后再付给我们工资。付给我们钱的时候真是‘以后’了,而且是‘大大以后’了。甚至就是那么晚,我们实际得到的工资只是本来答应给的四分之一,每三块钱里我们实得两角五分,而不是一元。当然,我们和他争执过,但他只是一个劲地说我们当初误会了。”

    南希问:“你们当时没有文字上的凭据?”

    “没有,我们当时相信他。无论怎么说,他是站在穷人这一边反对大企业的,或者说我们当时以为他是这么一个人。”

    “另外,”建筑师又说,“我们后来才发现,伯德桑有意识地跟我们分别单独谈话。这样,我们就没有证人了。可是如果要说我们误解了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的误解居然都是完全一样的。”

    “根本不是什么误解的问题。”那年轻女人说,“伯德桑是个骗子。”

    南希·莫利诺请这两个人和一些别的人估计一下总共捐了多少钱。伯德桑在公开声明中说,电力为人民服务会有两万五千名会员。但是和南希交谈过的大部分人都相信实际数字要大得多,也许有三万五千名会员。果然是这样,那么扣除了付给别人的工资,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第一年的收入可能接近十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现款。

    “你看真是开玩笑,”建筑师在南希告诉他这个估计数字的时候说道。“伯德桑的这个行当就是赚钱!”他懊丧地说,“也许我搞错了行当吧。”

    南希发现的另一情况是,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捐款活动还在继续进行。

    戴维·伯德桑还在雇用大学生,——总归有需要打零活挣钱的新一代大学生。他的目标是每年发展更多的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会员,同时也动员现有会员继续参加。看上去伯德桑目前不再欺骗雇用的大学生了,他或许意识到他不可能永远这么干而不被人抓住。不过肯定是有一大笔现款又流进了电力为人民服务会。

    这笔钱伯德桑是怎么花的?似乎难于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不错,他的确在好几条战线上积极地、大声疾呼地反对金州电力公司,有时还很有成绩,于是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很多成员就相信他们的钱并没有白花。不过南希对这却很怀疑。

    在一个会计师的帮助下,南希计算了一番,即使把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费用打得最宽,即使把伯德桑个人的薪金也扣去,他也没法花掉大半数的收入。那么,剩下的钱呢?最大的可能是,伯德桑既然完全控制着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他正在把这笔钱侵吞掉。

    不过,南希提不出什么证据。至少目前还提不出来。

    南希的那位会计师顾问说,最终国内税收局也许会要求电力为人民服务会和伯德桑清算账目,但他又指出,国内税收局人力不足是尽人皆知的。因此,很多所谓非盈利机构的账目从未进行过审计,他们可以搞财务上的骗局而逍遥法外。

    会计师问:南希是否希望他秘密地向国内税收局通个风?她断然回答:不要。她现在还不想向任何人通风。

    南希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位会计师的帮助,是因为她父亲是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大主顾,米洛·莫利诺公司经常延聘的一位律师也同样帮忙,南希把那些过去受伯德桑雇用的大学生带到律师那里去,请他们写宣誓书,证明他们所说的全是事实。这些人学生也都乐于合作。

    她在仔细地积累材料。

    南希·莫利诺了解到,伯德桑还有来自大学讲课和写作的收入。这当然没有什么不正当,也没什么奇特可言。但这却加深了她的好奇心:伯德桑用这些钱究竟干些什么呢?接着,她又在一次鸡尾酒会上隐隐约约听到一个传闻:伯德桑以及电力为人民服务会曾向红杉俱乐部请求经济上的支持。南希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即令是事实,她也可以肯定,以红杉俱乐部的财力和声望,它是不会和戴维·伯德桑之流打交道的。不过,她多年来就形成了四处打听的习惯,所以她已经放出了一些触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结果。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南希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一月里有一天,她开着那辆默塞德斯450SL型小轿车,碰巧看见戴维·伯德桑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走着。她不假思索就决定跟踪他。她把车急忙开到就近一个无人管理的停车场以后,就步行跟在他后面,同时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以免被他发现。接着发生的事就象是侦探小说里的情节一样。

    虽然南希十分肯定伯德桑并没有看见她,可是伯德桑的行径却象是已料到有人要跟踪他,因而决心摆脱盯梢似的。起先,他走进一家旅馆的熙熙攘攘的大厅。他向四周围扫了一眼,就一闪身走进男厕所。几分钟以后他又走了出来,戴着一副墨镜和一顶软呢帽,而在这以前,他头上什么也没有戴。他这番乔装打扮没骗过南希。然而他的外貌确是改变了。她意识到,如果伯德桑一开头就是这样打扮,她可能就不会注意到他了。他从这家旅馆的一个旁门走了出去。南希让他先走了相当一段路之后,才跟了上去。

    就在这工夫她几乎把伯德桑给丢了。因为他在旅馆前边一点的地方,坐上了公共汽车,车子马上把门一关,开走了。

    她来不及回去开自己的车子了。幸好一辆出租汽车开了过来。南希叫住车子。开车的是个年纪轻轻的黑人。她亮出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对他说:“盯住这辆公共汽车,但不要让人察觉我们在跟着它。可是每次车子停站的时候,我都要看看谁下车了。”

    司机马上明白了。“行,小姐!您就坐在后边吧。交给我了,没错儿。”

    司机聪明能干,点子很多。他两次把公共汽车甩在后边,而每一次又都灵巧地把车子开到靠右边的那条车道,这样,在外道上行驶的公共汽车就会从他的车旁驶过。当两辆车距离很近的时候,南希就把头转了过去。但只要公共汽车停下来,有乘客上下,出租汽车就总是开在她可以看得清楚这些乘客的位置上。过了似乎很长的时间,伯德桑都没有露面,南希甚至怀疑是否到头来还是把他丢了。后来,在距离他上车地点大约四英里左右的地方,他下车了。

    她看得见他东张西望。

    “就是那个有胡子的,”她对司机说。

    “我看见他了!”开车的加快速度从他身旁开了过去,也没朝伯德桑那个方向看一眼,然后就把车子靠边道停下。“别掉头,小姐。我在镜子里看着他呢!现在他在过马路。”一两分钟以后,司机说:“真见鬼!他又上了另一辆公共汽车!”

    他们又跟着这第二辆公共汽车。车子朝相反的方向开,走了一段回头路。这一回,伯德桑过了几个街口就下车了,又向四周张望,附近有几辆出租汽车停着,伯德桑坐上了第一辆。当车子开走的时候,南希看得出他从车子的后窗朝外看。

    她作了另一个决定,对司机说:“让他走吧。把我送回市中心去。”

    她是这样想的:好运不要走过了头。她希望伯德桑刚才没有发现她的出租汽车在后面跟着他,可是如果她继续跟下去,毫无疑问,他是会发现的。他上哪儿去,干什么去,要解开这个谜还得另想办法才行。

    “哎呀,小姐!真摸不透您的心思,”开车的在车子换过方向以后嘟囔说,“起先您要跟那个家伙,咱干得不错。可您现在又不干了。”他接着咕哝说,“连开过去记下那辆车子的牌照都没办到!”

    因为他出了大力,她决定解释一下她为什么不愿意跟得太近,不愿意被对方发觉。他先是听着,然后点了点头说:“明白了。”

    几分钟以后,这个年轻的司机转过头来问:“您还打算了解这个大胡子上哪儿去吗?”

    “是的。南希说。她越想伯德桑所采取的那些煞费苦心的防范措施,越是深信这里边有重大的情况。她一定得了解这个情况。

    司机问:“您知道这家伙常呆在哪儿吗?”

    “你问的是他家的住址吗?不知道,不过这不难打听到。”

    “也许我们可以作一笔交易,”司机说。“我说的是我,还有我的两个朋友。他们都没有工作,但自己有车,车上有无线电话。我车上也有无线电话。我们三个人可以轮流盯这个大胡子的梢,换来换去,这样他就不会老是看见同一辆车了。我们三个用电话联系。这样,一个人要休息,就叫另一个来接替。”

    “但要做到这一点,”南希指出,“你们就得整天监视着他。”

    “这个办得到。我刚说过,我那两个朋友没工作。”

    这个主意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她问道:“这得要多少钱?”

    “得算一算,小姐。不过不会象您想象得那么贵。”

    “你算好以后,”南希说,“给我挂个电话。”她在一张名片的反面写下了她的公寓的电话号码。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司机打来了电话。这时,她已在电话号码簿里查到了伯德桑家的住址。

    “一星期二百五十元,”那开车的说。“这包括我还有我那两个朋友。”

    她迟疑了一下。这件事真的有这么重要,值得费这个劲,花这笔钱吗?她的直觉再次告诉她:值得。

    那么,她应该向《加利福尼亚检查报》去要这笔钱吗?南希有些怀疑。如果她去要钱,她就得把她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一切情况都透露出来,她可以肯定,这样一来,报纸一定要把有关伯德桑和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材料立即公布。照南希的意见,这样做目前还为时过早;她十分肯定,情况还远不止于此,值得再等一等。此外,报社那一钱如命的经理部门,除非万不得已,是不愿意花钱的。

    她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干下去。她自己先付这笔钱,希望以后能把它收回来。如果收不回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灾难,尽管这会要破坏她的一条生活准则。

    用大多数人的标准衡量,南希·莫利诺算得起是个有钱人。几年以前,她父亲就立下了一笔信托基金,可以按期向她提供相当可观的收入。不过,出于自尊心,她总是把她私人的财源和职业上的收入分得一清二楚。

    这一次,自尊心只好受点委屈了。

    开车的说,他希望预支一笔钱,这当然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南希叫他有空的时候到她这里来拿。

    钱拿走之后,有六天工夫她一点消息也没有。第七天,那个名叫维克里的年轻司机送来了一份报告。南希没想到这份报告写得既详尽又工整。伯德桑的全部活动都一清二楚,都是正常而无害的,他也根本没表现出已经发觉有人在盯他的梢。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试图甩掉任何跟踪的人。

    “这说明一个星期不够,”维克里说。“您想再试一个星期吗?”

    南希想,见鬼,干嘛不再试试呢?七天以后维克里又来了。他又写了一份同样详细的报告,结果也是否定的。她感到失望了,对他说:“行了,就到此为止了。算了吧!”

    那年轻人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神情看着她。“您打算现在就不干了?想想看,您已经花了多少钱!”当他意识到她有些摇摆不定的时候,他又劝她说,“豁出去!再试一个星期。”

    “你应该去当推销员,”南希说,“不应该开车。”

    她考虑了一下。她已经抓到证据,说明伯德桑是个冒牌货;她仍然相信他是个骗子手吗?打听出他那么鬼鬼祟祟地去的地方,对她打算写的那篇报道有帮助吗?最后,她是该减少点损失呢,还是象那个机灵鬼司机说的,豁出去干?她的直觉又起作用了。直觉告诉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应当是肯定的。

    “好吧,小伙子,有你的,”她对维克里说,“再干一个星期,以此为限。”

    第四天,他们就发现了苗头。

    维克里先是打电话,后来又在当晚亲自到她的住处来了。

    “我想你一定想马上就知道。今天下午大胡子又竭力甩掉跟着他的人了,就象那天你和我碰见他的情况一样。”他洋洋自得地说,“这婊子养的没斗过我们。”

    “就凭我花了这么多钱,”南希说,“我也希望他没斗过你们。”

    小伙子一边咧着嘴笑,一边把他准备好的书面报告递给她。报告上写着,戴维·伯德桑把自己的车从他住的公寓的车房里开了出去,停在市区的另一头。下车之前,他戴上了墨镜和帽子。然后他又坐一辆出租汽车穿过城市往回走,接着又改坐了两趟公共汽车,两次汽车的方向截然不同。最后又步行了一段,拐来拐去走到城东头的一幢小房子门前。

    他进了这所房子。房子的地址也抄了下来,写在报告里。

    “他在里面呆了两个钟头。”维克里说。

    报告接着说,伯德桑在那以后雇了辆出租汽车,坐到离他自己的车两三个街口的地方。从那里他走到自己的车子旁,然后开车回家。

    维克里满怀希望地问道:“您还想让我们再监视这个大胡子吗?”他又追加了一句,“我那两个朋友还是没有工作。”

    “有你这个朋友,”南希说,“他们不用担心工作。”她摇了摇头。“不用再搞了。”

    两天以后,南希坐在自己的车里,观察着戴维·伯德桑鬼鬼祟祟地进去过的那所房子。她在那儿呆了快两个小时。这时已接近正午时分了。

    昨天,也就是维克里交来最后那份报告的第二天,她的时间是花在写一篇《加利福尼亚检查报》交下来的特写稿。不过,她还没有把它交给本市新闻编辑部。她打算明天再交。在这期间,她的时间就归自己支配了。

    她监视着的这所房子是克洛科大街一一七号。这是二十年代建成的一排十几幢一模一样的房屋中的一幢。十年以前,有一个投机的建筑商认定这个地区一定会恢复昔日的地位,成为更高级的住宅区。因此他把这些房子整修了一番。这位建筑商打错了算盘。克洛科大街仍然是老样子。这是一条平淡无奇、单调乏味的大街,人们住在这里只是因为住不起更好的地方。整修后的房子又逐渐故态复萌:砖石欠完好,窗户有裂缝,油漆在剥落,这一切都是最好的见证。

    依南希看来,一一七号和其余的房子没什么两样。

    她小心翼翼地把那辆默塞德斯轿车停在一个街口以外的地方。在那里她可以清清楚楚看得见这所房子,而自己却不至于被人看到。还有几辆别的车子停在那里,这倒起了一点掩护的作用。她带来了望远镜,但一直没敢用,怕引起过路人的疑心。

    她来这里以后,街道上简直没什么动静,一一七号更是一点儿也没有。

    南希既不知道她究竟在等什么,也没任何计划。一上午快过去了,她希望能见到这幢房子的住户,但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她开始考虑,她呆的时间是否已经够长了?也许她现在应该离开这里,改天再来?这时有一辆车驶过她那辆停着的车子,前两个小时里也有几辆车子这样开过去的,无意之中,她注意到这是辆破旧的大众牌有篷货车,漆成棕黄色。有一边的玻璃窗是破的,用纸板和胶布马马虎虎堵了起来。

    南希骤然警觉起来。这辆大众牌汽车穿过了马路,就在一一七号门前停了下来。

    一个男人下了车子。南希冒险用了一下望远镜,只见这人很瘦,头发剪得短短的,留着浓密的八字胡。她估计这人至少有二十几岁了。跟那辆车子恰恰相反,这人自己倒是衣冠整齐,穿的是一套深蓝色衣服,打了领带。他走到车子的后边,打开了后门。南希用的望远镜倍数很高——她常用这望远镜在家里远眺港口的船只。从望远镜里她瞥见这人的两只手。这双手上好象有很多斑痕。

    现在他把手伸进货车,搬出了一个坚实的红色圆筒。看起来这东西很沉。他把它放在人行道上,又伸进手取出另一个。接着他提起这两个筒往房子那里走去。这时候,南希才认出那是灭火器。

    这人又在那辆大众牌汽车和房子之间往返了两趟,每次搬进两个红色的灭火器。前后一共搬了六个。在运进最后那两个以后,他在房子里呆了五分钟光景,然后又出了门,开着车子走了。

    要不要跟踪他呢?南希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还是决定不跟踪。之后,她坐着想了一会儿。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小一幢房子需要这么多防火设备。突然,她叫了一声:“真笨!”她居然没想到记下那辆车牌照的号码,这本来是易如反掌的事。现在要做已经太晚了。她责备自己是个不中用的侦探,心里想着方才她也许应该跟着那辆车子的。

    不管怎么样,现在该回去了吧?她觉得是该这样。她伸手去拧发火装置,但又停了下来。一一七号有了新动静。她又一次伸手去拿望远镜。

    一个女人从房子里出来了。她年纪很轻,身材苗条,穿着一条褪了色的粗蓝布裤子和一件粗呢上衣,衣着很不在意。她向周围扫视了一眼,随即朝这辆停放着的默塞德斯相反的方向快步走去。

    这一次南希可没犹豫。她发动了汽车,从停车处开了出去。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开着车跟在这女的后面,一直用眼睛盯住她。偶尔她还把车开到马路旁边,为的是不超过这个跟踪的对象。

    这个女人没朝后看。在她拐弯的时候,南希等了好久才敢跟着拐弯。她刚好赶上看见这个女人走进一家小超级市场。这家市场附有一个停车场,南希把车子开了上去。她锁上车,跟着走进了市场。

    市场里不怎么拥挤,买东西的有二十人左右。南希看见她跟踪的那个女人正在两排货架中间的一条走道的另一头,把罐头往一辆小推车里放。南希自己也推了辆小推车,从身旁的货架上随意取下几样东西放上车子,然后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向那个女人走去。

    她现在看起来比从远处看还要年轻,简直还是个女孩子。她脸色苍白,金黄色的头发蓬蓬乱乱,脸上也没搽脂粉,右手戴着一只看来象是临时凑合着用的手套。显然,这是用来遮掩畸形或者伤痕的,因为她只用左手。她伸手挑了一瓶马佐拉牌玉米油,看看瓶子上的标签。

    南希·莫利诺把小车推过了她站着的地方,又陡然一转身,仿佛忘了什么东西似的。她的目光刚好和那女人的相遇。南希微笑了一下,高高兴兴地说道,“嘿!咱们彼此认识吧?”她接着又说了一句,“我想咱们都认识戴维·伯德桑。”

    对方的反应来得既快又令人吃惊。这年轻女人的脸色变得刷白,她分明在发抖,那瓶玉米油从她手里掉了下来,在地上摔得粉碎。

    有几秒钟谁也没说话,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是那一大滩油迅速地在走道上蔓延开来。接着市场的经理急急忙忙跑了过来,嘴里啧啧有声,活象一只焦急的母鸡。“天哪!一塌糊涂!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的错,”南希立即说道。“真是抱歉,打碎的这瓶油由我付钱。”

    经理不满地说:“这瓶油钱还不够打扫地面的呐,是不是?”

    “对,不够,”南希说。“不过您想想,借此机会您可以运动一下呀!”说着南希挽起了那个女人的胳膊,这时,她正呆若木鸡似地站在那里,好象失去了知觉。

    “咱们出去吧,”南希说。这个身穿粗呢上衣和粗布裤的女孩毫不抗拒,放下了手推车,就和南希一起走了。

    到了停车场,南希把女孩领向那辆默塞德斯牌轿车。她一打开车门上的锁,拉开了车门,这个女孩子就似乎警惕了起来。

    “不行!啊,不行!我得回家去。”她的声音紧张得象尖叫。她们一起走出超级市场的时候,她本来已经不发抖了,这时,又开始抖个不停。她发疯似地望着南希问道:“你究竟是谁?”

    “我是你的朋友。瞧,转过这条街有个酒吧间,我来的时候就看见它了。咱们上那儿去喝点什么,好吗?你看起来很需要。”

    “跟你说,我不能去!”

    “你能去,也一定会去的,”南希说。“因为你要是不去,我今天下午就打电话给你的朋友戴维·伯德桑,告诉他……”

    她根本不知道怎么讲下去了,但这句话奇效如神。那女孩二话不说就上了车。南希把她身旁那扇车门关上,自己走到司机座那边。

    只花了几分钟就把车子开到了酒吧间,外面就有停车的地方。她们下了汽车,走进了酒吧。里面光线很暗,霉味扑鼻。

    “天哪!”南希叫了一声。“我们现在简直得有一只给盲人领路的狗才行。”她摸索着走到一张角落里的桌子跟前,远离开那几个已经在喝酒的顾客。女孩跟在后面。

    她们坐下的时候,南希说:“我总得称呼你吧。可称呼什么呢?”

    “伊维特。”

    一个侍者走了过来。伊维特要了一杯啤酒,南希要的是代基里酒。酒送来之前,她们俩谁也没说话。

    这一次,女孩先开口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呐!”

    南希想,似乎没理由隐瞒真相。“我叫南希·莫利诺。我是个新闻记者。”

    这以前伊维特已经两次表现过大为震惊的神色,但这一回却更加厉害。她嘴一下子张得老大,酒杯从手里滑了下来,如果不是南希一把抓住,也会落得和那瓶玉米油一样的下场。

    “别紧张,”南希劝她。“记者只有在肚子饿的时候才吃人,而我一点也不饿。”

    这个女孩耳语似地低声问,话都说不利落:“你想要我干什么?”

    “提供点情况。”

    伊维特舐了舐嘴唇:“什么样的情况?”

    “比如,你刚走出来的那所房子里还有谁住?那里在干些什么?戴维·伯德桑为什么老上那儿去?先从这些谈起吧。”

    “这不关你的事。”

    南希的眼睛对酒吧暗淡的光线已经习惯了,她可以看得出,这女人尽管顶撞了一下,仍然怕得要命。南希胡乱地开了一炮。“那么好吧,我看我当初本来就该到警察局去……”

    “别!”伊维特几乎要站起来,但又坐了下去。突然之间,她双手蒙住脸,开始啜泣起来。

    南希伸过手去。“我知道你碰上了麻烦。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助你。”

    她边哭边说:“谁也帮不了我。”过了一会儿,她显然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站起身来。“我得走了。”虽然她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她的举止还是相当庄重的。

    “你听着,”南希说,“我提出一个交换条件。如果你同意和我再见一面,那么再见面以前我就不对任何人讲这件事,也不采取任何行动。”

    女孩子迟疑了一下。“什么时候?”

    “从今天算起三天以后。就在这里。”

    “三天不行。”她又表现出疑惧的神情。“也许一个星期可以。”

    看来也就只好如此了。“好吧。从今天算起一个星期,下星期三,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伊维特点了点头,起身走了。

    南希开着车子离去的时候,心里简直拿不准刚才这个局面她处理得是否得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戴维·伯德桑和伊维特在这件事情当中占什么位置?南希和伊维特谈话时提到警察局,这完全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但当时却引起这个女孩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这表明有非法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这又是哪一种非法活动?这一切真是令人懊恼:问题太多,答案太少,就象是你在玩一局拼板游戏,最后结果如何,心里连个影子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