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渡:可以谈谈你的日常生活吗?比方你的生活习惯、写作习惯、兴趣爱好?

王跃文:人们习惯上不会关心作家这类东西,我不是娱乐明星。我的一天是从抽水马桶上开始的。这说起来有辱斯文,却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也很享受。卫生间里温馨明亮,坐垫柔软舒适。这也是我的轻松阅读时间。墙上挂着的袋子里,总有几本不论从哪页翻起,都可以随意看下去的书。有时我还沏一杯新茶带进去。马桶上品茶,真是不雅,可我喜欢。坐在卫生间,胡思乱想,信马由缰,很是受用。

伊渡:香港写歌词的黄霑你知道吧?他为了写《上海滩》主题歌,亲自跑到黄浦江去看了,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有天,他拉肚子,坐在马桶上,一冲水,咦,有了:浪奔,浪流,江水滔滔爱恨永不休。这首歌已经是经典了。你在马桶上喝茶、看书,也算个马桶上的享乐主义者,有意思。我猜你家里卫生间里的灯光是暖调子的吧?

王跃文:橙黄色。我们家的灯都是这种颜色。我讨厌惨白凄冷的光线,带着一丝不祥之气。

伊渡:日本的作家谷崎润一郎专门写过一篇随笔,《阴翳礼赞》,就是赞美日本旧式厕所的,说那厕所虽与住房隔离,却有板廊相通,如厕不用担心雨淋日晒。又打扫得清洁,闻得见绿叶和青苔的气味,蹲在厕所里能听见外面幽幽地沁到土里去的雨声。他说这厕所宜虫声、宜鸟声、宜月夜。

王跃文:真是这样,恐怕蹲在厕所里的人都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超级豪华厕所。《世说新语》里写石崇家,厕所里常有十几个美貌婢女,拿着香囊,侍列其间。厕所里还有一张绛纱帐子的大床,放着华丽柔软的被褥。一天,有客人去上厕所,刚走进去,就返身逃出来,向石崇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小心跑到你卧室里去了。石崇哈哈大笑说,那是厕所。

伊渡:那种厕所太阔气了,可不是个胡乱读书或任由你遐想的地方。其实佛教也很重视厕所环境文明的。佛经里有“至舍后二十五事”,“便利之事”的详细规定,非常人性化。本来厕所是处理污秽的地方,佛经里也把它弄得那么神圣庄严。

王跃文:庄子也说“道在屎溺”嘛。不过,再一丝不苟的道德君子,总不会把“慎独”的教训带到厕所里去。尤其是早晨那会儿,太金贵了。你一早刚起床,白天要去担负的担子还撂在墙角边上,窗外的市声喧嚣还没能传进耳里来,妻儿都还在安睡,你只管关上卫生间,放松身体,抿口清茶,天地悠悠,独我一人,连上帝都不忍心来打扰你。这段时光是夜晚休眠到白天劳作之间的一个柔和过渡。昨夜你也许噩梦连连,白天你也许会到处碰壁,可这会儿你是宁静的,无忧无虑,万念皆空。

伊渡:你在卫生间里通常看些什么书?

王跃文:什么都看,只要不难读,能看懂,不需要我查字典。我在卫生间读得最多的是诗词,翻到哪儿看哪儿,看得进也放得下,比如俞平白的《读词偶得》和《清真词释》、金圣叹的《杜诗解》、唐圭璋的《唐宋词简释》。说来惭愧,我那一点点儿的诗词修养还多亏了每天的马桶阅读。唐突古人了。坐在马桶上默诵“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柳永如果地下有知,真会气得“红衰翠减”了。

伊渡:欧阳修说他平生文章,打下腹稿多在“三上”:枕上,马上,厕上。看来你也颇有古风啊。

王跃文:不光古人如此,周作人也是喜欢厕上读书的。古人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从心理健康的角度说,厕上一刻也应该值千金了。古人还说一日之际在于晨,应该说一日之际在于早晨的卫生间里。

伊渡:你应该从卫生间里出来了吧?然后做什么?

王跃文:洗漱早餐,再好好泡一壶茶。我喜欢喝铁观音,用紫砂壶泡。我现在用着的紫砂壶很普通,却有一段来历。杭州著名茶人寇丹老先生专门请宜兴名手为我订做此壶,上面有冠老题字:真言无价。为作家王跃文制。我很珍惜这把壶,就把它作为我的日常用壶了。我同寇丹老先生是在一家茶楼里认识的。长沙有家茶楼叫“劳止亭”,请寇丹先生讲茶道,我应邀去凑热闹。寇丹先生说起茶道非常平实,颇合我心。他说,茶人的心,就是助人的心。这句看似平常的话,我却听到心里去了,自认这悟到了茶道的真谛。

伊渡:你是由茶悟道吧?日本茶道讲究“茶禅一味”。我总觉得现在很多茶楼里的所谓茶道表演已经不是茶,更不是禅。禅是什么?直指人心,平平常常,那是衣食住行中的顿悟。茶是什么?解渴之外,身心舒服。怎么舒服,怎么随意,怎么享受,就怎么喝。我喝茶喝得很率性,喜欢浓、热、满。这是喝茶的大忌,可我偏偏只有这样才舒服。但无论什么喝法,茶叶一定要好。

王跃文:我对茶叶也有些挑剔。喝茶最难受的,就是你十分渴茶的时候,家里能喝的茶已经断顿儿。我家茶叶从来不缺,只是来路复杂,有些茶虽然不差,却不对我的胃口。有时找不出自己满意的茶,那种难受真像瘾君子毒瘾发作。

伊渡:有那么严重?陶渊明断酒九日,正百般煎熬,一白衣人度柳穿林,飘然携酒而至。陶渊明解了酒渴,陶然醉去,不亦乐乎。你就没有白衣人那样的朋友给你送茶叶来?

王跃文:我还真遇着了这样的朋友,他是湖南茶叶龙头企业怡清源的老总简伯华先生。简伯华自号“茗颠子”,可见他嗜茶之深,当然更是茶叶专家。怡清源的茶叶品种很多,我最喜欢的是他们的野针王。

野针王生于武陵高山,本是野茶。武陵山层峦叠嶂,四季云雾缭绕,那里出产的茶叶钟灵毓秀,清出尘表,自不待言。野针王茶形平直匀齐,如群笋破土、短剑出鞘,茶味狂放芳冽,沉着悠长,森然可敬可爱而不可慢。我头次品味,心生怪念,觉得此茶应是茶中儒侠。

伊渡:你怎么能从茶味中品出侠气,而且还是儒侠?

王跃文:野针王入口有一股霸气,势如强驽,冲颅贯顶,叫人躲闪不得。野针王本属绿茶,绿茶应是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可野针王偏不是这个味道,喝了它令人血热,有振衣高岗、笑傲平生、一涤尘嚣的冲动。这茶好像还不宜细斟慢饮,须得用白瓷盅一仰而尽。当年聂政刺韩王,倘若不是饮酒,便该饮野针王。这就是野针王的侠气。

为什么说野针王不是一般的侠,而是儒侠呢?因为这茶虽带侠气,却并不粗鲁浅薄。从来绿茶以清活见佳,只是略嫌味薄。野针王却深重绵长,沉稳醇厚,雍容大气。

伊渡:你可以写篇野针王赋了。古人说,酒类侠,茶类隐。你喝茶居然喝出了侠气,且是儒侠气。

王跃文:讲到侠,嗜酒如命的陶渊明虽为大隐,身上的侠气其实是不少的,所以他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我年少时血气方刚,爱喝的是酒。喝起酒来曾有“三不论”的豪语,即所谓颜色不论深浅、度数不论高低、酒杯不论大小。人到中年,转而嗜茶,大概是因为我身上的侠气日少,而慕隐之意渐盛。

我其实是一俗人,即使嗜茶,且嗜好茶,却雅不到哪儿去。周作人说,喝茶须得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这真是雅得很了。可半日好茶,便能抵过十年实实在在胼手胝足的辛苦日子,说得也太轻松了。我有时疲倦,想起人生漫漫长途,不知何时到岸,心中颇有些畏惧。喝上一杯好茶,也许能给自己鼓鼓往前走的劲头吧。

伊渡:我觉得周作人所神往的生活方式是贵族化的,这种贵族化倒并不在于物质生活怎样的奢侈豪华,而在于它的丰腴、精致和无用,在于它的安闲与优雅。你对这种人生态度是不是很认同?

王跃文:我无法优雅。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乱世,在饥饿、贫困中长大,青年时代颇有点儿匡世济民的想法,又慢慢认识到自己的确虚妄可笑。但终究不能闭目塞听,有时难免瞋目发指。我是这种心性,自然就优雅不起来了。

但我很向往清明平和的境界。优雅是一种外在的姿态风度,可以由环境熏陶和后天训练而得,无关乎内在灵魂。戈培尔下达杀人命令时正欣赏着巴赫的音乐,还不优雅?我所向往的清明平和,则是一种理性智慧的人生态度。这种境界说到底就是善于放弃,能够在滚滚红尘中毅然抽身而退。我读夏目漱石的散文随笔集《梦十夜》,从他病中杂感《浮想录》中,领略到的正是这个意思。

伊渡:夏目漱石曾是极端愤世嫉俗的作家。他的长篇处女作小说《我是猫》对人世的病态丑恶极尽讽刺,笔调辛辣,真叫“猫眼看人低”。

王跃文:对。他的本名是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取《晋书》中孙楚“漱石枕流”之语。名字是很清雅的,他的性格却阴郁、愤懑、神经质。四十岁后,他得了一场大病,从此一改往日性情,慢慢变得平和清明起来,倒有点儿符合“漱石”的本意了。《浮想录》其实就是他的病中日记。他说过在病中写俳句和汉诗时的心境:“我平日迫于事务,连简便的俳句都不作,至于汉诗,因为太烦难,就更无从着手了。惟有像这般远远地打量着现实世界,杳渺的心底不见半点儿滓碍时,俳句才会自然而然地涌出,诗也乘兴以种种形式浮现。这样,回顾起来,那段日子实在是我平生最为幸福的一段时期。”

夏目漱石的俳句和汉诗写得怎样我无从评价,因为我实在是外行。我所能领悟到的却是他病中所写那些俳句和汉诗中蕴含的意境。

伊渡:能和我说说你的领悟吗?

王跃文:像“谛听蟋蟀声,想来已数夜”、“日日山中事,朝朝见碧山”、“伫听风声骤,落叶孰先凋”这样的诗句,只有一个“静”字在里头。现在实在是浮世,人能够真正安静下来,谈何容易。风鸣虫唱也许声声在耳,心里却听不见。

他的另一首诗:“秋风鸣万木,山雨撼高楼。病骨棱如剑,一灯青欲愁。”我很喜欢。钱穆先生曾论王维诗“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两句诗,说此中有诗情画意,深入禅理,是作者的冥心妙悟,达到了无我而有我的化境。夏目漱石这首诗却是物我各各分明,又各各相安。外面世界自然风稠雨骤,我也是病骨嶙峋,但内心并无焦虑恐惧抱怨。此时青灯之下那种愁,是一种淡淡的、清如水的愁。所谓平和清明的人生态度,其实就是一种“一灯青欲愁”的态度吧。

伊渡:如此说来,人生得失真不知该怎样定论。夏目漱石的大病,何尝不是上天送给他的礼物。上天使他在病中解脱了一直纠缠着他精神心灵的痛苦,离开浮世的挣扎奋斗,以放弃而获得内心的清明平和,身心俱清。

王跃文:我以前认为,青壮年说放弃,不是矫情,就是未老先衰,只有老人才能如此,才应该如此,才有权力如此。我现在正当壮年,倒颇羡慕起这种境界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夏目漱石,我又不知他这种平和清明的态度,是幸还是不幸了。

伊渡:不要说得那么颓唐吧。艺术家往往就是一些偏执狂、狂想症患者和幻视者。因为他们感受现实的方式与众不同,才会有那么敏锐的艺术体验。一旦回复到正常状态,也许他们的艺术天才就消失了。梵高最好的画作都是在疯癫状态中画出来的。这些人都是艺术的殉道者,让人不知是该羡慕他们的命运,还是为他们所背负的痛苦而唏嘘。

王跃文:应该说是敬畏。我读过芥川龙之介的一个短篇小说,写一个画家,好像叫良秀,只爱自己的女儿,却为了画好一幅表现人在地狱之火中挣扎的画,把女儿用铁链绑在车里,活活烧死,自己却只顾入神地观察女儿在烈火焚烧中的恐惧痛苦的神态。那太恐怖了。我敬畏,却无法接受。

伊渡:芥川龙之介的这篇小说我读过,叫《地狱变》,不是画师自己把女儿绑在车上的,而是他向他的主人崛川大公请求,让他亲眼看一下人在烈火中被焚烧的模样,崛川大公就残忍地把画师自己的女儿绑在车上烧给他看了。

王跃文:艺术家总有不同类型。像梵高和良秀,我相信他们是非如此不可。艺术的超自然力量使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情感,使他们成为殉道者,有时这就是一种神意。人不过是表达艺术的一个工具。

伊渡:可也有些人自以为是艺术家,艺术还没弄出什么名堂,就先做出了种种丑样子。这些伪艺术家们酗酒打架、满口粗话、放浪形骸、纵情声色,以为自己已然获得了既不对自己负责、更不为别人负责的权力。蓄上络腮胡,就以为自己是普希金。一个月不洗脸洗澡,就觉自己是嵇康、徐渭。嵇康不是说了吗?他“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又说自己“头面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

王跃文:这种伪作家、伪诗人也不少。说起来我也是有些怪癖的。我穿衣最讨厌袖子过长,长过手腕就浑身不自在。小时候,我穿长袖时,总要把袖子卷起来,还非得两边卷得一般长,比了又比,拉了又拉,反复多次才放心。好像是一种强迫症。

伊渡:真的呀?现在还这样吗?

王跃文:现在好些了。可还是有些小毛病。我不喜欢胡子拉碴的样子,几乎每天都剃胡子。我平时如果用手摸着一根胡子茬,一定要想法子把它拔掉,否则食不安席,睡不安寝。经常是在夜里,临睡着了,突然摸着一根胡子茬,就全力以赴去扯。短短的胡子茬柔软、滑手,怎么也扯不出来,却又懒得起床去取剃须刀。很多次,我几乎同一根胡子茬搏斗通宵,直弄得自己气短心跳、异常烦躁。后来,我汲取教训,只要摸着根胡子茬,马上起床去取剃须刀,不然,这个晚上的睡眠就完了。

伊渡:你的睡眠一直不太好?

王跃文:这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困扰。我睡觉时,哪怕心里不想事,也不是同胡子茬搏斗,就是同枕头搏斗。枕头是永远都不如意的,我要不停地调整它的形状和角度。我不知换过多少枕头,后来找到一种灌满中药材的枕芯,也只有一段日子感觉好。我现在最怀念的是小时候在乡下睡过的荞麦壳枕头,现在好像已无处可以寻得。

伊渡:你写作上有什么癖好没有?比如马原,无论何时,哪怕大白天,写作时一定要开一盏台灯,把稿纸笼罩在光圈之下。贾平凹写作习惯好像也很怪,听说他一定要拉上黑色窗帘,还得焚香,好像一种宗教仪式。

王跃文:我没有。我可以在开着的电视机前写作,也可以拿着手提电脑到树林子里写作。很容易进入写作状态,一般来说写得也很轻松。我记得写《亡魂鸟》的时候,应朋友之邀在湘西一个小城度假。我住在山里,山上树木葱茏、清荫蔽人,山腰有个小木亭子,倾斜的亭柱子树皮斑驳,颇有古意。我每天带上电脑到亭子里去写作。那亭子又恰巧是过山行人的必经之地。山民们打着山歌呼啸而过,他们不管我,我也不管他们,各自相安。

细想起来,我可能还有种时间焦虑症。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要知道准确的时间,哪怕半夜醒来,我总是下意识地去摸枕下的手表。时间无缘无故地流逝,我为此焦虑。我总是在想,哎呀,十二点了!哎呀,一点钟了!

伊渡:可见你平常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很悠闲的。你为什么会如此焦虑时间的流逝?

王跃文:我想根源在于写作。我需要不停地写作,不然心里就发慌。而写作是需要时间的。朋友们都知道我这个毛病,他们在一块总是自己先玩着,到吃饭的时间才打电话邀我出去。吃饭之后,我嘴巴一抹,立马走人。他们该玩什么,玩什么。

伊渡:可以谈谈你的阅读吗?

王跃文:我读书真的是先天不足,都是后来恶补的。我的中小学阶段除了课本,几乎没有书读。我就读的中小学都没有图书馆。大学时我循规蹈矩,老师指定的必读书目,我都认真去读,主要是古典作家的作品、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那时,我一天到晚手捧托尔斯泰、巴尔札克,很遭同学们鄙夷,因为我显得很老土,还在看现实主义的作品。那时同学们中时髦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加缪的《鼠疫》、贝克特和卡夫卡。我很少看这些书,也觉得很心虚似的,但我确实被托尔斯泰、巴尔札克等现实主义大师迷住了。我尤其对托尔斯泰情有独钟,他对人的灵魂的探究、他表现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道德的反省,都给我很大的震撼。

伊渡:我感觉你的写作无论是内在精神还是外在形式,都有对这些现实主义大师的传承。

王跃文:我没有自觉地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有吧。

伊渡:你大学毕业后读书多吗?你怎么选择自己读的书?

王跃文:我相信人们对书籍的选择,总是为了不断印证和加强自己的某些禀性。我们说喜欢哪一本书,往往正是因为这本书里的东西正是你内心已经有的,只是它说得更明白,境界更高。生活中也是这样,我们说喜欢谁,其实是喜欢自己。我有一个朋友,最有意思了,他读周作人,就说哎呀,我和周作人好像的。他读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又说哎呀,我跟埃克絮佩里好像的。我说,反正谁好,你就像谁,你身上具有所有人的美好品质。

伊渡:这一点儿都不奇怪,我也是这样的。

王跃文:读书也是有奇遇的。张爱玲说,亘古洪荒,忽然有一日相遇,也不过是轻轻说一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我理解她所说的意思,就是奇遇。1988年,我因事经过湘江边的一座小城。小城很是清寂,窄窄的街道还是青石板路。同那个年代所有的小县城一样,只有一家新华书店。我照例要去逛逛。不料在一堆特价书里发现一套1985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圣叹评点、文子生校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上下册,原价5.85元,打三折,1.75元。我买下了。我与这本书的相遇,觉得就是缘分,就是奇遇。

伊渡:金圣叹是个怪人,颇倜傥不羁。据说,明亡以后,他终日静坐,以读书著述为务。他也参加过几次科举考试,每次态度都极为吊儿郎当。有次补博士弟子员,以“如此则动心否乎”为题,他在文章末尾写道:“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之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连书三十九个“动”字。学使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前三十九都还动,四十就不动了。子曰,四十不惑。如此解释圣贤,真是大逆不道。于是金圣叹终身与仕途无缘。他却大笑道:今日可还我自由身矣!专制的文化背景下,金圣叹能始终保持真正的思想心灵自由,真是个奇迹。

王跃文:你说得对。金圣叹正是以这样的自由精神,大笔一挥,腰斩《水浒》,自称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七十回,连楔子和原序共72卷,全书只到梁山泊好汉排完座次,卢俊义做了场噩梦为止。这一腰斩,可谓用心良苦,用意颇深。大凡好写文章的人读书,除了领悟书中深意,多半喜欢玩味文字趣味。我很喜欢金圣叹对《水浒》人物文法的点评文字,可谓标新立异、笔飞句舞、画龙点睛、金针度人,堪破千古文章之玄妙。

伊渡:我想金圣叹最反感的恐怕是假仁义假道德。他第一恨的人应该是及时雨呼保义宋江。

王跃文:我也很讨厌宋江。说句题外话,李雪健原本是我比较喜欢的演员,但自从他演过宋江,连这个演员我都不太喜欢了。金圣叹说过,《水浒传》有大段大段的文字,正儿八经写来,其实只是把宋江写得令人深恶痛绝,真有猪狗不食之恨。但这些意味,一般的读书人似乎像都读不出来。《水浒》流传后世,一直被称为《忠义水浒传》,水浒英雄们聚义的地方也称为“忠义堂”,可整部《水浒》,何忠义之有?宋江又岂是一个真正的忠义之人?坦率地说,我本来就对中国人历来宣扬的忠义节孝没多少好感。我十三四岁时第一次读《水浒》,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搭帮了全民评《水浒》运动,不然还得等到上大学才能读。我当时最崇拜的英雄是鲁智深和燕青,对宋江是怎么看都不顺眼。我当时年纪小小,说不出个所以然,看了金圣叹对宋江的评价,真是大快人心。可是,我又想不通,宋江如此一个假忠义、真虚伪的大奸巨猾,为什么连我小小年纪都隐约觉察,而水浒梁山那么多英雄豪杰,居然无人识破,最后俯首被他断送?施耐庵这样写的真正意图何在?莫非他知道三百多年之后的中国人会非常推崇宋江们?都说梁山英雄皆是官逼民反,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那里面绝大多数英雄恰恰是被先上了山的泼皮们用计哄逼上山的。

伊渡:如此说来,你与金评《水浒》真是一段奇缘了。

王跃文:金评《水浒》,打开了我读书的天眼,尤其是读小说。从此,中国古典小说,《三国》、《西游》我都不怎么入眼,独钟《红楼梦》而已。现在图书多如牛毛,《水浒》各种版本出了不少,要找一套好的金评《水浒》还真不容易了。

伊渡:说到读书,你对现在的网络文学怎么看?

王跃文:我原本不赞同有所谓网络文学的一说,正如我们不能把印在纸上的文学作品叫做纸张文学,不能把写在竹简上的文学作品叫做竹简文学。网络只是载体,仅此而已。但是,后来我慢慢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因为网络的开放和自由,它在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可能做更多的探索。有人说大隐隐于网,这是有道理的。

伊渡:网络因为自由,也有很多另类的东西。

王跃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段时间,网络文学里好像是春声一片。叫春的,骂叫春的,很是热闹。有的所谓女作家“自拍裸照”,要来“唤醒身体”。真有点儿春色如海的样子。

伊渡:只是不知她们要用自己的裸照唤醒谁的身体?唤醒她自己的身体吗?照照镜子就可以了。唤醒爱人的身体吗?自己的卧室就足够了。唤醒大众的身体吗?那些小女子简直就是殉道者,太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了。

王跃文:中国人喊了几千年“万恶淫为首”,弄得人人都像被阉割了一样。越阉割,越文明。祖先们如果真按朱熹先生说的,做到了“存天理,灭人欲”,那么华夏大地之上早就只有天、没有人了。幸好祖先们也不那么听话,还是一代一代干着人欲之事,不然今天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恐怕早已成为西方人探索东方文明神秘消失的考古场所了,就像马雅文化一样。现在好了,网上美眉们来了个彻底颠覆,玉体横陈、离经叛道,够勇敢了。

伊渡:香火代代相传,当然得感谢女人的身体。但女人的身体又真不幸,要么是男人赏玩的对象,要么成了祸水,要么又成了男人美德的试金石,好像菩萨在唐僧面前施的魔障,只是助他取得真经的手段。现在更了不得,女性身体又要担负起“唤醒身体”之重任。可是,不知为何非得女人身体担此重任?难道只是为了唤醒男人?

王跃文:男人身体被唤醒了怎么办呢?醒着的男人必定大骂祸水。所以,美眉们与其忙着去唤醒别人的身体,不如先把自己内心的什么东西唤醒才好,比如自尊,比如自爱。因为人毕竟是和动物不一样的。

伊渡:女性作家有意或无意地以身体作为卖点,这账是不是都得算在女人自己头上?我总感觉在中国这个男权社会里,女人要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是非常艰难的。比如对于才女。中国的男人们是大多不喜欢才女的,除非这才女兼有美貌和不幸。美貌是一个女人的最大价值,不幸则是美貌的添加剂。一枝梨花固然清丽,但如果是一枝带雨梨花,泪光点点、柔弱哀艳,就更加楚楚动人了。男人们对此尤物,自然要生出一腔豪气,忍不住怜香惜玉,做一番神瑛使者。倘若这女子因此感激涕零,恰好又有才华,诗词唱和,眉来眼去,那就更加风雅。但是,若这女子的才华智慧高过男人,甚至高出许多,且喜怒哀乐并不以男人为意,那这女子就是怪物了。

王跃文:你该不是在说我吧?我是很尊重女性的。可是你说的对女性智慧的不安和蔑视,不光中国男人如此,西方男人也是如此。古希腊有个女诗人萨福,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到前六世纪的勒思波思岛上。她的身边聚集着一群年轻美貌的女弟子,整日弹琴吟诗,游荡在葡萄架下。柏拉图极为叹服萨福的诗才:“人们都说九位缪斯——你再数一数,请看第十位,勒斯波思岛上的萨福。”

我读过的萨福的诗大多已不记得了,但有一首非常喜欢,印象颇深。这首诗写爱情的痛苦:“啊,那是让我的心飘摇不定,当我看到你,哪怕只有一刹那,我已经不能言语。舌头断裂,血管里奔流着细小的火焰,黑暗蒙住了我的双眼,耳鼓狂敲,冷汗涔涔而下。我颤栗,脸色比春草惨绿。我虽生犹死。在我看来,死亡正步步逼近——”

可是,萨福的才气被历代男人们嫉妒。考古学家眼里的萨福个子矮小,皮肤黝黑,其貌不扬。这样一个女子,哪怕她有诗才,又有什么可爱的呢?所以,男性诗人们必须赋予她美貌。几乎与萨福同时的古希腊男诗人阿尔凯乌斯创造了一个新萨福,他在诗中写道:“堇色头发,纯净的,笑容好似蜂蜜的萨福啊。”据说还有这样一则逸事,萨福因故曾被法庭判处死刑,她在法庭上当众解开衣服,裸露胸脯,于是全场惊艳。大家都说,这样美的女子不应该死,于是她得到了赦免。男人们在这里通过阴险的手段消解了对萨福的嫉妒,也就是说萨福必须有符合男人胃口的美貌,不然她就不配有那样的才气。

伊渡:时至今日,女诗人的身体也往往比她的才华更有震撼力,这也难怪有些女作家动辄就搞什么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美女作家之“美”也便成了最好的卖点。在这一点上,美女作家们自觉地成了男人的同谋。

王跃文:萨福的性取向也颇被争议。十九世纪女权主义者坚持说她是女同性恋者。萨福所居住的岛屿勒斯波思成了女同性恋的代名词。但是,一个女人,无论她的经济还是情感,如果不依赖于男人而独立存在,男人们都是无法容忍的。古希腊男同性恋时髦得很,那是有身份、有品位的象征,女人只能是家里的佣人和生育机器,怎么能成为精神上的伙伴呢?所以,男人们要获得精神层次的交流与享受,只能去搞男同性恋。女人怎能这样呢?但萨福偏是如此,真是个怪物。于是古罗马的文学批评家便推测萨福是娼妓,而罗马诗人奥维德更说她患了抑郁症还嫌不够,最后干脆给她重新安排了一种命运,让她最后爱上一个美男子法翁,又遭法翁抛弃,最终于痛苦之中跳下海边的悬崖而死。奥维德的诗流传千古,男人们的心理也平衡了。女人,尤其是有才华的女人,死也得为男人而死,否则,这世道还过得下去吗?

伊渡:同赋予萨福美貌一样的道理,男人们往萨福身上泼脏水,也是为了消解心头嫉妒之恨。

王跃文:其实,男人是因为自己的虚弱,才不能容忍有才华、有力量的女人,总喜欢小女人。讲起来,中国第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大女人——女娲。女娲造人补天,何其大也。女娲之后,也还是大女人吃香。《诗经》里吟咏的美人都是大女人,“硕人其颀,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长得高大健壮才美。那时候,女人的名字也都颇有气魄。《绵》吟咏周民族的起源,开周国的第一人古公亶父本来是个鳏夫,幸好来了一位叫大姜的姑娘和他成家立业,繁衍子孙,从此兴旺发达。周文王的母亲叫大任,周武王的母亲叫大姒,她们统统给自己冠以“大”名,当之无愧,理直气壮,丝毫没有考虑男人会怕她们、躲她们。

伊渡:那也难怪,洪荒时代,刀耕火种,茹毛饮血,孔武有力是生命第一需要。林妹妹在那个时候,不被野兽吃掉,也会被活活饿死。那时的男人,也必是血气丰沛,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赳赳好汉。那个时代,天地都是新的,力量才是最美。

王跃文:不光是中国,西方民族的原始时代同样崇尚大女人。雅典娜女神无非是世俗女子的模特,那么英气逼人,当仁不让与男人追逐在权力场、智慧场、战场、情场。赫拉为报复丈夫花心,公然与贵为宇宙之父的丈夫分庭抗礼、针锋相对。她可不怕丈夫一怒之下休了她,也没有谁问一句:这样的女人,谁敢消受?维纳斯也是丰满高大,被盛赞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伟大”一词在女人身上,除了革命女英雄和母亲,用于形容女性之美,实在是贴切之极。

伊渡:中国到了唐,俨然大帝国气象。开元盛世,贞观之治,却是大女人当家。武则天不说,杨贵妃也差一点儿就动摇了江山。杨贵妃美得羞花闭月,也无非是“胖大”。据说夏天她睡在凉席上,玉肌横流,可从凉席下筛露出肉来。真正一位“硕人”。五代以前,妇女都是天足,奔跑跳跃,无不随心所欲。

王跃文:中国从五代开始,特别是宋明清以后,妇女进入“小脚”时代。满族入关曾强令汉族妇女放脚,有些汉族妇女居然以死相抗,好不刚烈。

伊渡:那当然了。三寸金莲给女人带来的好处实在不少,第一可以找个好婆家搏得丈夫宠爱。潘金莲就有一双好小脚。第二可以理直气壮地不下地干活,行不过百步,足不出内庭,一动就娇喘微微,弱柳扶风,连跳舞都只剩手的动作。真是“小女子”啊。只可怜强盗一来,不能逃若脱兔,要就要做烈女自尽,要不就失了贞节背上永久的骂名。

王跃文:可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人都可以跑到月球上去了,克隆牛羊、试管婴儿比比皆是,差一点儿就克隆人了,却一下子冒出那么多“小女人”。女人不论老少,言必自称“小女子”,仿佛非“小”就没有资格做女人似的。女人取名早就进入了“小时代”,什么“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这已无话可说。说女人温柔“小鸟依人”,现在简称成了“鸟人”。弄得女人们惟“小”为美,而且这“小”并非指形体的“小”,而专指精神的“小”,真有些可怕了。

伊渡:像你前面所说的,“小女人”盛行,直接导因是这个男权社会的主体男人的“小”。男人不再是大丈夫,怎么敢消受得了“大女人”?男人精神力量的萎缩,必然导致女人的“小”和“装小”。自古都说男人是太阳,女人是月亮,女为悦己者容。男人已经没有能量来“悦”大女人了,不做小女人,或者不装小女人,女人怎么活下去?因为满世界的“小男人”,所以才满世界的“小女人”,阴阳平衡嘛。

王跃文:男人何以都“小”了呢?同人类命运有关?抑或全球男人都患弥漫性脑萎缩了?

伊渡:这让我又想起了沈复的《浮生六记》。读过这书的大多忘不了芸娘。芸娘是沈复的妻子,娴淑聪慧,擅风情又解人意,与夫君感情深厚缠绵,不幸早死。沈复把他们夫妻的哀艳故事写得幽芳凄绝,读之令人心醉。林语堂甚至说,芸娘是中国最理想的女人,得妇如此,三生有幸。

王跃文:我却不怎么喜欢芸娘这个形象。我总以为在中国历来生活最黑暗的便是妇女和儿童,历史上从没把他们当人看过。西方学者坦陈“中世纪以前没有儿童”,说西方中世纪以前从来没把儿童当成具有特殊情感要求的“人”来看待。中国什么时候发现了儿童,把儿童当作有独立人格和特殊情感需求的人来看的?现在的儿童,吃得好、穿得好,物质生活有求必应,但是他们在精神情感上,相当程度还是父母意志的服从者。中国的妇女更惨。古人有训,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中国的儿童如果是个男孩儿,好歹有长大的一天,那就总算熬出头了,做一个大男人威风威风。在外面做不做奴才不知道,在家里总可以做绝对主子的。可怜只有妇女,永无翻身之日。更可悲的,妇女从小身受传统文化的奴性教育,以当好丈夫的奴隶为己任,美其名曰“妇德”、“妻性”,实在更多的是奴性。

伊渡:向来为中国男人们津津乐道的芸娘,不过就是个美好的奴隶。固然她算有幸,丈夫爱她疼她,也懂得欣赏她的灵心慧性,可根本原因还在于她的“可爱”。这“可爱”说穿了,就是一切喜怒哀乐都以丈夫为转移,百依百顺,以至于善解夫意到这等地步,主动替丈夫拉皮条。她为丈夫选妾,周密筹划,亲自把她看中的女孩儿憨园诱入闺房,百般哄劝,终于将一只玉镯戴上憨园手腕,然后奔出闺房向丈夫邀功:此事成矣。后来憨园被一富商夺去,芸娘为此自责到吐血落病,再三为丈夫无福消受憨园而叹惋。这种妇德,中国的男人当然要大加赞颂的。

王跃文:有种论点说,太平天国时妇女的解放是人类史上最先进的妇女解放运动。论据是太平天国的妇女走出了家庭,广泛参与到战斗和生产中来,而且“天足”。这真是混账话。天王洪秀全亲自撰写的《妻道》规定: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太平天国还为妇女规定了一个“十该打”的条规:服事不虔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人八该打;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伊渡:想想真让人不寒而栗。我真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谁比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更残酷地对待妇女。

王跃文:鲁迅说过,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功。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

我真情愿妇女们首先能做到如鲁迅所说的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打,哪怕她们因此变得不那么可爱。至少她们能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以自己的心灵去感受,是一个有真生命、真情感的独立的人,能自己把自己当人看。须知道,不择手段牺牲一切只为了把一个男人紧紧抓在手里并不美好,更不是人生的最高意义。有人会以为我说这番话多此一举,因为中国妇女地位已经大大改变了。我说未必。

伊渡:据说现在挺流行“野蛮女友”,这是不是一种反动呢?我不知道。我又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女人不好色。我们常听到某人骂某人是“色鬼”。不用说,这被骂做“色鬼”的人一定是男人。男人好色仿佛是天性,好色是男人独有的专利。

王跃文:你还别说,前两年我稀里糊涂被人哄去当了一回星姐半决选的评委。美女们在T型台上星目流盼、笑靥生辉、轻腰款款、凌波微步,确实美仑美奂。突然想到,这几年越来越红火的美女选举,是不是男人们为了满足自己某种不便明言的欲望呢?男人们的审美胃口越来越刁,女孩子参加选美首先要青春年少。我听到有人在旁边嚷嚷:这个选手23岁了呀?太老了!我庆幸自己幸而不是女人,否则过了四十岁还有什么颜面再活下去?“老而不死是为贼”。其次当然得有非凡的美貌,然后还得有才艺。才艺表演被重视,更说明了男人们的审美要求提高了。是花还得解语,否则不是形同木偶?外在的美还不够,还得有内在的美。可我总觉得这种“才艺”所表现出来的美,还是为取悦男人。有一个女孩子在回答一个“才智”问题时滴水不漏:我觉得女人在外面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一片天空,在家也要“留住男人的胃、留住男人的心”。听起来,女人不论怎么优秀,最终的目地还是留住男人,留住他的胃和他的心。

伊渡:自古中国就有“女为悦己者容”的说法,好像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容”是留给悦己者的,所以女人总是不能为自己而活。如果没有“悦己者”,女人连自己之色都不能好,何况好他色?

王跃文: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女色鬼那么少的原因了吧。孔子大人说,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不管难不难养,女人总得靠人养。只要能求得这一“养”,有一张长期饭票,或者有一张含金量很高的长期饭票,女人得拼尽一生。有美貌,还得有才艺。既有观赏价值,又有实用价值。再不济也得有贤惠善良。否则,凭什么要养你呢?这等环境之中,女人只求生存,还谈什么“好色”这种高消费?其实从生理需要上看,女人亦是好色的,却名不正、言不顺,不能说出来。

伊渡:女人确有好色者,比如吕后和武则天,但那已不是好色而是好淫了。不论好色、好淫,这些女人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不但能完全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而且还掌握着别人的命运。所以好色的前提便是首先要能主宰自己。

王跃文:我隐约想起一个传说,模模糊糊,记不真切了。英国中世纪时的英雄亚瑟,被敌人俘虏。敌人敬佩他的勇敢正直,暂且不杀他,但要他回答一个最难的题目:女人最想要的是什么?一年以后交答案,否则取他的性命。据说亚瑟遍访所有聪明的女人,上至宫廷贵妇,下至乡野牧女,没有一个能答出来。眼看最后期限已到,亚瑟只好答应一个丑陋无比的女巫的要求:跟亚瑟的圆桌骑士之一结婚,然后亚瑟得到了答案。女巫悄悄地告诉亚瑟,女人最想要的,就是掌握自己的命运。

伊渡:我很怀疑这个答案的正确性。因为我发现很多女人心甘情愿地把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交出来,给她都不要。确实,这是一块烫手的山芋。给你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了,你就得独立,就得对自己负责。没有人可以依靠,也不要想着依靠别人。这是要准备着吃苦的。可是,现在准备着吃苦的女人,不是傻子,就是不得已。

王跃文:好了,我们谈了这么久的女人,是不是该换换话题了?

伊渡:那就还谈谈男人。你对男人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王跃文:半真半假地说,很悲观。2003年3月,法国一家杂志社请来著名的社会学家做一个问卷调查,主题是“男人现状”。受调查的是四个年龄段的城市男性,分别为20~25岁、25~35岁、35~45岁、40~50岁。社会学家请他们设想一下未来社会里男人的处境,得出的答案惊人的一致,而且骇人听闻:未来世界将由女性掌握,男人能够以顺从来求生存是最好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男人将逐渐消失,最终成为动物园里的标本,能与熊猫为邻已经是最高礼遇。

伊渡:那你不吓出一身冷汗?

王跃文:我没被吓着,那个时候我早已青云出岫,归入大化了。但未来世界究竟什么时候到来,我很感兴趣。据说,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根本原因并非因为女性主义的复仇,而是因为人类的繁衍生息不再需要男人,或者已经根本指望不上男人了。到那个时代,男人已经无法生产精子,人类的繁衍也早就实现了单性繁殖,或者干脆完全克隆。早有美国人类学家警告现代男人:别得意,你的xxxx比你祖父短了三分之一。

伊渡:男人没了“那话儿”,好像是很可怕哦。如果没有了男人,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呢?只剩女人的世界也许确实要单纯、美好得多。《西游记》里就有女儿国,喝一口子母河里的水就能怀孕生子。可她们能保证生下的都是清一色的女儿吗?如果不慎生出几个男儿,又未能及时处理,一旦长大成男子汉,岂不又天下大乱?女儿国里的女国王不也千方百计劝诱唐僧留下来当她的夫婿吗?可见阴阳两极相生相克实在是自然规律,男人一旦不复存在,女人恐怕也走不多远了。

王跃文:有人给我手机发了个段子,说是农户家来了客,准备杀只公鸡。公鸡知道了,跳到屋檐上去了。农户吓唬公鸡说,你不下来,我就把母鸡全部杀光,叫你生不如死!公鸡听了大笑说,靠,老子终于可以出去找野鸡了!当然,这个笑话说的是别的意思,我想说的是公鸡和母鸡是相互需要的,无论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

可是,男人女人之间,除了生理意义上的依存关系,中国男女的传统关系实际上还是一种君臣关系,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有人慷慨激昂地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能用“士”者必然是君,而“悦己者”自然只是男人。君是臣的天,男人是女人的天。男人支配着女人,却又离不开女人。女人养育了男人,却又臣服男人。《说文》里“臣”字的解释是“牵也,事君也。象臣服之形。”这“臣服之形”是什么样子呢?俯首,竖目,以示臣服。而“女”字的象形则是一个跪着的人。我不知男尊女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古诗源》里有首诗写一位被男人抛弃的女人,偶遇过去的丈夫,居然也要跪下来说话。“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伊渡:可要是有那么一天,世界变了。乾坤倒错,天地易色。男人都要放到动物园里去了,还谈什么纲常。也许只剩下女人是人类的进化?那时候的词典,该怎样解释“男人”这个词呢?这个词曾经耀武扬威、叱咤风云啊!未来的女人们对于已经消逝的男人,不知会怀有怎样的心情?她们在庆幸自我解放的同时,是不是也会洒几滴泪凭吊一下男人?可怜可悲的男人,仿佛注定要成为地球上被淘汰掉的劣等种类?

王跃文:且不说到未来世界,单是现在就已现端倪。女人们大喊女权,妇女解放,自信自力自强的时候,男人们平均寿命要比女性短,耐受力要比女人差,但男人肩膀必须比女人宽,个子必须比女人高,挣的钱一定要比女人多,官要做得比女人大。男人不能哭,不能选择系上围裙回到家庭,不能像女人那样穿裙子、涂口红、抹香水。男人只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吞,然后头也不回,继续到官场、商海里冲锋陷阵。男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成功,便成仁,不然,女人们会柳眉倒竖,大喝一声:你还是个男人吗?

伊渡:不过,也许暂且用不着那么悲观。现在很多女人的女权,好像还只是强调“被男人养”的权力。如果这样,男人还大大有用,一时半会儿还不至于被送到动物园去。所以,男同胞们,珍惜你们有限的黄金时代,多多加油吧。

王跃文:可我又担心,也许这正是使男人精子枯竭的最重要的原因。特别是所谓的成功男人,更是危险。有研究表明,长期以车代步和泡桑拿的男人,性功能会大大减退。本来就不行了,还在外头快活,麻烦就更大了。

伊渡:不谈那么可怕的问题吧。我想问你,你心目中的享福是个什么样子?

王跃文: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事佛虔诚,多年如一日,连佛都被他感动了。于是佛现身在他面前说,你有什么愿望,我可以满足你。我给你家财万贯?这个人摇头说不要。佛又问,我给你子孙世代高官贵爵?这个人又摇头说不要。佛又说,我让你长命百岁,万寿无疆?这个人还是摇头说不要。佛终于不耐烦了,说你到底想要什么?这个人便说,我只要几间瓦屋、半堂书画、衣食无忧,一生清茶书卷足矣。佛叹道,居士啊,此等清福,我佛都享受不到,我又如何能给你?佛于是惭愧退去。

你问我什么是享福,这位居士所要的,也就是我所要的。你能给我吗?

伊渡:可我看你茶已有、书已有,几间瓦屋也已有,应该可享清福了,不必求佛来给你。说到享福,陶渊明有一组诗,《读山海经》,中间有一首,我觉得最享福了:“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经。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你看,微雨、好风、树木、鸟鸣、蔬菜、故人、春酒、读书,简直让人羡慕死。

王跃文:其实陶渊明退官之后也还是很辛苦的。他不是也“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吗?从早上干活儿,一直要干到月亮升起来才能回家。中国传统文化讲究耕读并重。我现在到乡下去,看到有些人家古风未泯,门楣上仍贴着“耕读传家”四字。但是,这写在红纸上的横批,早被风吹雨打得斑驳破碎,家中田园也已荒芜,孩子们小学没毕业就已辍学,再大一点儿就到沿海打工去了。已经不耕不读的乡下,还这样郑重其事地贴着这样的字纸,让人心里真不是滋味。

伊渡:钱穆在《宋明理学概说》里说过,耕读并重者必耕渐勤而读渐辍。耕不容易,人会因为物质生活的压力,渐渐放弃精神生活。这就是读书与为稻粮谋的矛盾。

王跃文:说起来真令人感叹。我有一好友,以前最喜读书,总是说清贫才是书生的本命,自诩“阅读就是生活”。我们刚参加工作时,他在中学教书,我们见面喜欢用《红楼梦》里的话相戏谑:“妹妹近来读什么书?吃什么药?”当然认真问的只是前半句。有一天暴雨之夜,他手提一瓶德山大曲破门而入,从我书架上寻出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灌一口酒,读一句书,每到慷慨激昂处,还扬眉大笑,连称痛快痛快。此时,窗外炸雷阵阵、雨丝横飞,好像和窗内的慷慨意气相应和,那情景真令人难忘。数年之后,我的这位好友做了副县长。他喝酒的风采不减,我俩的友好亦不减。有次聚会,他感叹生活无聊。我说,你还好,爱读书。他摇头说,我们这种人还读什么书!

伊渡:清人笔记里面有很多好玩儿的。欧阳兆熊的《水窗春呓》里记张恺石轶事,说他当大理寺卿的时候,风流儒雅,诗书终日。被解职后,宦囊萧然,困于生计,于是写了一首绝句:“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字都更换,柴米油盐酱醋茶。”

王跃文:学一句鲁迅的话说,总之,难。其实,人就是他肉体的囚犯。我年轻时每遇痛苦,便背诵老子的名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背诵这话时既感到万分沉痛,又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老子已把话讲到极处,退无可退,实在大彻大悟。我又想,倘若我母亲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不知还有没有我?真不敢想像。可见人还是乐生怕死的。

伊渡:生真的可乐吗?实在痛苦太多了。生老病死不说,光为了满足这个肉身就极麻烦。肉身是物质的,首先就得靠物质养活。怎么活呢?可以是犬儒主义式的,就是欧根第尼的那种“狗式”生活,住在一只木桶里,以节欲克己来减少活着的麻烦,惟一要求是请来看望他的国王不要遮住他晒太阳。不然就选择享乐主义。

王跃文;说到底,不论犬儒还是享乐,都源自对现世价值的不信任。你如果不想犬儒,又不愿只像动物一样享乐,那就不要躲避痛苦,坦然承担一个人所该承担的吧。

伊渡:你除了读书喝茶,还有什么愉悦自己的事?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你是乐山还是乐水呢?

王跃文:也许我骨子里早藏有一股隐士的暮气,我特别爱山。见山就亲,并不在乎它是否有名,或有仙。山须有树。无树的山使人不亲。我不能说珠穆朗玛峰不是山,但那山只令人敬畏,你除了屏息仰视,不敢生任何亲近之心,否则就是亵渎。有树的山就仁厚了、柔和了、有呼吸了,你会觉得山与你同是宇宙间之生命,众生平等,你能与这样的山亲昵。

我住在麓山脚下,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傍晚去爬山。上山往往正是绿野烟寒时分,待下山已经暮色四合。我独独领略了麓山暮色之美,然而难言。

伊渡:我也常去岳麓山。麓山的树好,大多是枫树、松树和樟树。人在树下走,参天枝叶间露出碎碎的天。

王跃文:暮色中的树比白天显得更为深黝,郁郁团团浓如泼墨,一阵风来,枫松樟齐齐摇曳,齐齐作响。我会指着山中某间屋子痴人说梦:这间屋子硬要送给我住,那我就不讲客气算了。爬到山顶时偶有阵雨,飒飒而落,时疏时密,然而你决不会想着避雨,因为衣反正早已湿透,既因为暮霭,也因为汗水。

伊渡:你还挺阿Q的嘛。

王跃文:聊以开心嘛。下山时暮色苍茫,树缝间透出远处隔江城市的灯火。山上愈显得静。暮色无论怎样浓,树色总要比暮色重,好像比赛一样。如同中国画中讲究的墨分五色,暮色中的物事颜色同样丰富得各有韵味。树根处最黑,树梢处稍亮。大树反而颜色浅,小树躲在下面,黑漆漆的一小疙瘩。

下山时衣早被山风吹干了。人的脸在暮色中发亮。间或嗷地一声,那是猫头鹰的叫声。还有各种虫声,最响亮的有两种,一是蝉,一是金铃子,当然只在夏秋季。它们的声音都有跟踪人耳朵的本事,渐渐地,声音越逼越近,脆亮得简直咄咄逼人,突然一下子又远了,真好像在捉弄你。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