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近又抽了几次。治癫痫的药吃上以后就不能停,医生让每晚吃一次安定。安定是受管制的药,药店里没有,只好找医院的熟人开。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的药吃完了。我赶紧打电话找杨娜,她有一个中学同学在六院妇产科。杨娜与同学约好后,我开车和杨娜一起去了六院。

  六院的同学叫袁圆,长得也圆圆的,一副可爱的样子。杨娜以前跟我说过,袁圆是个男人狂,喜欢男人,从初三就开始谈恋爱,结婚前光谈恋爱的男人就有一个连,袁圆从不避讳谈男人,她视男人为灵魂的镜子。袁圆经常说:“女人要想了解自己就去找男人。”

  我想,袁圆一定是那种性欲极强的女人,在她的嘴里,从不谈爱情,只谈性或男人。她认为爱情的任何模式都来自于幻想,真正的爱情来临之时根本就没有模式。

  袁圆见了杨娜很高兴,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看袁圆一个人就是一台戏。其实,杨娜不愿意我接触袁圆,她怕袁圆那对勾魂儿的眼睛勾住我。我只好沉默不语。我知道性是上帝设下的最隐秘的一个陷阱,像裹着糖的药,让你享受一时半会儿的快乐,却要让你背负起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在走廊里,一个女医生匆匆而过,杨娜一眼认出了那是王医生。杨娜母亲是乳腺癌转肺癌死去的,一晃已经十年了。当时乳腺癌手术就是这位王医生做的。王医生听到杨娜喊她,便停住了。杨娜提起自己的母亲,王医生还是记忆犹新。

  “王医生,最近我的双乳总是有些痛,会不会是和我妈一样的病?”杨娜不安地问。

  “到我办公室我给你检查检查。”王医生认真地说。

  杨娜和袁圆就去了王医生办公室。我在外面等着。大约十多分钟后,杨娜和袁圆出来了,杨娜脸色很不好看,我知道检查的结果一定不好。

  “怎么样?”我焦急地问。

  “里面有肿块儿。王医生说,还是做掉的好!”杨娜恐惧地说。

  “先别急着下结论,还是多看几个医生再说。”我安慰说。

  杨娜压力很大。我说了许多宽心的话。袁圆找了五个医生开处方才开了一百片安定。

  告别袁圆,我把车径直开往省肿瘤医院,我知道这里是最权威的。这些年我和杨娜相濡以沫,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我不能看着她痛苦,我岳母的死在杨娜的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杨娜把头靠在我的肩上,虽然这样开车不方便,但我也没有制止,我要用温暖消除杨娜的恐惧。人活一世,还有什么能比两个人相依为命更重要的。

  在省肿瘤医院,我给杨娜挂了专家号。乳腺科检查的人很多。杨娜得排队。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得乳腺癌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夏天,我仿佛放逐了自己,有一种沉在水里呼吸的感觉,我被酷热的城市放逐在寂寞和友谊的边缘,只有我和杨娜的爱穿越心灵的庄园,抵达内心的荒凉。

  杨娜进去检查,我一个人在走廊里等。走廊里来来往往的都是病人。我想,人病了,灵魂会不会病?如果这么说,或许人都病了,我羡慕信奉宗教的人,灵魂有了寄托,或许没有信仰的人都是病人,死后灵魂也只能在宇宙中游荡。这说起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一颗孤独的灵魂在漫漫宇宙中穿越,冰冷、黑暗。

  前两天是鬼节,我和杨娜晚上一起散步,东州的大街小巷到处是烧纸的人。有的人为了抢地方还大打出手。一堆一堆的烧纸像鬼火一样,冥冥之中不知道是祭奠亡灵,还是安慰活着的人。

  烧纸燃尽的残堆一个挨一个,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成千上万的鬼火伴着我和杨娜,仿佛我们俩就是冥冥之中的游魂。我们走在黑堆之间,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黑堆就是一个亡灵,亡灵在天有知,如果都来取钱,那么东州的这个夜晚连呼吸的空气中也充满了小鬼。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那么李国藩、张国昌的亡灵是不是也该在这些亡灵之中?李国藩还好,有陈梅为他烧纸。张国昌就惨了,因为孟丽华在狱中,不知有没有烧纸的自由。

  杨娜从乳腺科出来,我从表情就能看出问题不大,“大夫说只是乳腺增生,不用动手术,吃药就行了,不过以后两三个月要来检查一次。”她高兴地说。

  “开的什么药?”我关切地问。

  “是乳安片。”

  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罗文到深圳参赛去了。五月花公司的事弄得一团糟,念旧情的几个朋友给了几个小单子,却做不了,因为既无打板师,也无熟练工人,我急得团团转。就在这时,沙威派来了他的表姐做出纳,我明白沙威的意思,这是对我不放心,我虽然对沙威的做法不太满意,但并未表现出来,热情地收留了他表姐。表姐姓秦,一个五十多岁、脸色发黑,戴着高度近视镜的女人。

  “雷总,以后请多关照!”秦姐客气地说。

  “秦姐,不用客气,五月花的董事长是沙威,我不过是个打工的。”我苦笑了笑说。

  我对沙威的行为不想露出不满,但她还是听出了这话的弦外之音。谁都知道公司的出纳是总经理最信任的人,我本想选一个财会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看来这公司还没等正常运转,沙威就要搞家族化管理。不过,我只想做事,并无私心,事儿便过去了。

  正在我焦头烂额之时,英杰来了电话。我诉了苦。英杰说:“设计、打板我包了,熟练工人我帮你找。”英杰的一席话,让我的所有问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