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刮有钱人

  于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北宋一共九个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神宗是第六代皇帝。

  王安石变法有三方面。

  第一,理财措施。理财措施核心是这么一句话:“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但是要增加国家的收入。不打老百姓主意,国家又要拿钱,这摆明了就是从有钱人身上下刀子。所以他这个改革既属于调整阶级关系,也属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首先是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分两次贷款给农民,收成后加息20%还官,免受高利贷盘剥,增加政府收入。相对于现在来说,20%利息太高了,现在都是千分之多少。你嫌高你可以不借,但是你要不跟政府借,只能向高利贷和地主借,那就是200%的利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一句话就把官僚地主搞惨了,这些人想盘剥百姓没法盘剥了。

  其次是募役法,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减轻农民差役负担,保证生产时间。这样一来,原来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钱的官僚地主,现在不服役就得交钱了。再次,农田水利法。复次,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每户的多少肥瘠收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农民的土地又少又瘠,那就肥的多收,瘠的少收。

  最后,市易法,政府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就限制大商人控制市场,有个成语叫“囤积居奇”,本来是商人的敛财之道,现在等于是政府在干这个事儿了。这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增加政府的收入。政府在夏季收购羽绒服二百块钱一件,以免你积压仓库,所以商人都把羽绒服卖给政府了。到冬季政府以六百块钱卖出,然后政府挣四百对吧。但如果商人卖,他可能卖八百,九百,一千。因此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政府得到了钱,老百姓物价也能够便宜点,然后商人吃亏了,就这个意思。所以整体的理财措施都体现着这个思想核心“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短暂的变法

  变法第二是军事措施。

  首先,保甲法。政府把农村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后改为五家)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然后你们家有两个男丁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练兵,平时种田,战时编入军队抵御辽夏进攻,减少军队开支。这种兵实际上叫民兵,是保卫本乡本土的,中国最适合这样的军队。因为有人说中国人轻家国而重乡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打架勇敢着呢,你看我媳妇一眼我跟你没完。外敌入侵就胆小,异形打过来了,我躲着。中国人有强烈的乡土观念,一出国,你北京的,我也北京的,你上海的我也上海的,没有说你中国我也中国的,组织的也是北京同乡会,不是中国同乡会,缺乏国家概念。所以这民兵非常适合,你保卫的是你媳妇,你家乡。

  将兵法。禁军驻地固定,然后固定地将官加以训练,充实边防。

  变法第三是教育措施。

  改革科举,废明经,设明法。明经就是死记硬背的东西,没用。整顿太学,使学校成为为变法造舆论,育人才的地方。所以王安石的作用是通过变法,一定程度地扭转了社会危机。可惜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用人不当,危害百姓。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司马光当政,就是小时候砸缸的那个,王安石的新法就被废除了。

  好心办坏事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用人不当?

  王安石干这事压力很大呀。因为咱们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而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法先王。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规矩,你要改革,一般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他就顶着雷,压力很大。他明确地表示说我这个变法是本着这么一个原则,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用过的这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因为你王安石变法,你看地震了,7.9级,属于天变。王安石说我不

  相信,我接着变,弄个8.3级我看看。

  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谈祖宗之法。

  人言不足恤。大家都埋怨你,他们越埋怨证明我越正确,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所以这三条宗旨一来,往好听里说是大无畏,一往无前,往难听里说就这老哥太愣了。你谁都不怕,天、祖宗,就没人能管得了你了,那往往他的事就容易走向极端。这时候就奠定了用人不当的基础。

  很多人并不见得赞成新法,但是因为王相公坚持要用新法,所以我就假装支持。我求官,为了求官我假装说我重视新法,因为那时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太少,所以我一下子就当官了。当官之后我把这新法作为敛财的手段,明明那青苗法应该是20%吧,我收30%的利息。提举使以多散为功。我多收。应该是老百姓需要借钱,我才借给他们,现在是我逼着你老百姓,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如果借了还不上,富户为穷人作担保。你们村有地主吧,有地主就给所有的农民作担保,还不上我找你要。最后那村里不但农民跑干净了,连地主都跑了。“君子喻于义,

  孔圣人曾经曰过,小人喻于利。”所以这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君子,逐利的是小人。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逐利。《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人家不轻离别没法养活你,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商人重利轻离别”,而你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这个。“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你整天逐利吧,你就是小人,小人怎么能治国呢?

  中国古代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官不与民争利”。你当官了,不能做买卖跟老百姓争利。其实今天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我当了市长,我们家人要开公司,你能竞争过我吗?你一点辙没有。所以官不能干这个,不能与民争利。而王安石他干的这些事就是与民争利,“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那么那些地主难道不算民,他也算呀,你这就算与民争利了。所以这些东西就成了保守派攻击他的口实。后来很多保守派讲王安石变法有种种弊端,那个并不是人家凭空编的,他确实存在这些问题。王安石变法之后,朝中的大臣就分成了新党和旧党。新党上来就打旧党,旧党上来就打新党,党同伐异,这样的结果就使得北宋大臣之间的党争越来越激烈,也是后来造成他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评价不高,但为什么在教科书上给无限拔高,因为我们误读了列宁的选集。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的改革家,列宁这么说,其实是括弧里边的一个注解: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其实没有给王安石这么高的评价,列宁是为了向俄国人介绍谁是王安石,说明王安石的身份,才说他是中国的一个改革家。

  事实上王安石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写入奸臣传的。历史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天下骚然,党同伐异,党争视同水火”。原来朝廷的矛盾没这么厉害,现在一下子各种矛盾都给王安石激发出来,所以他的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甚至有人说这北宋灭亡都是王安石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