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地不管人

  一开始隋朝沿用了北魏的租调制,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推行,但是这个有年龄限制,50岁才可以纳绢代役,不到50岁的话,该服徭役你还得去。唐朝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谷物叫租,绢和布叫调,服徭役的期限内如果想不去服役的,用纳绢或布代役叫庸。唐朝的庸不再有50岁的年龄限制,甭管多大的人,只要不想去服徭役,都可以纳绢代役。本来,在农忙季节如果大规模征发徭役,就没有人种地,会误了农时,现在不愿意去的人可以纳绢代役,留着劳动力去种地,多有好处。租庸调有一个前提,我给你交租、交庸、交调,前提条件是你给我土地。你不给我地我拿什么交租子,布帛是地里种出来的,得种麻才能纺麻布,种桑树才能有绢子。但是中国古代的土地是私有的,归地主所有,那么国家要给百姓分配土地,这个待分配的土地是从哪来的,显然不能把地主的地给没收了再去分。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新开垦的,再一个就是大规模的战乱之后,人口大量死亡所形成的无主荒地。不过,随着国家承平日久,人口增加,无主的荒地几乎没有了,新开的地也够戗,能开的差不多都开完了,那要去哪里拿土地分给百姓呢?

  这时候政府有了新的应对措施,它规定,每个成年男子20亩永业田,80亩口分田。20亩永业田可传之子孙,80亩口分田,死后得归还给国家,然后国家好拿去再分配。拿口分田去再分配,想得是挺好的,问题是到了天宝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

  土地本是私有的,这些大地主大官僚们占有大量土地之后,还开始兼并农民的土地,没等农民死,他这一百亩地就没了,被兼并了。这一被兼并,国家就找不着口分田再往下分了,新出生的人就没地了。没地了,我的租庸调就交不了了,农民就只能逃亡,逃亡后,政府的租庸调就收不上来,国家就没钱了。整个连锁反应就是,政府直接分配的土地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国家就得想招,不能再按照租庸调这种方法来收。公元780年,唐玄宗的曾孙唐德宗接受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然后一年分夏秋两次,两税指的就是户税跟地税。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年收两回,夏天一回,秋天一回,一年分夏秋两次征税。

  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表明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原来的租庸调制,它的收税标准是以人丁计算,每个成年男子授田一百亩,每年为国家交(比如)150斤粮食,两丈四尺绢布。有你这个人,就有国家的150斤粮和两丈四尺绢布。意思就是,哪怕当年国家分给你的地已经被兼并了,地都没了,但是只要你人在,照样得交。那你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逃亡。

  那么被兼并的地到哪里去了?到我这了,因为我勤劳致富。我们家八个儿子,你们家就两个丫头,所以你们干活干不过我们家,最后我们家发了财了,把你家地兼并过来了。但我怎么交税?我还是按照我的人头走,就算我现在有四千多亩地,我还是按照两丈四尺绢布,150斤粮这么交,因为我就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我交的和你一样。

  所以那时候是按人丁为主,而现在则按照土地财产为主,你有地的你多交,你没地的就少交,甚至不交。没有土地的商人,交总资产的1/30。这样一来就表明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放松了,原来租庸调制、两税法不允许人口流动,你这一百亩地在海淀,你人跑朝阳去,我跟谁要税去,你的地在海淀,人必须在海淀,地在人在。现在无所谓了,你爱上哪上哪,因为谁占了这一百亩地,我就跟谁要税,你可以随便流动。如此一来,你在这没有地,可以上有荒地的地方开发,在海淀的地被兼并了,你可以去昌平、平谷,这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生产发展是有利的,两税法实行的好处就在这里。

  而两税法一实行,国家不再管这个地在谁手里了,你有地,你就多交,没地你就少交,甚至不交,这就意味着土地兼并不受限制了,麻烦也开始出现。从唐朝以后,田制不立,兼并不受限制,愿意兼并就兼并,农民没有土地就只能去租种地主的土地,一租种地主土地,地主就把税负转嫁到农民身上了。比如我是一个血汗工厂的厂主,是生产圣诞树的,全世界的圣诞树都是我们生产的,我厂里的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是700块,每天要劳动11个小时,每个月可以歇3天,你看我够仁慈的吧!然后国家提高了我的企业所得税,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让你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1个月歇1天,工资600块,3个月不发。实际上就是,我为国家交所得税,为希望工程捐款(我是一个多么有爱心的企业家啊),都是你们出的这个钱。我该坐游艇坐游艇,该环游世界就环游世界。其他所有负担都是你们给掏的钱,可想而知这样一来,国家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地主却又给农民加上去了,客观上还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经济大繁荣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强盛,交通发达,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畅通,前期的统治者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让国内各民族交往密切,政府对外开放。这些原因促使隋唐两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

  农业的发展表现在:第一,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进一步开发。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南方经济跟北方的差距缩小,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但是也有坏处,围湖造田和向山要田,对自然生态平衡有所影响,所以中国的生态问题出现得很早。第二,农田灌溉和农具的改进。新的灌溉工具筒车,另外还有用于耕作的曲辕犁。第三是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比如说茶叶,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贵族才饮茶,到唐朝,百姓也开始饮茶了。有的电视剧里,汉朝就让老百姓一进门给你捧出茶来,甚至春秋战国就捧出茶来喝,很好玩,那会儿没有的。那会儿应该一进门喝酒,不应该喝茶,唐朝才开始大规模饮茶。

  手工业发达

  它发达的表现是,中国能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当然有的书记载说通过波斯湾时必须换小船,那个有点扯。这船主要是在洪州造,洪州是江西南昌,不靠海,在江里湖里造出来后再拖海里,这个船能有多大。我记得美国航空母舰都能进波斯湾,如果那时中国造的船进波斯湾就要卡住,那得多大,你以为波斯湾是北海公园哪。

  唐三彩为后代的彩瓷开辟了道路。唐三彩其实是冥器,给死人陪葬的,大量烧制,不计其数,所以不值钱。我如果是唐朝贵族,我生前住的庄园,我骑的马,我用的桌椅板凳,侍候我的丫头,都给烧制成唐三彩,埋到坟里去接着侍候我。所以这个玩意儿在唐朝大量使用,太多了。唐三彩不像青瓷中的秘色瓷,全国就那么几件,你得一件,子孙万代吃不穷喝不穷。秘色瓷只有到了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博物馆亲眼看到,才能明白它有多美,当然现在早失传了,做不出来。原来认为唐朝根本就没有,后来从扶风县法门寺地宫挖掘出来了,才看出来是有的。

  唐三彩这种冥器,到了宋朝觉得它浪费,改扎纸人纸马,民国的时候,农民要刨地刨出这个来,就摔了。历史剧《孝庄皇后》里多铎戴着一个大耳环,一看就要吐。你见到过清朝王爷戴耳环的吗,以为是歌星吗?他还说我这一路到中原来,得了不少宝贝,拿出来一看全是唐三彩。开玩笑,谁把纸人纸马摆家里,应该给你爷爷烧的,你觉得特漂亮弄家摆着,你爸不抽死你。

  咱们现在无神论了,无所谓,家里才摆这个。反正我们家不

  摆,谁给我唐三彩我坚决不要,兵马俑摆它干吗。这就好比太后

  寝宫里挂一幅柳永的《雨霖铃》,妓院里才挂柳永的词呢!到故宫里看一眼,慈宁宫里应该挂列祖列宗的圣训,弄一个《雨霖铃》挂着,整天让太后寒蝉凄切,太后还守得住吗?

  当然,唐三彩也有它的好处,因为它相当于唐朝的历史照片。它都是真的,照着生前的样做完了埋在里面,挖出来一看就知道,原来唐朝的房子是这样的,原来唐朝的人都长这样,胖乎乎的。跟壁画的作用一样。

  唐朝丝织品有波斯的风格,就是今天的伊朗。

  中国现在特别常见的作为吉祥的动物有两种,一种是大象,一种是狮子。衙门口立着的狮子,皇帝宝座两边标示“太平有象”的大象,这两个动物全是波斯进口的。中国最古老的动物形象,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西方青龙,东方白虎,北方玄武,南方朱雀。青龙白虎大家都知道,朱雀就是三足乌鸦,玄武就是一条蛇缠在龟上,也叫龙龟。最早中国出现动物形象是这四种,没有狮子和大象。后来有一段时间倒是有,但是在文革以前,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把大象都插缅甸去了;原来中国境内也有东北虎,现在都跑俄罗斯去了。

  银行的雏形

  隋的钱币,仍然铸的是五铢钱。秦朝的钱叫半两,汉朝叫五铢,一沿用到隋。学历史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途径是以诗证史,因为古诗里面有大量的咏史诗。刘禹锡的《蜀先主庙》中说“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成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光复汉室天下(当然是偏安一隅),归功于诸葛亮,刘禅阿斗是一个笨蛋,所以造成蜀国的灭亡。其中他说的那个业复五铢钱,就是汉朝的钱。

  唐高祖时流通的开元通宝钱到现在几毛钱就能买一个,以后历代的货币,都以它为范式。开元通宝的开元意思可能是国家刚刚建立,开辟新纪元,它不是年号,否则的话开元通宝就成了唐

  玄宗的钱了。以年号铸钱是北宋开始的,北宋以前的有唐一代,

  就是说整个唐朝,它的钱都叫开元通宝。

  唐朝城市里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叫市。市中有邸店和柜坊,设官员管理。

  邸店,兼营旅店货栈、交易场所。电视剧《大马帮》里,他们到哪都能住的就是邸店。这个地方还可以存他带来的货,烟叶子,在现场进行交易。

  柜坊,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早几百年。银行的出现证明了商品经济发达,货币需求量大。金属货币过于沉重,携带不便,才有了银行。

  电视剧《碧血剑》里面,一个小姑娘背着两千两黄金,从岸上嗖一下就跳到河里的一个小船上,那是不合理的。第一,背得动吗?古时是十六两一斤(所以有半斤八两之说),那么两千两就是一百多斤,一百多斤背着还跳那么远,开玩笑,奥运会要是在那时候办,就没有悬念了。她武功高强我不怀疑,即使她背得动,但她背了一百多斤的钱从岸上嗖一下跳到河里的船上,那种跳法跟大口径榴弹炮命中了一样,那船还不沉,有鬼啊!明显违反物理定律。

  另外电视剧里还有很多从袖子里摸出一锭银子的人,说这是50两银子。第一给50两的大元宝只可能是官府的官银,百姓一般不带这样给的,他没有渠道弄不到。再者50两银子是三斤多,你搁什么袖子里,走路不打晃都会抽到自己的大腿,没走几步就把袖子扯坏了,除非袖子是防弹背心材料做的。当时真正掏得出来的银子全应该是碎银子,十两以上就要给银票了,哪见过给那么大真银子的。到清朝的时候,韦小宝动不动拿几千两银票来送给敌人,用来解围,要是他身上几十万两银票都换成银子,他得身体倍儿棒。如果这五六千斤他能抗得动,天地会总舵主就改他当了。

  所以那时候大笔头买卖全是用银票,银票的意思就是我把钱存在一个地方,那地方给我开个证明,跟存款单似的,我拿这个证明到下一个地方把它取出来。所以发展到北宋,就出现了纸币,我也甭去取它了,我直接给你纸币就完了。人类接着发展,到现在连纸币的需求量都不太大了,纸币携带不便,动辄成千上万,而且容易弄脏弄破,传染细菌,于是开始刷卡。中国还没有大量普及,有些小店买东西的时候先得问能不能刷卡,你要在美国的话,买东西之前得先问人家你收现金吗?因为一般他们都用信用卡和旅行支票,很少有地方收现金的,所以欧元、美元、尤其日元,取出来都是崭新的,这就证明它很少流通。中国的人民币的纸币太旧,就是流通量太大了,净拿胶水粘的,胶带粘着,缺一个角。

  超市的前身

  现在你做买卖,想干到几点就干到几点,24小时没人管,那会儿不行。官府不允许,有限定,比如一些繁华的大城市里有了夜市,农村有草市。

  还有一个特点是胡商遍布。那会儿中国是很开放的,没人抵制这货那货,没人抵制外商,外商来华的特别多,胡商就是外商,指的是少数民族,也有西域,还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隋唐两朝长安洛阳是全国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商业大都会。长安城内有坊有市,坊市分开,坊是住宅区,相当于我们的居民小区,有围墙,有门。市是商业区,做买卖只能在市里。

  市有东市、西市,你只能在这两个地方做买卖,这跟今天的情况一比,又证明了当时的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今天咱们北京就两个地方能做买卖,一个西单、一个东单,你们家如果在怀柔,想吃饺子买壶醋,打车去西单吧!打车钱都够你吃牛排了。

  那么古时候的人吃饺子不吃醋吗?他也吃,自己酿的。那会儿什么都可以自己做,比如像我小时候,家里自己擀面条,自己做包子,自己蒸馒头,自己做花卷,这些玩意儿现在在超市都能买着。这就说明今天的商品经济比我小时候发达,更别说比隋唐时候。那时候的市场是一击鼓,大家就开始来做买卖,一打锣,

  就得散。一般太阳一下山就开始打锣,然后就开始打静街鼓,静街鼓800响,鼓声一响,赶紧往家跑。鼓声一停,你还在大街上,鞭子抽。冬天太阳走得早,四点多钟就下山了,那四点多你就回家闷着去吧!古代都是这样,一到晚上就静街了,怕你聚众谋反什么的,不在家的,上街的人都得有腰牌,比如官员什么的,才可以上街。尤其到了唐朝,晚上上街也没事儿干,因为所有商店都关门了。

  长江流域的商业都市,以扬州、成都为两个中心。扬一益二:扬州第一,益州第二,益州就是指成都。

  在唐朝,扬州就跟咱们今天的香港地位似的。所以你看唐朝人写唐诗写到扬州的地方太多了,比比皆是。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另外比如“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人生只合扬州老、宁求死看扬州月,不愿生归驾九龙。”什么都是扬州的最好,月亮也是扬州的圆。那个地方经济之所以如此发达开放,是因为它不像在长安洛阳,有条条框框那么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