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亡命又亡国

  蒋介石下野原是情非得已,在国内,徐蚌惨败,精锐尽失,权力基础大受冲击;在国外,美国总统杜鲁门态度冷淡,宋美龄出访,毫无成就。国内外局势既已大大不利,和谈的呼声又甚嚣尘上,然而蒋介石又如何能厚颜再与共产党和谈呢?所以只有叫李宗仁出来顶。但这位下野的平民竟能使“代总统”的权力架空,照样以总裁的头衔行“总统”之实权,和谈代表出发前还须先到溪口,向他请示,国民党内部于是更加纷乱,和谈一破裂,共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横渡长江,不到两天,南京就被解放。亲蒋的美国司徒大使,故意不走,意欲与中共对话,果然与燕京的黄华见了面,并得知毛泽东、周恩来欢迎他以私人身份访平,他亦有意,并积极进行,只因美国国务院反对而未果。但司徒坚持不去广州,直接自南京飞返华府述职,结束了他的大使生涯(参阅Rea&Brewered.,theFor-gottenAmbassador,P.316—317,325,333,341),他显然不愿意再给蒋介石抬轿子了。蒋介石得知南京易手,第二天下午就决定离开溪口。

  四月二十五日的一别,竟是蒋氏父子永别故里。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显然已有预感:“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蒋氏父子一行于当日下午抵达宁海县东北角的团堧村入海,先乘竹排,再改坐汽艇,登上久已等候的太康舰。(参阅王舜祁《蒋介石引退溪口始末》,载《拆穿蒋介石》,页五四五至五四七)

  太康舰把蒋介石送到上海,召集汤恩伯以下军官训话,表示要亲自指挥大上海保卫战,再度侈谈与城共存亡,及至五月二十五日,共军攻入上海,即乘静江号军舰逃出,再从澎湖马公坐飞机飞往台湾,于六月一日在高雄降落。当时蒋已成惊弓之鸟,降落后却不敢下机。孙立人将军晚年亲口告诉汪荣祖,他曾亲自上飞机报告蒋,“这里都是自己人”,蒋才下机。休息数日后,转往台北草山第一宾馆居住。据侍卫室特别警卫组中校警卫区长赵秉钰的回忆,蒋听说是草山,大发脾气,不甘心“落草为寇”,乃下令改称“阳明山”。(见《追随蒋介石逃台的点滴回忆》,载《拆穿蒋介石》,页五六二)当时闽粤重镇均先后为共军所占,台湾的二二八事变才发生两年,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感。

  蒋介石为了稳定内部,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别组办公室,以便指挥、调遣与安保。对外则于七月出访菲律宾的委里诺总统,以及于八月往见韩国的李承晚总统,想组成一个国际反共联盟。但是由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不感兴趣,乃无疾而终。(见Crozier?熏TheManWhoLostChina,P.340)不过他在台北至少暂时站稳脚跟,他于下野之前,早已有所布置,省主席是心腹陈诚,国库黄金亦已私运抵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无从“染指”。

  七月中旬,阎锡山在广州继何应钦“组阁”,计划坚守湘南粤北,以保住广东。适于此时,蒋介石突率大批随员从台北飞抵广州,以国民党中常会名义通过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代总统反居副主席。此一组织显然成为太上政府,掌握最高权力,直接控制党、政、军、经大权。蒋虽然尚未复职,但“非常委员会”由他主持,一切实已完成复归其个人独裁之下,诸如在军事方面,他擅自撤走吴琏兵团、延宕刘安琪兵团,使防守广东徒托空言;在财政方面,他控制存台金钞,使广州国府求之不得,穷于应付,仍不免大军缺粮,通货膨胀。更彰明昭著的是,他可以一介“平民”,以手令叫汤恩伯撤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的职,并立即押解来台,形同绑架,而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事前均不知情,独断独行连法统都不顾了。

  蒋介石把兵调走,把钱扣在台北,破坏了防卫两广的部署,令粤籍将领十分愤慨,特别是张发奎一再建议李宗仁,趁蒋于穗台之间飞来飞去之时,乘机把他扣起来,怎奈忠厚的李宗仁不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六五四至六五五)其实,“其人之道”是平民乱政,破坏军事部署,李宗仁大可以“总统”的职权,将其拘留,付诸司法机关公平审理,何至于“徒招恶名”呢?

  就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还要离间李(宗仁)白(崇禧)。白氏反共心切,保卫两广之心更切,经蒋一番慰勉,动之以情,白尽释前嫌,信其诚恳,促李归政于蒋,真心合作。最后白崇禧显然误信蒋介石晚来的“诚恳”,失败后前往台湾与蒋共患难,结果不但当不上官,还遭到冷漠与歧视而又不得离境,郁郁以终。

  广州撤退之前,李宗仁忍无可忍,把蒋介石约来,严厉地教训了他一顿,一五一十数说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蒋最初显得“紧张尴尬”,接着“唔唔诺诺”,尔后“面色转现轻松”,令李大感意外,原以为“必定要反唇相稽”,“大闹一番”,最后竟是“含笑道歉”。(见《李宗仁回忆录》,页六六○)这种反常以及与其性格决然相反的表现,未必如李宗仁所说,由于以元首的名器压服了一生专横的蒋氏,很可能由于多少年来无人敢在他面前有所批评,突如其来的“严厉教训”,令他初感惊诧,继觉新鲜。李氏有备而来,所举事证确凿无疑,使六十二岁的蒋介石天良一闪,问心有愧,反而有被申斥后若释重负的轻松。这当然远远谈不上痛改前非,蒋介石毕竟还是专横至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十二日共军已临广州市郊,“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嫡系部队接管四川防务,李宗仁怕被逼劝进,甚至失去自由,乃决定出国就医,于十一月十三日离渝。翌日,蒋飞渝想部署西南保卫战,但军心民心早已涣散,同月二十九日重庆市内已闻炮声。蒋介石父子在危城中,虽有专机“美龄号”等候,仍有一段异常的亡命经历。蒋经国在《一位平凡的伟人》一文中说,蒋介石“起身赶到机场”,沿途并无阻碍,说是当“座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街道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通过,父亲只好下车步行,走回寓所”。显然走回的目的地是“寓所”而不是“机场”。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说法相同。然而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的说法,则是“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则是沿途已有阻碍了。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一书,收有秦孝仪的一篇《蒋总统的思想、生活、操持》文中说:

  领袖的行动,平时为着安全关系,虽然有车护从,但机动而简单。除阅兵大典必需的礼节之外,从不曾用摩托车、警笛、宪警开道过,在重庆危急的时候,车辆壅塞,寸步难移,但是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他真是贯彻了他从小所认为的“大总统应该和平民一样”的观点。

  照秦孝仪的说法,则承认沿途有阻碍是实,但是并不是蒋经国所说的“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而是根本没下车。为什么没下车呢?因为“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壅塞于途的难民潮居然会“自动让开”,绝不合乎逃难的原理与常情。不管怎样,蒋氏父子到头来是走成了。他们“下午十时”出发,“赶到机场,已经是午夜十二时了”。这两小时中,“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果真如此吗?还是秦孝仪所说的,蒋介石一直坐在车子里,并没下车步行呢?

  我们从《毛故上将人凤先生哀思录》中,见到王蒲臣有一篇《悼念毛先生》,说是“运用了特种技术”使蒋介石到了机场,文章中已明说“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但如果真是蒋经国所说的“乃下车步行”,步行就是步行,步行能叫“特种技术”吗?由此可见,这一“特种技术”,恐怕是见不了人的吧?恐怕是不宜流传青史的吧?“徐蚌会战”时,国民党大将胡琏逃亡,他的“特种技术”是和战车连长甘义三、副连长周名琴等人,乘坐战车“突围”,战车是何等威风的东西,什么也挡不住它,见人就压,压死人活该,最后“突围”成功了。我不知道毛人凤的“特种技术”是不是根本就是战车。若不是战车,那又将是什么呢?江南《蒋经国传》说:“当衣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只要有“特种技术”在,任何英雄都可在半小时前从容脱险。——“特种技术”大矣哉?选古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此蒋得脱几冤魂呢?

  蒋介石得脱后,飞往成都,于十二月七日将“国府”迁至台北,三天之后,逃回台北,从此与大陆永别,一去兮不复返矣。从此台北成为小朝廷的偏安之区,国民党欲说还休,究竟不好意思在南京丢后,径称台北是“首都”,不过为了维持小朝廷的国家假象,称台北为“首都”,却又极为必要。这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只好假造外电,说华侨四海归心,视台北为“首都”云云。回想中国历史,商朝前后六百四十年,也不过迁都十二次;唐朝二百八十九年,也不过迁都五次。商朝平均五十三年迁都一次,唐朝比较密集,但唐玄宗、唐德宗离开首都,都不过一年即回;唐代宗离开首都,不过半年即回;唐昭宗离开首都,不过两年即回;最长的唐僖宗离开首都,也不过五年即回。并且他们是五个皇帝责任分担的,不像二十多年的蒋政权搞得“首都”、“行都”、“陪都”迁个不停,形成前无古人的场面。

  亡命之余,蒋介石又自承亡国。他于一九五O年三月十三日,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就有这么一段: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选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选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选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我们一般同志如果今日还有气节和血心,那就应该以“恢复中华民国”来做我们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先总统蒋公全集》,页一九五六)

  蒋介石说得很清楚:“中华民国”早在“去年(一九四九)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遗憾的也许是必须逃到偏远的海岛上来亡国。当年陈布雷曾环顾钟山的壮丽,向往归隐或归葬于鸡鸣寺或灵谷寺(参阅陶永标《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一九八三年四月《七十年代》)果然于南京也要失去的前夜,凄然自杀。灵谷寺、鸡鸣寺,都是六朝的名刹。灵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间(五世纪)宝志禅师盖的,最早叫道林寺。梁武帝天监十三年(五一四),他以社稷存亡,问于志公,志公回答说:“贫僧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后来志公死了,梁武帝怕志公的预言成真,赶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以防塔坏,不料工程做了一半,就“亡国”了。梁武帝饿死的地点,就近鸡鸣寺,鸡鸣寺是当时同泰寺的故址,寺的东边有坡道通城,俗称为台城,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陈布雷选上这两座古寺而寄情、而流连、而殉死南京,真选得无独有偶了?选宋人题灵谷寺,说是:“六帝园林堕劫灰,独余灵谷葬崔嵬,行人指点云间鹤,唤得齐梁一梦回。”其实,在南京的蒋政权连“堕劫灰”的六朝都不如了,因为六朝至少还在原地“亡国”,蒋政权连“亡国”都要亡到海岛上来了。

  “中华民国”原是国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取的一个国名。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定都南京,迁了国都、改了国歌、换了国旗、变了政体,成为一党专政。章太炎就公开说中华民国亡了,并自称“民国遗民”。所以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已是第二共和了。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定都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第三共和之兴,取代亡了的第二共和。蒋介石亦于毛泽东建国五个多月后自承亡国,万里寄踪的萧公权教授亦在海外以“亡国大夫”自称了。最不可思议的是,蒋介石亡命之余、亡国之后,不但不下诏罪己,居然把自己升为五星上将,与麦帅相俦。失国而封帅,应该是史无前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