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突然自杀身死,乃是蒋政权在风雨飘摇之际,极为震惊人心的消息。蒋介石为死去的左右手题了“当代完人”横匾,然而完人为什么会这样地完蛋了呢?陈布雷之死为什么会引起震撼呢?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同学看他脸蛋胖嘟嘟的,戏呼他是“面包孩儿”,由面包而英文Bread,再由译音改为布雷,于是他就干脆叫陈布雷了。他生在一八九〇年(清朝光绪十六年),十五岁(一九〇四)中秀才。十七岁(一九〇六)时候在宁波府中学堂念书,因为闹学潮,自动退学。二十二岁(一九一一)在浙江高等学校毕业。民国成立后,曾加入同盟会,从事教育与新闻工作。自一九二七年春在南昌初见蒋介石,加入国民党后,成为蒋氏身边极为显赫的人物。

  陈布雷的显赫,不在他身居高官和党中央要职,而在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头子,得到蒋之信任,他从三十八岁到五十九岁,前后二十一年间,一直是蒋介石贴身的文字侍卫官,一直是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地位,他的显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面上的党中央要职所能概括的了。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里说:“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的做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仿佛相似。”像军机大臣那样,处理最高当局的一切机要事件和棘手事件。(参阅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蒋君章《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陈布雷身为“军机处”的头头,他的显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陈布雷除了成为“军机处”的头头外,还一直是蒋介石的文胆。蒋的作品,从早期的《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这种“两位一体”的君臣关系,在民国史上是颇为罕见的。

  在陈布雷死后两周年,国民党内部刊物《改造》第七期上,登有《布雷先生的生平》,说他“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以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南京”,这种“心脏病突发”的说辞,显然是瞒天过海的。但这一瞒天过海是有所本的,所本就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所刊载:

  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

  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明明是自杀,却说“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为什么这样扯谎呢?这原来也是有所本的。陈布雷死前留有遗书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怕“反动派捏造谣言”,就先自己捏造谣言,把自杀造成病死了。蒋君章在《伤逝集》里言及如何发布死讯的困惑,感觉到说谎与自欺欺人的痛苦,又经程沧波、邵力子等人极力反对为了反宣传的宣传。最后治丧委员会决定发布真相,就这样的,四天(十八日)以后的《中央日报》上,做了大转弯,承认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了:

  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

  陈布雷以死报国

  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大家都知道陈天华是蹈海自杀的,然而国民党虽然总算承认陈布雷是自杀了的,但是对自杀的原因,却有不同的解释,只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这种说法太避重就轻了。事实上,陈布雷的自杀,来龙去脉却不简单,这一来龙去脉,不但国民党有所隐讳,即使陈布雷自己,也是欲说还休,看了他对自己自杀后发新闻的关切,不惜以说谎来掩饰真相,就可思过半矣?选

  陈布雷遗书中,最能引起来龙去脉的索隐的,是他留给蒋介石的信: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敢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介公再鉴:

  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载《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这封信写得哀婉无比,十足显示出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内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态。细看这封信的重点,可归纳出几个脉络:

  一、他表示“追随二十年”中,因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今春”是指一九四八年春天以来,正是国民党兵败山倒的时候。在这一“目睹耳闻”之下,虽然他一边说“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党国艰危至此”,显然是婉转预言什么了。(陈布雷所谓“今春以来”的事,照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所列:“一月九日,沈阳沦陷,以后东北渐失,华北震动。三月,山东、河南激战。四月,陕北匪军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开封失陷。七月,襄阳失陷。八月,东北匪军进犯热河。九月,济南失陷。十月,长春失陷。十一月,徐蚌会战开始。十一月一日,物价管制解冻,金圆券崩溃,物价狂涨。失败主义到处流行,和谈空气极为浓厚。北国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气爽,京沪交通混乱。”事实与信中所说,正好相反?选)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将最后一命,作为“感激轻生之士”,以报知己。

  四、他表示他对“敌人之反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无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负国负公”之“负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证起一些旁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来龙去脉,都不是空穴来风的。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蒋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伤逝集》)中这样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当局决心推行总动员以“剿匪”,嘱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与洪兰友先生等研拟,尚未做最后呈稿之决定,而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先生在电话中高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高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高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当局器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绝无责怪先生之事。

  陈布雷在电话中跟蒋介石“失态”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失态”后第二天,就自杀了。可见他的自杀,“传言”中“受最高当局切责”一事,至少有“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的效果。蒋君章这里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选

  在给蒋介石的信以外,陈布雷给潘公展、程沧波的遗书,最含隐痛,他说:

  公展沧波两兄大鉴:

  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怜,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诸惟心鉴。

  弟布雷谨上十一月十一日

  这信所说,显然是充满了自恨自悔的“自谴自责”,他说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想救国,“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结果“十余年来”,国没救成,结果竟是“误国”?选“误国之罪,百身莫赎”。他在给洪兰友信中说他“忧心如焚,自责自讥”;给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信中说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陈布雷在遗书里口口声声“自责自讥”、“无可奈何”。他在给陈训慈、陈训念、陈叔同三个弟弟的遗书中说:“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这些将死之言,其实都是有深刻的环境背景的。这就是陈布雷给蒋中正遗书中所说的“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这种现象,从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的追忆里,也可略见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情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必须先生核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当时国民党以戒严来对付抢米的老百姓,每天枪杀没饭可吃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朝夕不绝。这种现象,对陈布雷说来,不再是遥远迷濛的流民图,而是近在咫尺的现实画了。

  更“目睹耳闻,饱受刺激”的,最引起陈布雷无奈之感的,还在他自己的家里。陈布雷共有七子二女。这九个孩子中,陈琏(怜儿)最早做了共产党。陈琏是一九一九年生的。她的母亲是杨夫人,生她以后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频,气血亏竭”而死。陈琏长大后进入师范,读了一年就转入杭州高中,后来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一九三九年,她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她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一九四七年,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北京地下电台,又在保定、西安、兰州发现中共组织和地下电台,大肆搜捕,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竟是共产党,蒋介石为之大为惊讶、震怒。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其实国民党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陈琏被捕时,李敖正在北平,真是动人听闻。

  不但女儿做了共产党,小儿子陈远(积乐,后改名为陈力)也过去了。陈远是一九二六年生的,他的母亲是王夫人。一九四六年,北平发生美军强xx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美方亦不否认此事,司徒大使在官方报告中说是“个别美国人的恶行”,(见reg&Brewen,theforgottenambassador,P.94-95)陈远参加示威,被国民党“青年军”殴打。他在一九五二年正式加入共产党,后来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读物组负责人。不但儿女发了红,连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陈训惠也出了问题。陈布雷死后,除长子陈迟(积泉)学农,在台湾做农业专家外,夫人和子女们都“投共”了。三子陈适(积皓)同济大学毕业,学工,是铁路工程师,原被国民党派到奥地利工作,后来“回归”大陆了。长女陈绣也入了共产党。

  陈布雷死前写遗书,给儿子们的信中有所自辩,这种自辩,他不对国民党同志说,而只对儿子们说,事有蹊跷。他写道:

  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

  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

  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

  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

  彦及手书

  这信中说“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显然是一种自辩,但这种自辩的结构是很勉强的,他已明白承认自己“知识暗陋”,对照起其他遗书中自觉“误国”与“自谴自责”的话,陈布雷对他子女“前进”反国民党,自己却“进退无措”做国民党,一定有他内心的矛盾、冲突与隐痛。这一现象,正因为发生在他自己的家庭之中,所以矛盾、冲突与隐痛就大为严重。他最后以一死来解脱,主要原因,是对自己“无可奈何之苦衷”、是对自己一个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交代(参阅程沧波《布雷先生逝世十年祭》,《中央日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这种交代,不是对“反动派”的外人的,而是对“反动派”的家人的,对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这是何等哀呼?选陈布雷最后的以死自忏,正是在回应这一哀呼?选

  半生随陈布雷共患难的陶副官陶永标,在回忆(《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一九八三年四月《七十年代》)里说:

  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

  陈布雷对蒋介石的最后哀呼,也正是他矛盾、冲突与隐痛的另一交代。他最后以“感激轻生之士”收场,要以一死来证明他知道做的是什么——终于用他所能做对的一件事,了结了他做错了的许多事。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陈布雷回忆录》前记中,说陈布雷最后感到“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故遗书中,力劝朋友及时努力国事,勿使老大伤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绝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这种解释是不妥当的。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我们研究整个来龙去脉的结果,发现他以死所励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的悲惨下场,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

  关于陶永标的“尸谏”之说,撤退到台湾的许多国民党人不以为然,却说不出一个道理来,国民党大员胡健中在《我与布雷生先的交往》(《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谈布雷先生的死因,说是: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共匪猖獗,政局飘摇,总统蒋公十分忧郁,而中枢大员大都是乡愿,出风头享权利之事如蚁附膻,很少有人能够替国家元首分忧分劳,布雷先生看在眼里,极为悲愤,所以他上总统的遗书中,曾引韩愈的两句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选”他不满意当时国家大员及所谓要人之颟顸误国,悲愤无已,这是他死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他精神体力已濒崩溃,他既有很严重的失眠症,体力又日感不支,而忧国伤时,觉得以他的精神体力,已不能再为总统分忧分劳,留此残躯何用。第三是他的家庭,他是最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而子弟却有人“左”倾。又当时实行金圆券,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把所有很少的一点积蓄都换了金圆券,通货狂贬,连家庭生活都发生了问题?选综此数因,他便成了一个孤愤难抑,只有一死以谢国家和领袖的人?选

  胡健中是国民党重庆《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台北《中央日报》社长,所谓金圆券使陈布雷倒账的事,原来是谁说的,岂不一清二楚了吗?台北《中央日报》主持人曹圣芬提供了更为奇特的死因,说陈布雷之死,乃是“对于当时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的一种尸谏”?选乖乖,天下可有这种尸谏法?选照中国传统解释,“尸谏”的对象一定是对统治者,《大戴礼》记卫灵公时不用贤(蘧伯玉)而用不肖(迷子瑕),大臣史(史鱼)数谏不听,临死前告诉他儿子,他“不能正君”、“死不当成礼”,要他儿子“置尸于北堂”。卫灵公去吊丧,弄清楚了怎么回事,乃“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因而说:“卫国以治,史之力也?选夫生进贤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谏,可谓忠不衰矣?选”(这段话,在《孔子家语》中,变成孔子之言:“孔子闻之曰:‘古之列谏者,死则已矣?选未有如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选可不谓直乎?’”)照曹圣芬的说法,陈布雷的“尸谏”,谏的对象不是“领袖”而是“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这不是太离奇了吗?

  蒋君章在《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一文中,以陶永标认为陈布雷之死,乃是对蒋介石的“尸谏”大不谓然。说是“最刺眼的是题目,称为‘尸谏’,那不但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且以吴可读一类的学究式之愚忠视布雷先生,对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见《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一九八四年元月号)但是,蒋君章看了曹圣芬的这本《怀恩感旧录》,又该怎么说?曹圣芬说陈布雷一死所谏,乃是国民党中的牛鬼蛇神,试问这与事实合吗?这不是“大不敬”吗?老实说,蒋介石在兵败如山倒,众叛亲离,美国佬在旁讥讪之际,有这样一位瘦骨嶙峋、两袖清风的陈布雷肯替他“尸谏”,可真是一种造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