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边衅又起

    王安石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进京以后,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很多人认为王安石是一个人才,如果重用他,定能干出一番匡世济危的大事业。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代表人物有吴奎、张方平、韩琦三位宰臣。他们认为王安石乃哗众取宠之徒,不堪大用,用则要出乱子。

    还有两个人更是断言王安石是奸诈小人:一个是眉山人苏洵,他写了一篇名为《辨奸论》的文章,这是一篇著名论文,历代学生都将其当作范文来读。文章的论点是辨奸,但句句影射王安石,说王安石就是一个大奸之人。另一个就是洛川县知县李师中,王安石任鄞县知县的时候,李师中就说他“眼内多白”,是一个奸诈之徒,如果王安石当道,天下必将大乱。

    正当人们热议王安石的时候,李师中的一份奏折转移了人们的视线。

    李师中是楚邱人,曾为泾原都监,从小就熟悉边境的情况,长大以后科举及第考中进士,出任洛川县知县,后调任敷政县,对边境的事务更加熟悉。

    赵顼继位之后,李师中升任凤翔知府。

    青涧守将种谔出兵收复了绥州。李师中认为种谔在边境挑起战端,太过草率,奏请朝廷要慎重对待这件事情。

    宋、夏之间虽然休战多年,但两国边境磕磕绊绊的事件还是经常发生,西夏那些散兵游勇,今天窜到宋境抢几石粮食、明天窜到宋境掳走几名妇女的事还是经常发生,不过只是小打小闹,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故没有惊动两国的最高领导。

    宋、夏两国的边境,犹如一个火药桶,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只不过这次点火者不是西夏部落的那些人,而是宋廷的边将种谔。

    西夏主元昊在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便已一命归天,当时,仁宗皇帝遣使赴西夏慰奠,并册封元昊的儿子谅祚为夏主。每年仍按约赐给西夏钱和物资,谅祚也照例以西夏的土特产进贡宋朝。两国之间倒也相安无事。

    仁宗皇帝驾崩之后,英宗皇帝继承皇位。西夏国主谅祚曾派使臣吴宗来汴梁吊贺。不想吴宗来到汴梁之后,对宋廷君臣出言不逊,失了礼节,英宗下诏西夏,命谅祚治吴宗的不敬之罪。

    西夏主谅祚继承了他老子的血统,只想从宋得到好处,至于如何向宋称臣、恭顺有礼之类的东西,他压根就不当回事。他不但不肯奉诏,反而于治平三年(1066年)率兵攻打秦、凤、泾原一带,大兵直逼大顺城。

    环、庆经略使蔡挺,率番将赵明等人增援大顺。两军在大顺城外摆开了战场。

    谅祚身披银甲,头戴毡帽,亲自在军前督战。蔡挺派遣弓弩手排列在两军阵前,轮番向夏兵放箭。夏兵伤亡惨重,谅祚也身中流矢。

    谅祚见在大顺城讨不到便宜,便率军转攻柔远。

    蔡挺派副总管张玉领兵三千夜袭了夏营,杀得夏兵丢盔卸甲,大败而逃。西夏军退守金汤。

    恰在此时,宋廷按约赐给西夏的岁币发下来了,延州知州陆诜见西夏正在与宋打仗,便将这批岁币扣压了,并飞骑向朝廷报告,说朝廷这样做是姑息养奸,夏兵正在宋边境惹事,朝廷却赐他们岁币,这是向豺狼投食的行为,实在是养虎遗患、有损国威。他建议朝廷派使向西夏主问罪,等西夏主谢罪之后,再赐给岁币也不迟。

    英宗皇帝收到陆诜的报告后,转问宰相韩琦。

    韩琦主张向西夏问罪,当然赞成陆诜的建议。朝廷便责令延州知州陆诜发文宥州,诘问西夏主谅祚。

    谅祚连吃几次败仗,已经是很丧气了,加之战祸是由西夏挑起来的,一时理屈词穷,无言辩解,只得派使向宋谢罪,推说这件事是由边吏挑起来的,并答应严惩惹事的边吏。

    谅祚的谢罪折送达汴梁的时候,正是英宗宾天、赵顼继位之时。

    赵顼看了谅诈的谢罪折,便给谅祚下了一道诏书,大意是说,历年来,西夏兵屡侵宋边陲,抢掠财物,掠夺人口,焚烧村庄,西夏已经违背了盟约。朝廷内外臣民共愤,纷纷要求严惩入侵之敌。上天有好生之德,朕也不想宋、夏重燃战火。请西夏主遵守盟约,约束部众,不得再到宋边境闹事,如果再有此类事情发生,朕将很难说服大臣们了。

    谅祚得诏,又派人到汴梁,凭吊英宗升天,庆贺赵顼继皇帝位。

    这年冬季。夏绥州监军嵬名山的弟弟嵬夷山,向青涧城求降。

    青涧城守将种谔是宋将种世衡的儿子。种谔受降后,派密使给嵬夷山送了一封书信,命他招降他的哥哥嵬名山,同时还送去一枚金盂。

    恰好嵬名山外出,嵬名山一个叫李文喜的亲信收了金盂后喜出望外,便与送信的密使商量计策,请宋兵偷袭嵬名山的营帐,到时,刀架在脖子上,不怕他不投降,同时还可以乘势得到绥州。

    密使返回青涧城,向种谔报告了嵬名山的亲信李文喜筹划的计谋。

    种谔立即派人飞骑密奏朝廷,一面通报延州知州陆诜。

    陆诜认为虏众前来投降,真伪难分,立即奏请朝廷,并告诫种谔不可轻举妄动。

    赵顼收到陆诜的奏文后,命转运使薛向会同陆诜向种谔查明受降的可靠性,然后看情况再确定一步的对策。

    薛向与陆诜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召见种谔,询问受降的情况,种谔便将情况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

    陆诜始终认为这件事有诈,反对种谔偷袭的决策。薛向却有意赞成种谔的动议。

    经商定,将两种意见都写出来上奏朝廷。奏文由薛向主笔,派遣幕府张穆之进京上奏。

    张穆之暗地得到种谔、薛向的授意,进京后,向赵顼陈述,说种谔的计策可行。

    赵顼好大喜功,听了张穆之的一番奏对,便认为有机可乘,乐得兴兵略地。他怀疑陆诜不肯协力配合,从中掣肘,竟将陆诜调到秦凤,将收复绥州的任务交由薛向、种谔两个人负责。

    种谔是个急性子,加之立功心切,不等朝廷的命令下来,便率兵潜入绥州,围住嵬名山的营帐。

    嵬名山在毫不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遭到宋军的围攻,顿时手忙脚乱,亲信李文喜又将嵬夷山带进来,共同劝说嵬名山降宋。

    嵬名山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只好举众出降,共计首领三百人,一万五千户百姓,兵万名。

    种谔督兵在绥州筑城,加强守备。

    夏人见宋军攻占了绥州,出兵前来争夺,被种谔发兵杀退,从而收复绥州。

    绥州本是宋的国土,被西夏占领多年,种谔收复国土虽然不能说他有错,可是在时间的把握上似乎值得商榷。

    如果是在谅祚侵犯宋境的时候乘机收复绥州,则宋军出师有名,然而,实际情况则是在谅祚谢罪之后,这样就授人以柄,有违约之嫌了。

    种谔惹祸了。

    陆诜以朝廷的命令还没有到,种谔便擅自兴兵为由,正准备派人去把种谔抓起来治罪,张穆之正好返回前线,宣布陆诜调任秦凤的决定。陆诜只得叹息而去。

    夏主谅祚得知绥州失守,欲发兵攻打宋,部属李崇贵、韩道善两人进帐向他献策,说发兵与宋军硬碰硬,胜负难料,不如以智取。谅祚便问有何计策。

    李崇贵说,以前,宋使杨定来夏,曾答应归还我沿边的熟户,我们曾送给他一大笔金银宝物,他得了我的馈赠,却没有遵守约定,反而任由种谔袭夺了绥州,实在是可恨。我们不如设一个局,诱杀杨定,乘势占领保安,作为根据地,这样,进可战,退可守,不愁不胜。

    谅祚连夸好计,立即命令照计执行。

    原来杨定曾出使夏国,见了谅祚,跪拜称臣。谅祚送给他大笔金银、宝剑一支、宝镜一具。杨定答应将沿边熟番归还西夏。杨定回来后,私吞了金银,只把剑和镜献给了朝廷,并且还说谅祚不足虑。

    赵顼信以为真,提拔杨定为知保安军。

    谅祚用计诱杨定,即遣韩道善赍书往请,约定会议。杨定不加考虑,竟冒冒失失地前去赴会,刚到会场,未见谅祚,李崇贵冲着他大喊大叫,说他收了西夏的重金却又违约。

    杨定来不及回答,四周的伏兵已经冲上前,一阵乱刀,将杨定剁成肉泥。

    夏军随即攻陷保安,大肆劫掠。

    保安陷落的警报传到汴梁,赵顼不免有些后悔了。

    正在这时,凤翔知府李师中奏本也到了,他将保安失陷的责任归咎于种谔,由于种谔率先挑起战祸,西夏才予以回击,没有种谔的擅自出兵,就不会有谅祚的计杀杨定,更不会有保安失陷的事情发生。

    朝中大臣开会的时候,都附和李师中的意见,很多人建议杀种谔、放弃绥州。

    2、西夏向宋谢罪

    赵顼并没有采纳诛杀种谔、放弃绥州的建议,而是命陕西宣抚使郭逵移镇鄜州、延州,就近处理西边的战事。

    郭逵用属吏赵卨的建议,向朝廷上了奏折,陈述他的处理意见,大概意思是,西夏杀了宋的军官,应该兴师问罪,现在不但没有征讨西夏,反而还要斩杀种谔、放弃绥州,大宋的国体何在?颜面何存?且嵬名山已经举族来归,如何处置归降的人口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他建议朝廷要保守绥州,借张兵势。在大理河川择地设堡,画地三十里,安置嵬名山归降的人众,这才是上策。

    赵顼收到郭逵的奏折后,召开了几次专题会议,最终还是议而不决。于是下诏调前宰相韩琦判永兴军,管理陕西方面的事务。

    韩琦临行前,说不应该取绥州,当他抵达陕西后,又向朝廷上了一本,称绥州不可以放弃。

    枢密院驳韩琦前后言辞矛盾,下令叫他自己先弄明白了再上本。

    韩琦再次上本,说他以前说绥州不该取,是就理论而言,现在说绥州不可弃,则是就时势而论。现在边境战祸既然已开,后悔、埋怨都没有用,只有针对目前的实际情况,就势论势。保存绥州,厉兵秣马,与西夏对峙,令西夏不敢小觑大宋,这样才能够达到易战为和的目的,如果一味地示弱,将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今后的局势将更难收拾。

    朝中的言官们,对于就势论势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他们更关心的似乎是追究种谔的责任。于是,赵顼下诏,将种谔撤职查办,贬谪到随州去了。

    郭逵经过调查,得知谅祚诱杀杨定是李崇贵、韩道善主谋,便给谅祚发了一道檄文,向他索要李崇贵、韩道善。凑巧此时谅祚生病,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一个更令他震惊的消息传来了。这就是赵宋皇帝命韩琦判永兴军。韩琦可是一个狠角色,当年同范仲淹镇守边关,将宋的边关守得如同铁桶一般,令他的老子元昊吃尽了苦头。虽然那时候西夏国主不是他,但他对这段历史仍然是记忆犹新。

    谅祚自知与韩琦、郭逵相抗占不到任何便宜,极不情愿地把李崇贵、韩道善抓起来,交给郭逵,算是向宋谢罪。

    时过不久,谅祚病死,他的儿子秉常继位。秉常命薛宗道为使,赴汴梁向宋廷告丧。

    赵顼召见了薛宗道,责问杀死宋将杨定一事,夏主是如何处理的。薛宗道回答说,李、韩二名主犯已经交给了陕西宣抚使郭逵,近日就会押送进京。

    次日,果然有一队兵士押送着两辆槛车进了京城,槛车上关押的就是李、韩二人。

    赵顼亲自审讯李、韩二犯,责问他们为何要挑起事端,计杀宋将杨定。

    李崇贵便将杨定如何纳贿、如何失信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赵顼叹息地说:“照此说来,杨定纳贿卖地,罪不容诛,但你们可以向朝廷陈述,由朕将杨定明正典刑,你们却擅加诱杀,藐视上国,难道说无罪吗?”

    李崇贵、韩道善叩首认罪。

    赵顼赦了李崇贵、韩道善二人的死罪,追削杨定官爵,没收了杨定的家产。另派使臣刘航出使西夏,册封秉常为夏国王。

    宋、夏的这场纠纷就此平息。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以西夏交出罪魁祸首,向宋廷谢罪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