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却轻描淡写地说:“那恐怕是一些失意军人搞的吧?只要握有军权的陈明仁等将领没有问题,就无碍大局。”

    毛钟新又拿出毛人凤通过湖南站转来的电报原件给陈看,上面的内容是毛人凤催毛钟新从速物色湖南政局侦防组人员,尽快成立这个组,严防湘局叛乱。

    临末,毛钟新又一再要陈达推荐侦防组组长人选,陈达均以自己对湖南人事情况不熟而加以推托。

    眼见陈达如此态度,毛钟新完全陷入了深深的苦恼。陈达则乘机与张严佛和军统长沙站资料员刘炳文秘密商量对策。他们综合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达成了3点共识:

    1.毛钟新、夏松等人奉毛人凤之命积极图谋破坏起义,并拟好了暗杀名单,首要的目标是程潜。目前他们正在找刽子手,找妥了便会立即下手,情况很严重;

    2.由张严佛迅速向程潜报告此事,要程加强警卫工作。

    3.为了先发制人,建议程潜视情况找个借口把毛钟新逮起来。

    过了两天,三人再商对策,张严佛说:“已经向颂公(程潜)报告过了,颂公对第三条感到难办。原因是目前他自己正受到白崇禧的监视,压力很大;毛钟新又是国防部的人,持有国防部的证件。要逮捕他,不但得不到白崇禧的支持,而且会使蒋介石、毛人凤认定程潜有叛乱图谋。”

    刘炳文想了想,突然一拍大腿说:“我有办法啦!”

    “你有什么好办法,快说出来听听。”张严佛和陈达同时急迫地问道。

    刘炳文胸有成竹地说:“不便逮捕他,就把他吓跑!你别看他杀气腾腾,其实内心虚弱得很。由我写封匿名信吓他一下,保险他会夹起尾巴逃跑的。”

    张严佛、陈达听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二人一致认为,这个方法可行。

    陈达一听,二话不说,当即拿出自来水笔,“唰唰唰”写了几句话:“钟新先生:玩火自焚,古有明训。识时务者为俊杰,逆潮流而动者必灭顶。望先生悬崖勒马,速离长沙。否则,当心先生脑袋!”信末落款为“知情者”。

    三人传看过信,会意地一笑,然后由刘炳文带回家让妻子抄正后邮寄到乐陶旅社。

    张严佛一再嘱咐陈达:一定要密切注视毛接信后的情况。

    第二天下午,这封信到了毛钟新的手里。陈达在旁边看着,只见毛钟新由皱眉到愤怒再到恢复平静,表情变化极快。很快,他把信揣到兜里,对陈达说:“我有件急事须到一个朋友那里去一下,晚饭可能不回来吃了。”

    当天晚上,毛钟新便悻悻地离开长沙溜到广州去了。

    赶走了毛钟新,程潜、陈明仁包括张严佛等军统反正人员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们都知道毛人凤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张严佛分析,毛人凤除了继续派杀手潜往长沙伺机暗杀外,最毒的一招是运用白崇禧的力量来打击程潜,破坏和平。

    这时不独程潜处境艰难,陈明仁也越来越感到难于应付白崇禧,也担心军统对自己下毒手。他来求计于张严佛,张严佛答复说:“从蒋介石、毛人凤到夏松,还没有一个人怀疑你,暗杀名单上也没有你,而且认为湖南军人中就你反共最坚决,白崇禧还想利用你来为他防守长沙,你尽可以继续在公开场合大唱反共高调蒙骗他们,而在暗地里则对特务分子巧妙地加以限制和利用,保护起义人员。”

    从这以后,每当军统特务在长沙侦察到地下党的活动和群众集会后,稽查特务的行动不是走漏了消息,就是行动迟缓了一步,总是扑空。好几次,他们侦察到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去请参谋处长罗文浪下令调动就近的部队时,罗文浪本可以用电话通知的,却故意用书面命令行事,从拟稿到签发,常常需要个把小时,从而使支持起义的人员有了通知地下党的时间,稽查处丧失了时间,去了什么也捞不到。

    毛人凤对此很恼火,但又鞭长莫及。

    就这样,地下党努力争取军统中的起义人员,并利用其监控特务,对保护和平起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人凤曾派了焦玉卿、孙坤等四个秘密杀手来长沙,他们千方百计准备暗杀程潜、程星龄、唐生明、张严佛等起义人员,由于防范严密而始终未能得手。后来他们认为暗杀唐生明比较容易,也好交差,便在某一天,唐生明刚出门时,慌慌张张向唐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就逃离了现场。直到解放军进入长沙前夕,军统起义人员始终没有放松对军统顽固分子的监控。

    军统杀手潜伏在长沙,转眼到了1949年8月。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宣告湖南和平起义。

    与此同时,张严佛通过军统湖南站人事科员刘炳文的关系,搞到了军统在湖南省的潜伏特务名单以及代号、潜伏地点、武器等,程潜得到报告后,命令情报处紧急出动,一网打尽了这批特务。

    远在台湾的毛人凤心急如焚,他大骂毛钟新是个大笨蛋,并将其关押,又给长沙继续潜伏的军统特务孙坤下达命令。

    毛人凤首先命令立即制裁唐生明。

    唐生明这个人有“花花公子”之称,一生充满了传奇。他是国民党元老唐生智之弟。少年时,入湖南一师附小就读,与毛泽东相识,交情甚笃。1924年秋入湘军。1926年3月,作为唐生智私人代表派驻广东革命政府,未几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同年12月,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北伐战争期间,与聂荣臻、徐向前等共产党人结下友谊。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曾给予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的支援。后又资助陈赓将军到上海养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