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十五年过去了。

    历史的潮水早已漫平了记忆的沙滩。即便有几只贝壳留下波纹儿,也很淡很淡了。

    打倒“四人帮”后,我高级军事机关重新确认,半岛的防御重点仍然在北不在南。八十年代初,军队大整编,D师的番号同他们的防御任务一起被取消了。

    随着历史的大转折,命运对活着的人做了重新安排。

    秦浩在军政治部主任的宝座上没坐多久,“九·一三”事件爆发,龙山工程与“五七一工程”之间被理所当然地划上了一条连线。秦浩被隔离审查。他先后写下了五十万字的交代材料,所供认的罪行,惊心动魄,骇人听闻,成为所在军区的一桩大案、要案。一个庞大的专案组,内查外调,历时八年,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耗资十五万元,却越查越乱。最后,组织上对秦浩一再交代党的政策,他方承认:五十万字的交代材料中,凡是他早就划了着重号的地方,——全是假的!

    这样,能够落实的秦浩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惟一联系,是他在两年间写给林彪的七封效忠信。结果,不要说林彪,就是连“林办”的一个字回音他也没收到。他的信除在“敬爱的”前面多加了几个“最”字以外,都是当时报刊上的常用词

    经查,所谓“具体关怀”,是他偶尔听一位首长闲谈时说到,林彪视察半岛期间,不知什么缘故,林彪看过的那张军用地图上被铅笔戳了个洞。出于某种不可言说的“悟性”,秦浩亲自查看了当年那张“1:50000”的半岛防御图,破洞之处恰在龙山。这就是规模浩大的龙山工程以及秦浩始终不肯说破的所谓“具体关怀”的全部根据。至于“题词”一说,则是秦浩在“九大”开会期间先放风,后行动,未能如愿的一件憾事。

    一度被奉为圣物的“金杯”、“宝椅”确系林彪视察半岛时的下榻处——九角楼军招待所之物。那是秦浩在没有搞到“题词”无法收场的情况下,巧立名目,厚着脸皮,打通关节专门从九角楼要来的。不过,军招待所有同样的茶杯五百只,纵然动用最先进的侦破技术,也无法鉴定哪一只杯子上曾留下过林彪的唇印和指纹。那椅子经鉴定系光绪年间所制,不失为一件古董,是当年德国传教士连同九角楼一并留下的旧物。权威人士论定:林彪弱不禁风,生性怕寒,是断然不敢“臀顾”那把冰凉梆硬的枣木太师椅的。

    真相大白,人们反而不敢相信了。秦浩如此拼命投靠,林彪政变之前又急于搜罗党羽,为何拒而不纳呢?猜来想去,终于有人悟出了奥秘:查老根儿,D师是属于“华野”的……

    据说,不久前有人在龙头崖的茔地里见到过秦浩。他已须发皆白,目光痴滞,在僻静背人的林阴处踽踽独行,像一块移动的化石……按照《公安六条》,陈煜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未待“验明正身”,林彪折戟沉沙。他被宣布无罪释放。抓是有理的.放是正确的。做复员处理。回省城后,他被安排到一个区的文化馆,从此潜心作画。一九七九年的一个冬夜,画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D师一位年轻的新闻干事风尘仆仆地星夜来访:“陈煜同志,我是师党委专门派来的,你是我们部队的‘张志新’呀!师里决定……”陈煜用那依然拿着排笔的手,木然地把来访者挡在门外,讷讷地说了一句:“扯——淡。”重新关上房门,继续往他的画布上涂抹油彩……

    殷旭升拒绝接受晋升为团政治处主任的任命,不久就作为连职干部转业了。接收单位考虑到他在部队的本行,又是多年的学毛著积极分子,让他继续搞政工。他死活不干,只要求去食堂卖饭票……他卖了十四年饭票,没出现过一分钱差错。

    彭树奎和菊菊自从那个风雪天踏上闯关东的路,部队的人便没得到他们一个字的消息。不知这两口子是在东北落了脚,还是辗转回了老家。他们的老家——那个曾穷得出了名的聊城,这几年已成了全国闻名的由穷变富的典型。不管他俩在天涯海角,都会从广播里听到家乡喜讯的……一批又一批地开进来了,铁路正向龙尾村延伸。冷落了十几年的龙山,重新响起了建设者们的开山炮声。

    龙尾村的土地全部被征用,失去了土地的人们兴高采烈地投入了建设者的行列,并成为这座城市的第一批居民。规划中的龙头崖将建成旅游文化中心,崖上的十九座坟茔是注定要迁走的了。有关部门曾联系将这些坟迁入半岛地区烈士陵园,陵园方面则说:“按现行政策规定,非战争死亡人员均不能算烈士,何况他们是……”下面的话没忍心说出口。对这十九座坟究竟做何处理,目前还是一桩悬案。不过,除民政部门外,对迁坟的事并没有多少人放在心上。火热的工地、未来的码头、高楼、马路、商店、公园、影院、舞厅……足够他们想的了。只有龙尾村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们还时常念叨:

    “要是那支队伍还在的话,干这活儿,一个顶十个!……”

    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全文完。

    文学不应对历史留下空白

    李存葆

    近两年来,我经常思考“文革”中乃至“文革”前“左”的那一套给我们今天生活留下的“后遗症”。我痛切地感到,“文革”虽已成为历史,但生活的内容却是刀子割不断的。昨天的矛盾会延续到今天,今天的矛盾也会延续到明天。昨天的“因”,往往是今天的“果”。没有极左路线“十年”的登峰造极,也许很难有今天这如同大坝开闸般的汹涌变革洪流。今天,改革已成为任何个人都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表面上看,改革的路障似乎被拆除了,但我们却时时会遇上“地雷”,而这些“地雷”里装的无不是“左”的火药!我们仍需用百倍的勇气,去蹚过一个个“雷区”。由此,我固执地认为,和改革一起前进的文学固然值得提倡(写改革也离不开昨天的历史),但“反思”文学也同样会给今天的生活以启迪。这便是我写《坟茔》的初衷。

    我不敢说《坟茔》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作品,我写时没有那样明确地想过,稿子写了近一半时,才听到党中央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况且,“文革”的大悲剧绝非“十九座坟茔能否定得了的。我只能说,因为我对“文革”中的那段部队生活还熟悉,便写了这篇东西。

    《坟茔》在揭示矛盾方面,棱角要比《花环》大一些。我非常感谢《昆仑》编辑部在刊用这部小说时,不仅没有让我磨掉可能引出点小麻烦的棱角,而且还鼓励我再放开一些。《坟茔》所揭示的矛盾,或许有人接受不了。对一部作品,不论从思想还是从艺术见解来说,要让所有的人都接受,那是绝不可能的。中国之大,十亿之众,对一部作品毁誉不一,见解不同,是十分正常的。只要不是看风转舵,重温“大批判”的旧梦,谁心里有啥就说啥,是政治开明的表现。

    在创作中我抱定这样的态度:作家对生活应该绝对真诚。虽然有人想用一句“自然主义”来否定“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概念本来是清楚的),但我还是按照自己认准的路走下去。写《坟茔》时,我力求自己能有点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观念,去再现那荒唐年代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严峻的真实。中国士兵的忠诚坚贞、英勇顽强、吃苦耐劳和牺牲精神,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无法匹敌的。我常常想大声呼喊:“中国士兵万岁!”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情感来写彭树奎、郭金泰、孙大壮、陈煜、刘琴琴、王世忠、甚至是殷旭升的。尽管他们在《坟茔》中都不可避免地扮演了悲剧的角色,成了无谓的牺牲品。然而,人生的悲剧又往往是无知造成的。孙大壮、王世忠等人的死,不能完全归于极左路线的重压,还在于他们的无知。在这些战士身上,生活的艰辛铸成了他们的美德,文化的贫乏又造成了他们的蒙昧。显然,在这部作品中,我偏重于描绘他们的美德,而没有过多地去剖析他们的蒙昧。嘲讽这些战士,我落笔发抖,于心不忍。尽管我知道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剖析的那种“劣根性”,是产生悲剧的土壤。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文化的人民是很难掌握自己命运的。一切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归根结蒂,原因在于经济。“文革”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而经济不发达的民族身上,单把责任归于领袖人物和问罪于几个野心家,显然是不够的,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太多了。

    有人说文艺不要再去表现“文革”了,这实在难以苟同。回顾那段历史的确是痛苦的,但我们仍需痛定思痛;闭上眼睛无视那段历史也许容易,但我们却没有随意忘却的权力!况且,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学不会也不应该给历史留下空白。我认为,站在比较高的历史角度来反映“文革”的作品,不是嫌多,而是嫌少,真正称得上史诗性的作品还没出现。“文革”作为历史的大悲剧,其经验教训很值得文学去总结、去再现。写好这方面的作品,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将作用于千秋万代。时代在呼唤中国的莎士比亚。真正从宏观入笔写出那场悲剧的根源,描绘那段极为复杂的历史,塑造出各种各样称得上艺术典型形象的大作品,随着时代的前进,肯定要出现的。

    《坟茔》在艺术表现上会给人若干缺憾。笔力不足且不说,它是我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匆忙完成的。我虽在四月份就完成了构思,但因忙,直到《昆仑》第六期上别的稿子已下厂一个多月了,我这部稿子还在赶写中。抢先上市的果子必然带有青嫩和酸涩。

    我感到,只要我们的思想再解放一些,只要“左’’的幽灵不再不时地在我们面前晃荡(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剥削阶级思想和外来不健康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只要我们创作准备做得充分一些,军事文学大面积的丰收和“全方位”的突破,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选自《小说月报第二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