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在其次子载晃继位为王之前，身为没落皇族的后裔，十分破落潦倒。他整天跟在当朝得势的安东金氏的后面，不是在街上讨酒喝，就是到赌场讨小费，难怪安东金氏会称他为“丧家之犬”然而李昰应以上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保全自己所作出的伪装而已。在他的体内流着显赫的朝鲜王室的血液，他很早就致力于学问研究，饱读诗书，心怀有朝一日掌握朝鲜天下权力的梦想。
李昰应的伟大梦想，终因哲宗的猝然驾崩而得以实现。作为摄政的国太公，大院君实际上与一国的君主无异。大院君的社会、政治背景，使他既深悉王室朝廷的内幕和政界的动向，又洞察民情，深知势道政治对国家与社会的恶劣影响。因此，加强王权，抑制和打击安东金氏的政治势力，建立以他为中心的权利中心，成了大院君执政后的第一位要务。
在金氏戚族中，除金炳学处事比较宽容，取得大院君谅解外，其他核心人物都陆续离开了权力中心。领议政金左根辞职，领敦宁府事金兴根称病告退，外戚势道政治的代表人物，金左根之子金炳翼，离开中央调任广州留守；受安东金氏器重的李格元也被赶出京城改任水原留府，失去权力。其他对金氏势道政治阿附追从的官员也遭到清洗。
于是，以赵斗淳为领议政，金炳学为左议政，柳厚作为右议政的新的中央统治体系开始确立；大院君的心腹人物也相继被安插到政府要害部门。经过此一翻改造，以大院君为核心的权力结构与中央集权制统治得到了加强，大院君所设想的内政改革有了政治保证。
高宗三年（1866）2月，赵大妃取消了垂帘听政，宣布“还政”于国王。从此，在高宗亲政的名目下，大院君掌握了政治实权。
大院君辅一执政，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阻止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首先改革了用人制度。一方面抑制长期独占政府要职的老论系人物，一方面推行人才本位主义，广泛网罗各界有为人士，以表示自己政治的开明。同时，为避免重蹈戚族专权的覆辙，大院君还用尽心计选定了高宗的王妃，认为闵妃家世孤单，不会对王权形成威胁。
在这之后，大院君又全面整理地方两班榨取人民的老巢——书院，图谋加强中央政权。
最初，书院是隐居求志之士，讲道修业，于宽闲之野、寂寞之滨，歌咏先王之道，蓄其德、熟其仁之处所。书院在朝鲜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最初仿效中国白鹿洞书院而建，明宗时代，开始出现悬挂御笔匾额的赐额书院。此类书院拥有国王赐予的大片良田和奴婢，享有免纳赋税、徭役和免缴税金等特权。另外，还有大量的私设书院遍布民间，发展到后来几乎达到泛滥的地步。到大院君执政初期，赐额与非赐额的书院共达六百余所。
这些书院不仅滥用各种特权，向地方官署和人民勒索钱财，且又倚此占夺土地，奴役人民，公然变书院为施行私刑的殿堂。一方面又作为“儒学论”的中心地，结成党派，崇尚政论，左右舆论，暗地里支配了有关政治的时论。书院的创建者均有在朝做官的背景，并掌握广大的农庄，这些称作“士林”的地方士大夫，不仅随时有进入中央权力核心的可能，而且通过乡约可以直接控制各该地区的居民。因此，书院既是地方的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地方的政治的中心。
书院的弊端早已引起当权者的关注，到了大院君执掌政权之时，书院的存在已构成对新的王权专制主义的重要威胁。于是，高宗即位伊始，大院君就对书院采取断然措施，下令禁止重建和新设书院与乡贤祠；高宗二年，下令关闭了全国势力最强的书院——清州万东庙；高宗五年，明令废陈书院的免税权；高宗八年，大院君授意公布了《书院撒废令》，宣布除74所赐额书院外，其余600多所书院全部关闭。
这道命令引起地方两班和儒生的强烈反对，他们以“儒通”的办法向全国发出檄文，选派代表在汉城王宫前示威。大院君毫不动摇，遂派军卒解散集会，把儒生赶过汉江。《撤废今》实行的结果，使全国百姓欢欣鼓舞。但是，书院的残余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并且成为后来大院君失势的原因之一。
大院君的财政税制改革也有一定的意义。由于他较接近社会下层，对“三政”紊乱危害有较多体验。从高宗即位之日起，便通过赵大妃提出了“谨慎节俭”"、“济生民、裕国计、惩贪墨、振纪纲”的建国方针。大院君身先力行，令其叔李载元上疏，声明白动放弃全部免税田产，同时，还严禁宫房及内司官员出没外邑作弊，革除宫房在三南地区无土收税的弊端。
高宗初年，国库拮据，人民不满情绪日趋严重。为冲出财政困，境缓和阶级矛盾，大院君对两班贵族官吏的一切经济特权进行管制，调整各类税赋制度。高宗四年，大院君严令废止地方宫向王室与权门献纳当地土特产的惯例。
大院君企图恢复与加强专制王权统治的种种改良政策，收到一些效果，对改变国家和社会面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大院君上述执行的改革措施，都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正面效应微弱，副作用和负面效应却很明显。
大院君剪除了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权，但王权并未得到加强，倒是在强化中央集权的标榜下，建立了以他为核心的全州李氏专权体制；他企图压制地方两班和儒生的朋党私议而削减书院，但仍在全国保留了47所“额赐书院”后来还纵容保守派的儒生反对开化派的主张；他废除了严酷剥削农民的法制，以示对百姓的让步，却为了重建王权象征的景福宫而设立种种新税，结果，完全抵销了微弱的正面效应，造成了国内政情动荡、社会秩序混乱，民怨沸腾、反改革势力乘机积聚，这一切都为自己的垮台创造了条件。
为了显示王朝的权威，大院君于高宗二年(1865)下令重建景福宫。
景福宫原是太祖李成溪创建朝鲜时，为了彰显王室的威严，在太祖三年（1394年）动工，第二年九月完工，是个以中国的紫禁城为蓝图所兴建的宫殿。“景福官”的名字是在定都之前命名，出自《诗经》中“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这句话。其后，到了景福宫建立满160年的明宗八年（1553），发生火灾，第二年针对火烧的部分予以重建。又过了过了39九年之后，在宣祖壬辰倭乱之时，再次发生火灾，其后270年间，一直处于废墟的状态。由于财政困难，历任国王均不敢贸然重建景福宫。
高宗二年（1856）大院君以赵大妃的名义，下令在原址的灰烬上，重建景福官。在百姓之间，赞成与反对的言论不断此起彼伏，但是对贫困的百姓来说，这样浩大的土木工程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大院君专设了营建都监，负责激励景福官的工程。刚开始，还避免强拉一般百姓参与修建，但是，过了一段时日之后，发现工程进度缓慢，大院君便决心派人到全国各地，强拉壮丁加入工程。景福宫重建总共动员上百万人力，投入800万两巨额白银。
为了筹措这笔庞大的费用，除动用国库储存外，大院君不得不在减轻和平均人民负担的同时，向人民征收新的捐税，其中包括向农民征收“结头钱”、“城门税”、“愿纳钱”等等。并且此种征收多为强制摊派，于是名为“愿纳”实为“怨纳”人民怨声载道，称“结头钱”为“肾囊钱”
此外，为了激励土木工程的进度，还动员舞童队、农乐队、男寺党牌等慰劳队伍。因此金钱的投入越滚越大，别无他法之后，大院君政府甚至卖官买爵募集经费。
为克服财政危机，高宗三年起，大院君还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大量铸造劣质的“当百钱”不过只有当时通用货币四五倍的价值，称之为“当百钱”以百倍的价值强制通用，至使物价暴涨，财政空前混乱。高宗五年起，政府又从中国进口“清小钱”取代“当百钱”其币值也仅有实价的一半。这个恶性的通货膨胀，引起了物价暴涨，又不可避免地招来王室、两班、官僚等的苛敛诛求，与一部分商人的暴利，在这种重压下的人民生活，更落于苦病深渊。
此时王室宗亲、贵族与富人们，因大院君“愿纳钱”的政策侵犯到了他们自身利益，自己的金钱被无情的夺走，而感到强烈不满。但是，没有人敢将自己的不满说出来，只有敢怒不敢言。大院君的高压统治已经到了令人畏惧的程度。一般百姓因为无法维持日常生计，对大院君的怨恨与日俱增。
专制的大院君为了秘密找出像对他心怀不满的富人，就在京城与地方的各个官府实施情报政治。给予天熙延、夏正日、张顺奎、安举州等四人，以莫大的权力，让这四个人负责筹措经费与机密事物。这四个无名小卒平地登天，一时间张狂之极，他们的暴行更是难以形容。当时社会大众将他们四人称为“天下长安”
大院君不满足于此，还叫宦官李昱和将宫内的所有动态，钜细靡遗的尽速回报。另外，向所有的官府都派了心腹去当间谍，秘密收集各种情报。同时，为了连各地方的情报都能收集到手，大院君广派手下，每天都有人直接向他汇报报告各种大小情报。
运用如此绵密的情报网，大院君可以端坐云岘宫内，轻易的掌握天下动静。但是，导致民心背离的高压统治，绝非长治久安之策，高宗五年全罗道光阳县农民举事起义。
就在朝鲜李氏王朝风雨飘摇之时，国际局势也风云变幻。1854年，日、美签订了《神奈川条约》；1859年中、英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中国清政府先后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
此时的东亚地区，朝鲜半岛日益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欧美各国以朝鲜为清朝“属邦”为由，要求把它们在中国摄取的特权扩大到朝鲜半岛。西方列强的无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断然拒绝，理由是：朝鲜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参与。于是此后，英、法、美等海洋国家从南方海路，俄国则从北方陆路，直接向朝鲜施加压力。
1689年康熙帝执政期间，中国和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该条约遏制了俄国向中国黑龙江的入侵，俄国遂向太平洋北岸发展扩张势力。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俄国跨过白今海峡向北美大陆推进，与西欧殖民势力争夺对北太平洋的控制权。
克里米亚战争(1853一1856)后，俄国在黑海地区的扩张受阻，在北美的竞争亦受到美国与英法势力的抑制，于是俄国转而向中国大陆和东北亚扩张，形成所谓南进政策。1860年，俄国通过《北京条约》夺取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而把领土扩大到与朝鲜接壤的地方，严重威胁着朝鲜的安全。
早在1854年，俄国的一艘商船曾侵入朝鲜境内，并与边境渔民发生冲突，导致后者数人伤亡。俄国要求朝鲜在北部边境开港通商，为俄国移民开辟居留地。高宗元年（1864年），俄国一行5入至图们江要求通商，当地官吏立即请示新成立的大院君政府；翌年9月，俄国数十人携带官方信函，强行抵朝，要求直接与咸镜道观察使谈判通商事谊；接着，11月内又有两批俄国人犯境，并提出相同的要求，直至庆兴府使尹联答应在90天内给予答复后，方才离去。
大院君执政的最大目标是挽救面临崩溃的统治体制，镇压农民起义，并在这种基础上，享受王室的荣华。因此，面对日益险恶的国际环境，与西欧、北美特别是俄国的现实威胁，大院君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大院君把加强国防安全作为内政改革的重要内容。首先，他改革军政、强化军纪、改善士兵供给、调整军事指挥系统、重建三军府。为了提高军事能力、巩固海防，大院君政府加强了对以炮手军为核心的军队训练和装备，强化了江华岛、桐乔、永宗岛等两海岸各道、邑、销及汉江入海口的防御设施，提高了沿海三道水军统制使的地位，增设了统制中军。同时在北部国境地区实行屯田，禁止与俄国通商与交往，并加强对中朝边境贸易的管束，从而建立起严密的对俄大陆封锁体制。
趁着政府面临外交难关的时候，朝鲜的天主教人首先进行了活动。由于天主教的教义与李氏王朝信奉的儒家传统教义相违背，因此天主教曾数次遭受朝鲜统治阶级的大镇压。天主教爱朝鲜一直处于地下阶段，但是其潜势力已蔓延各处。当时教人南锺三等，向大院君建议，以保障天主教传教自由为条件，天主教国—一法国，将援助朝鲜对付帝俄。
大院君对于这种建议，起初似乎有首肯之意。但经通过与教徒交涉后，探知了教会的内幕，同时，俄国当时西方多事顾不到东方，而不固执要求，不久就撤去。于是大院君的态度猝变，以邪教是外敌的走狗为理由，于高宗三年（1866年）二月，大批屠杀了天主教徒。当时因此被屠杀的教徒，京乡各处达数万人，其中包括法国传教士九人。史称“丙寅邪狱”
隐蔽极深的法国传教士赖德尔在11名朝鲜教徒的掩护下，冲破大院君布下的天罗地网，于忠清道塘里浦乘小舟逃出朝鲜，3日后到达中国烟台。当时，法国亚洲舰队司令罗兹驻屯天津，赖德尔连赴天津向罗兹报告了朝鲜政府迫害天主教的实情。
罗兹与法国驻华代理公使伯洛内协商后，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严重抗认，声言：“法兰西皇帝陛下决不宽恕此种暴行，将派遣驻扎临近水域的舰队灭亡朝鲜，废黜现国王，并依本国皇帝之命拥立新国王。既然朝鲜乃中国属邦，其内政外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则不许中国提出异议。”
清政府得悉“丙寅邪狱”后，感到事态严重，担心法国借机进行武力报复，而影响中法关系。因此，接此公函后，总理衙门一方面照会法国驻华代理公使，要求法国不要仓促用兵，另一方面今礼部致函朝鲜政府，通报法国的意向，提醒对方作好万端准备。
大院君对于中国礼部的咨报，毫不惊慌，一方面命令各地官厅强化国境警备，一方面为肃清内应者进一步加紧对天主教徒的镇压。
同年九月，法国远东舰队提督罗兹，率领军舰7艘，由中国烟台出发，企图攻陷江华岛，并在通津登陆，拟进逼京城。然而，法国侵略军在江华岛鼎足山城，被朝解军队勇将千总梁宪洙击退，又在通津文珠山城，被哨官韩圣根击破，士气沮丧而退却。
敌军撤退时把江华岛掠夺一空，将金铜财宝和包括《李朝实录》在内的贵重典籍装入18个木箱运走，其中仅黄金即价值50万法郎，并放火焚烧了康宁殿等多处官衙和民房。
11月18日法国舰队于朝鲜外洋解散，旗舰与“肯馨”号撤往日本横滨港，其他舰只驶向上诲和烟台。于是由法国发动的历时两个月的武力入侵以失败而告终。这次外国入侵，史称“丙寅洋扰”
此次法国军舰的侵扰，对于朝解社会，给予了空前的影响，在朝野之上引起极大的恐慌。但是全朝鲜人民，面对外国的侵略，唤起了民族意识，激发起同仇敌忾的决心，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大院君妄自尊大，以为对法国的胜利是自己指挥有功，而加强施行“攘夷”政策。
在法国舰队侵入江华岛前，同年七月，曾有装备了重型武器的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侵入朝鲜，置地方官员的劝告与抗议于不顾，溯大同江，后竟派3人上陆，深入内地10里至玉砚池进行侦察。
然后突然向监视美船行动的船只发动袭击，绑架监营中军作为人质，提出以供应1000石白米、相当的金银与人参为撤退条件，并肆意向岸上军民开枪射击，进行威胁。军民忍无可忍，决定进行反击。群众中一位勇士，只身救出了被扣在船上的中军；接着，又趁水位下降船只搁浅之机，发动火攻，使“舍门将军”号人船俱亡。
以“舍门将军”号事件为转机，华盛顿于高宗四年（1868年）采取行动，派遣美国军舰入侵朝鲜水域，在黄海，平安道沿海对“舍门将军”号事件进行“调查”和测量航道之事。同年，以德国人奥特洛特为首的德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组成的海贼团，侵入忠清道德山，正在挖掘大院君之父南延君的坟墓，盗取宝物的时候，被永宗岛佥使的军队击退。
“舍门将军”号事情的“调查”实际上是美国大举入侵朝鲜的前奏。到了高宗7年(公元1871年)四月，驻在北京的美国公使令亚细亚舰队司令罗杰斯，率领五只军舰，侵入江华，北以武力占领江华岛广城镇砌台，据为基地，威胁大院君政府，强迫其缔结通商条约。
大院君拒绝之，勇将中军鱼在渊的部队袭击美军，在血战中给敌人以重创后，全军在广城镇壮烈牺牲。受到朝鲜闭关政策打击后的美国侵露者，不得不放弃江华岛作战计划。
此后，双方经过20天的对峙和“书翰外交”出于胜利击退法国海军入侵的自信心，与盗墓事件所激发的对西方人的仇恨，大院君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美国在诱使大院君政府，就签订一个条约而进行谈判的一切努力归于失败之后，命令舰队退出朝鲜，撤往中国烟台。朝鲜军民粉碎了“辛未洋扰”
昧于世界国际形势的大院君，在两次击退“洋夷”之后，沾沾自喜，顽固地认为在他的统治下，朝鲜定能与世界各国隔绝，自立于一隅，因此，更加努力维持旧有的封建制度。
他下令全国，将“丙寅洋扰”时的闭关标语：“洋夷侵犯，非战即和，主和卖国，戒吾后世子孙。”刻于石碑之上，称为斥和碑，立于京城及全国主要都市的大路上。这不过大院君对世界情势极端无知的，井底之蛙一样的自满。24年后，高宗三十一年秋天（1894），就在大院君的有勇无谋天下皆知之后，设立在全国各地的斥和碑全部撤除了。
世界局势的发展，与大院君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国内经过两次战争所消耗的军费，对于贫弱的王朝来说，实为过大负担。而日益残酷的生存环境，使全体国民的生活陷于破产的境地。在这种形势下，朝鲜国民只有起来反抗，渐渐成长为分散的农民起义。
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外国侵略者的威胁交织在一起，给大院君政府造成重大的危机。到了高宗九年，甚至发生海州与安东逆谋事件，大院君终于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