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储位为国本所系,宰相不得不言、不得不争,但所争所言,必须一本大公,使天下共见共闻;一涉隐秘,便有操纵的嫌疑,最易获罪于嗣君,亦最易为政敌资为口实。这就是王锡爵所犯的错误。

 所谓“巧借王封,转作册立”诚然是王锡爵的苦心,但外间并不明了。推断将来大位的继承,不归于皇长子即归于皇三子。如果归于皇长子,则依传统,他原该被册立为太子,王锡爵身居宰辅,不能力争,他是不会见他的情的;如果属于皇三子,那就更坏,因为王锡爵的密疏实在是曲护皇长子,基本立场正为抑制皇三子取得帝位,总而言之,王锡爵这个做法,将来会弄得两面不讨好。

 当然,王锡爵也想过这些道理,只是想得不够透彻,他以为皇长子将来被立为太子,继统即位,自然会看到他手书的密奏,了解他的苦心。于是李腾芳点醒他说:“揭帖手书,人何由知?异日能使天子出公手书,传示天下乎?”这就是说,即使皇长子继统即位,不翻此案,但如有人攻击,说他建议“并封”的用意在拥立皇三子,嗣君以王锡爵当时不能为他力争,便未见得肯为他出示这些密疏,解释他的苦心。换句话说,王锡爵这个可以“皎然于天下”的证据,扼在别人手里,如果嗣君不肯出示,则追论前罪,足以祸及子孙。

 这一下,王锡爵才如梦初醒,痛悔失算,竟至泪下。第二天上疏自劾,请改前议。神宗不允。下一个月再上疏请册立太子,神宗索性下了“俱停封”的诏谕。这一年,王锡爵为此事总计六次上奏,后来争得了一个皇长子于下一年“出阁讲学”的结果。

 自万历二十二年到二十九年,为了皇长子册立为太子,以及表示成人的“冠礼”还有婚礼等等,廷臣交谏,不知凡几,神宗大都置之不闻不问。然则要探索的是,神宗持此态度的用意到底何在?

 神宗的用意是要等他的皇后去世。神宗的皇后王氏,余姚人而生于京师,不知道是不是阳明先生的本家。王皇后贤而多病,神宗打算等她一死,便要立郑贵妃为后;这一来皇三子常洵就变成中宫嫡出,名正言顺地得立为太子。神宗之所以一再强调“立嫡不立庶”是有这样一番深心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