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个希望儿子做皇帝,一个希望女儿做皇后,王夫人和馆陶长公主在共同的利益之下,携手合作,展开了排挤太子及其生母栗姬的密谋。偏偏栗姬善妒,这个弱点被馆陶长公主用各种方式来强调,加以还有窦太后的左右,景帝终于在即位后的第七年,把太子刘荣废为临江王,栗姬忧愤而死。

 度太子刘荣是老大,景帝再立太子,越次以第九子,七岁的胶东王正储位。九年后即位,是为武帝,立太子妃陈阿娇为皇后。这时的馆陶“长公主”也就应该称为“大长公主”了。

 陈皇后的母教不大好,家世贵盛,六、七岁时就成了未来的皇后,从小养成娇纵的脾气,加以她母亲一向喜欢揽权生事,目空一切,陈皇后耳濡目染,处处霸道。

 再有一个想法,认为武帝的得位,别有渊源,越发有恃功而骄,种种令人难堪的语言神态,使得武帝大为不满。在他心目中的陈皇后,已不是十年前愿以“金屋贮之”的阿娇了。

 光是一个陈皇后,已经对付不了,更有她母亲推波助澜,以姑母兼岳母的身分,提出种种唯有皇帝才能赋予的权利要求。武帝积不能堪,恶感愈甚。

 如果陈皇后有个儿子,则以嫡长子的身分,当然被立为太子。那时不但母以子贵,皇后的地位可保无虞,而且由于骨肉的连系,亦可望重承恩宠。为了这皇嗣的问题,关系重大,大长公主遍求天下名医,花了无数金钱,觅来许多种宜男的药,让陈皇后服用,结果如泥牛入海,影响全无。医不灵则求巫,哪知这一下为陈皇后招来了一场大祸。

 找是找的一个女巫,名叫“楚服”听这名字,就知道她的籍贯,是如今湖南湖北一带,这个区域原为楚国的疆土,在当时被认为是相当神秘的地方,尤以湘西为甚,巫蛊之风,自古已然。到清朝嘉庆年间,还有“河伯娶妇”之类的不人道的情事发生,而所谓“祝由科”亦至今有人津津乐道。由此可见,在那时找个女巫来为皇后祈祷皇嗣,原是件不足为奇的事。何况武帝本人也跟他祖父一样,素来迷信方士。然则,陈皇后求巫,何以又会贾祸呢?问题出在这个女巫的性别上面。

 《汉书·外戚传》说:“陈皇后挟妇人媚道”此当是楚服所教。《汉武内传》等书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说陈皇后宫中,每到深夜有神秘的祭祀,服药祝祷。而楚服易钗而弁,与陈皇后同入帷帐,行迹异常诡秘。可想而知的,这就是教导“媚道”的时候。

 从种种迹象来看,楚服是个男性特征多于女性特征的“阴阳人”《汉书·五行志》称此为“人疒阿’,视作不祥之物,而居然亲身示范授皇后以“妇人媚道”这还当了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人去告密。

 于是在元光五年,也就是唐通开南夷道的那时候,武帝下令彻查,楚服“枭首于市”株连而死的有三百多人。罪名是“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

 陈皇后就此被废,武帝所赐的“策”简单明了。“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长门官在长安城内,是个独立的离宫,规模不大,不妨说它是个冷宫。

 打入冷宫的陈皇后,心犹不死。大长公主当然也要替;她设法挽回。当时武帝左右可以为陈皇后进言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东方朔滑稽之雄,如果是因为其他的缘故,一时得罪,只要东方朔幽默一番,武帝的震怒,可以一笑而解。但皇后失宠,则必动之以情,那就非司马相如的那枝笔不可了。

 于是大长公主以黄金百斤为润笔,请司马相如写一篇可以感动武帝的文章,那就是他流传于后世的六篇赋中的《长门赋》。与描写神仙的《大人赋》一样,在技巧上仿楚辞的形式。至于写上武帝“嘉览”之余的效果,多说武帝大为感动,复见亲率,以后又冷淡了下去,如昭明文选《长门赋序》所说:“相如为文以悟主上,复得亲幸”而《汉书》补注,以为“‘复得亲幸’者,著述之体,皆著其效验,《说苑》、《国策》皆然,”这话说得不错。陈皇后“复得亲幸”并无正面的证据。但未回君心的反面证据却有两个。第一,陈皇后果然复得亲率,则必移宫。即令仍为废后的身分,不能复居正宫,可是以未央、甘泉等宫,千门万户,亦必有一处比长门宫好些的宫苑来安置她。其次,如果武帝曾临幸长门官慰问陈皇后,则正史不载,稗史亦当有记,可是翻遍详记长安、咸阳宫阙的《三辅黄图》,找不出此事的影子。

 司马相如晚年住在长安以西的茂陵。在此以前,他被拜为“孝文国令”文帝葬霸陵,在今西安东面卅里,地临霸水,原称霸上,文帝挑选此处作为他将来的埋骨之地,改名为霸陵。景帝时称文帝的陵寝为“孝文园”置“令”管理。武帝派司马相如去当这个官,是因为这个守令,没有多少民政要管,借此地让他养病。

 不久,司马相如辞官移住茂陵。此地本为槐里县的茂乡,武帝很早就看中了它的风水,把它从槐里县划出来,特置一邑,改名茂陵,迁了许多富户住在那里。地当今陕西兴平以东,咸阳以西,离长安八十里。

 茂陵是武帝所辟的一个“新社区”住民有二十七万人之多,长安县也不过二十八万人,两相比照,不能不惊诧于此“新社区”发展的迅速。但稍作深入地研究,便知不足为怪。当时的移民政策,并不考虑人民的意愿,指定移到茂陵的,都是富户,以雄厚的经济力量投入此新社区,一切建设,得心应手,而又不必受政治都会所必然的种种体制上的约束。所以茂陵这个新社区,是个富庶、整洁、宁静而舒服的地方,为寓公的乐园,这就是司马相如要卜居于此的道理。

 那时,司马相如已五十开外,文君则正在盛年,但“不安于室”的不是盛年的妻子,而是暮年的丈夫。在茂陵,司马相如看中了一个妙年女子,想娶来作妾。这在当时的道德规范来说,是件无足奇亦无可非议的事,如果有什么人的妻子,为此提出反对,必蒙妒妇之名,但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关系不同,即使在那个时代,司马相如的企图也应该被视为负心。旁人的观感如此,文君的哀伤愤懑,可想而知。

 司马相如以琴曲得妻,文君亦以琴曲挽救了她的婚姻。相传文君为此作了一篇《白头吟》,设酒抱琴,与夫决绝;酒入愁肠,鼓琴而歌,唱的是: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中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上竹下部)(上竹下部)?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据说这篇诗感动了司马相如,顾念旧情,打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老病侵寻,但不废为文,一篇赋成,立即有人要了去传抄,结果连原稿都散失了。他死后,武帝派人向文君去搜求遗稿,还留下一篇赋,是专门献给武帝的,其时为元狩五年。

 汉武帝始建年号,六年一改元。因获白麟而称为“元狩”接着又于汾水得宝鼎,因而以“元鼎”为年号。元狩、元鼎年间,为中国国力空前强大的时期,但经济的发展,与文治武功并不相称,除了开边殖民以外,营造宫室,整治黄河,把文、景二帝的蓄积,用之如泥沙。于是不仅国库的收支,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整个社会的经济情况,也落入令人可忧的境地,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仅在关东地区,贫民便有七十二万人之多,而此犹是地方官的奏报,实际人数当还不止此。

 放任的自由经济,至此已完全不能适应国策的需要,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终于在武帝突破旧观念的果敢决定之下,见诸事实。从此,临邛卓家,再不能享有铁冶事业的特权,渐致衰落。武帝的经济制度改革,出于专家的设计及执行,效果优越。这些专家,都是商人出身,其中最有名的是桑弘羊,铁矿国有化,就是他的杰作。

 史书称桑弘羊为“兴利之臣”而在他被大用以前,武帝已用各种方法,来减轻卫青每年以数万人远击匈奴所加诸财政方面的沉重压力。例如“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官职爵位可以购买,徒刑可用钱来赎免或减轻。但戋戋之数,无济于事。武帝本希望富翁、大贾,有所捐输,结果亦大失所望,富商大贾无不隐匿财产,于是而有所谓“人羊为郎”的故事产生。

 “人羊为郎”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挖苦卜式的话。近代表扬卜式,称他为“爱国商人”可是看《汉书》的记载,此人是不是当得起这个荣誉的头衔,不无疑问。他是河南洛阳附近的人,以畜牧为生,不曾读书而好名。由畜牧发了财,把他所置的产业,都送给了他年纪很轻的弟弟,自己赶了百把头羊进山,再去收养,养得多了再置田产。而他的这个弟弟,因为缺乏长兄的教导,钱又来得容易,信手挥霍,成了败家子。卜式也就一次一次分产业给他。

 当元朔年间,朝廷连年用兵,国库支细之时,卜式上书武帝,愿以财产的一半,捐献军用。那时捐献都是有所希求的,所以武帝派一个使者去问他:“你是不是要做官?”

 “我从小牧羊,不知官怎么做?”他说:“我不想做官。”

 “那末,是不是你有什么冤屈,想要申诉?”

 “没有!我生来与世无争。本地人有穷的,我借钱给他。有做错了事的,我暗地里劝他。我住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人跟我好,没有冤家,哪来的冤屈?”

 “那末,”使者只好这样问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