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长安虽为首善之区,人才答苹,等一问到西南及南方的地理,却都瞠目不知所对。最后,请教由巴蜀来的商人,才算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首先,唐通证实了他在广州所吃到的拘酱,确实是成都的出产。构亦作“枸”据李时珍的《本草》解释“枸子可以调食,故谓之酱,乃荜茇之类。”《大汉和辞典》,说它是胡椒科的灌木,产于安南巴蜀等地。

 此外还有好些解释,大致可以推知,是一种芳香的调味品,但无法确知其到底是现代的什么食物?川菜重麻辣,《大汉和辞典》说它属于椒科,则可能是花椒,但花椒无调成酱的道理。酱状物的调味品,而为广东莱所必备的是芥末酱,可是,芥子为芥菜子,非成都所独具。

 “枸酱”之为物待考,而此物如何传到广州。却是可以考证的。据当时蜀中商人向唐通所陈述“枸酱”是先“走私”到夜郎,然后由夜郎经洋河江到广州;洋河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这句话越发打动了唐通,因为江面广阔,可行大船,就可以运输大量的军队,直达广州。这也就是说,倘或能取得夜郎的合作,让汉朝在这个侯国之内,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则由蜀中发兵到夜郎,沿洋河江以顺流而下,兵临广州城,对南越实施奇袭,必可一战成功。

 于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他上书武帝,说他在广州,看到南越王的起居服饰,与天子相仿。南越国土,东西万里,名义上是汉朝的附属,实际上等于一个独立王国。这第一段的意思是表明,必须征服南越,否则将为汉之患。

 接下来分析,征服南越的途径,从湖南、江西人广州,水路有宽有狭,港湾分歧,不但运兵不便,而且容易中伏。陆路则小道崎岖,军粮的运输先成问题。况且由江西、湖南到广州,是人人皆知的两条路。大军所经,行动无法保持机密,南越可以从容防御。一方面劳师远征,一方面以逸待劳,胜负之判,不待智者而卜。

 然后谈到夜郎,说有精兵十万——这自然是夸张的说法。如果能利用夜郎的兵力,沿江直下,出其不意,是为制服南越的奇计。他的初步计划,是要说服夜郎归化“设郡置吏”先经营一个前进基地,作远征的准备。他认为以汉朝之强,夜郎不敢不听命;而以巴蜀之富,设郡置吏以后,夜郎可以分享巴蜀经济上的利益,也足以打动他的心。所以,这个使命是很容易达成的。

 武帝对唐通的建议,颇为欣赏,拜他为“中郎将”秩比二千石。这是除了丞相以外,最高的俸禄。唐通接事以后,着手筹划夜郎之行。所带的士兵有一千名,却配备了一万多的夫子,因为深入不毛,一切军需品,还有赠送夜郎及其他小国的礼物,主要的纺织品,都要从内地带去,并且车辆无法通行,唯有肩挑背负,自然要用到这么多夫子了。

 夜郎地方甚大,它的疆土包括现在贵州的西部,广西的西北部,云南的东北部,四川的南部,这一大片地方。其时的国主名叫多同,他的城堡在贵州桐梓县以东二十里,所以唐通取道巴郡的符县,即今川南合江县。县南有一道关,就叫符关,为人黔的要隘。唐通出符关,折往东北,会见了夜郎候多同,先送一份丰厚的礼物,然后展开交涉,达成了两点协议:一是夜郎割让其西北部未经开发的土地,成为汉朝的一郡。二是让多同的儿子,当这新设一郡的地方官。

 这一个地区,还有许多小国,也要唐通—一去交涉。他们的看法是,汉朝要来置郡设吏,根本就是妄想,因为重峦叠嶂,无路可通。答应了他的要求,等于不费之惠,而眼前先可获得汉家使节所赠送的大批绸布,则又何乐而不为?

 因此,唐通的这一次任务,可以说是圆满达成。但是他的目的不在置郡,是在能够利用洋河江,而洋河江要能为汉所用,还需要经历一段极艰苦的过程。

 那末洋河江在哪里呢?这个名字说起来很陌生,但如说盘江,则在西南住过的人,无不知道。洋河江就是盘江。《读史方舆纪要》说:“盘江在贵州境者,为北盘江,出四川乌撒府西北五十里。”乌撒府是明朝的名称,清朝改名威宁州,属大定府,并改隶贵州。盘江发源威宁,流经云南宣威,北流入黔,称为北盘江,经水城县折向东南,再经册享县到广西凌云县雅亭墟,与南盘江相汇合以后,名称又不同了。

 南盘江源出云南沾益,曲曲折折,流经滇、黔两省,在广西与北盘江汇合,称为红水江。到了桂平,又与郁江汇合,称为浔江,东流到藤县,称为藤江。经苍梧人广东省境,成为西江。成都的拘酱,就是经过如此的周折,才到广州的。

 于此可知,唐通要想利用洋河江运兵,先要能开一条路到达洋河江。他的这第二步计划,也得到武帝有力的支持。于是由长安重回蜀中,将得自夜郎的土地,再割出蜀郡南面的一部,合并设置新郡,称为“犍为”郡,下辖十二县,即今最富庶的川南一带。

 键为郡的十二县中,有一县名囗道,就是现在川南的宜宾县。唐通在这里组织了一个“军事工程处”由此往南开路,大举征发汉中、巴、蜀、广汉四郡的民工。

 这一带在当时是未经开发的处女地,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都要从那已开发的四郡运来,辗转千里,徒步运输。而运输的人又要自备粮食,走到吃完,双手空空,所以深入荒山处于最前列的民工,经常在挨饿之中。这个运输上的死结,人山愈深,问题愈产重。加以事先未经测量,地形亦不明了,工程方面,随时发生技术上的严重障碍。此外还有天然的灾害,第一是瘴气,第二是雨季的豪雨,第三是毒蛇猛兽。

 在缺乏医药设备及医护人员照料的情况下,饿死病死的,不计其数。这还不算,夜郎及其他西南夷又有反意,发兵相攻,越发成了雪上加霜之势。

 可是,唐通求功心切,军法在手,一味蛮干,囗道的一个县令,被认为办事不力,为他下令处死。那个县令大概觉得这种日子,生不如死,倒也不喊冤枉,只是听人说起成都的繁华富庶,相形之下,有如仙境,向往不已,所以临死的时候,提出要求,说只要让我到成都去见识一番,死就死,一无遗憾。唐通实现了他的愿望,派人把他送到成都去处决。

 光是杀了一个县令,无济于事。数年之间,死亡枕藉而依然无功,巴蜀数郡的老百姓,这时可忍不住了,到长安去告了他一状。

 武帝当然很生气,不过后通的计划是经过他批准的,而且开边是他既定的方针,所不满的只是唐通执行的不善。为了平息民愤,取得巴蜀地方上的支持,他必须对唐通有所谴责,作为对巴蜀人民的抚慰。

 于是他开始物色使者。照文帝以来的传统,类此宣达王命的任务,多派郎官担任。环顾侍从之臣,顺理成章地选中了司马相如,因为他是成都人,并且有个豪富的岳父,在地方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司马相如充分了解武帝的意旨,仍旧是支持唐通的,只是唐通的以军法从事,未免鲁莽,这决不可作为天子的意思。所以一到蜀中,首先为武帝解释,巩固了领导中心,才有强力推行国策的可能。地方父老对中央还是服从的,加以司马相如的乡谊,所以表示了很合作的态度。

 除成都及囗道附近以外,远处不便亲自宣慰。司马相如便做了一篇“告巴蜀檄”申明人臣之道,以及天子存抚天下的至意。要求地方上职司教育的“三老”开导子弟。这篇檄文,与汪洋瑰丽的赋来比较,笔调不同,但义正词严,确是经世之作。

 司马相如此行,在武帝来看,十分可嘉。不但巴蜀民愤平息,而且进一步又征发了许多人,在唐通指挥之下,继续未竟的工程。至于司马相如本人,在跟唐通深谈,并经过多方考察以后,也激发了雄心壮志,愿步唐通的后尘,为国家开疆拓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