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与邓通合作铸钱,卓家的盛运,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照史书方志来研究,邓通所受赐的铜山是一区,不是一座。他受赐铜山的地区,在今西康荣经县一带,当时名为“严道”得名的由来,是秦始皇灭楚以后“徙严王之旅,以实其地”而西南夷中又有蛮族名“道”以后一直为流放罪犯的地方。淮南厉王谋反,文帝不忍诛杀,下诏徙置“严道邛邮”之地,即是此处。淮南厉王在流放途中,不食而死,未到严道。否则,那里的铜山不会为邓通所有。

 所谓“邛邮”即是临邛,严道与邛邮并称,可知两地密迩。荣经在西康极东,临邛在四川极西,虽隔一个省分,实际相距只两百里。在这个地区,属于邓通所有的铜山,可考者计有两座,一座在荣经县东北;另一座就在卓家大宅附近。都由卓王孙替他采铜铸钱。

 卓王孙与邓通的合伙,契约的内容无法详知,据《华阳国志》记载,大致在名义上是一种租赁关系,所得的报酬为“岁取千匠”这句话的解释是,卓王孙以一千名工人,采铜铸钱的总生产量,归于邓通所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卓王孙的手腕非常高明,他虽取得了两座铜山的实际经营权,但避免用自己的名义铸钱,其实“邓氏钱遍天下”一大半是卓王孙发行的。他这样做法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可以避免法律责任。第二不致招摇太甚,是明哲保身之道。以后邓通被祸,卓王孙没有被牵涉在内,相信是由于那张合作的契约,请教了法律专家,精心拟订的结果。

 《钱谱》和《西京杂记》都有关于“邓氏钱”的记载,说它与“天子钱”无异,可知成分极好“币信”极佳,所以能通行天下。这时卓王孙的财富,已经上亿。

 他的贮钱的巨瓮,在明朝初年,曾经在临邛卓氏故宅的水池中掘出来“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大腹,瓮脚上刻有文字。

 邓通之富,富在他“邓氏钱遍天下”的虚名上,同时他也不能像卓王孙那样,利用财富在家乡大起园林,安享清福。他在宫中服侍文帝,几于片刻不离,有钱亦无法去用。钱,对他唯一的作用,不过是否定相士的看法,保障他不致于穷得活活饿死而已。哪知这一重保障亦竟不能获得。起因是他得罪了太子。他的得罪太子,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弄巧成拙,一说是无意的。照邓通的为人看来,是无意间所得罪。

 起祸的原因是如此:文帝生了一个恶疮,发炎作脓,疼痛不堪。在当时的护理技术上,有这样一个方法,由另一个人用嘴把其中的脓血吮出来。邓通便是如此为文帝效劳。

 脓血一去,痛楚顿减,但是文帝反而闷闷不乐,因为“吮痛”向来只有子女对父母才肯这么做。文帝的不乐,正因此举出于邓通而非亲子。

 于是,他闲谈似地问邓通:“你看,天下最爱我的是哪一个?”

 邓通不防有此一问,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想了想答道:“当然应该是太子!”

 这话答得一点不错,不但得体而且正见得本性善良。不料文帝别有感触,等太子来视疾问安时,便叫他像邓通那样,为他“吮痈”

 这是多恶心的事——太子大为作难,但不敢违命,很勉强地照办了。事后打听到是邓通想出来的花样,不仅他自己这么做,还害了别人。太子疑心邓通是故意“整”他,平时就看不起此人,这时便越发痛恨。当然,必有人在太子面前挑拨,也是可想而知的。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驾崩,三十二岁的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这一下邓通例楣了,不过景帝并无杀他的意思,只把他免职,撵出京城。

 于是邓通回到蜀中,住在荣经县二不久有人告发,说他在“徼外”铸钱。“徼外”可以解释为国境以外。荣经县西面就是“西南夷”在那里铸钱,岂不是“资敌”?景帝大怒,下令查办。

 一查果有其事。但实在是冤枉的。邓通什么也不会,回家又不久,而且有两座日进斗金的铜山,何必还要到国境以外去铸钱?当然是别人假冒他的名义干的勾当。

 但铸的是“邓氏钱”铁证俱在,法律责任便难逃了。

 结果,邓通被抄家,抄了家还不够,因为要追缴他所有“盗铸”的钱。当时的法律,并没有“酌留本人及家属生活费”这一条,所以凡有收入——主要是他人的接济,像卓王孙那样,一定是帮助他的。可是他的任何收入,都被官吏没收,充作偿还公款之用,以致于搞得一文不名。

 景帝有个一母所生的姊姊,她的名字在现代来说很难听,单名一个“嫖”字,文帝即位,封为“馆陶长公主”颇有权势,馆陶长公主一则因为邓通为文帝所宠幸,再则看他为人老实,所以很可怜他的遭遇,不断有金钱赏赐,但一样到不了邓通手里。

 这一下真的要饿死了!馆陶长公主无可奈何,只好供给他衣食,还不敢说赏赐,是借给他的,因为唯有所有权不属于邓通,才可以免予没收。

 问题在这里,馆陶长公主在京城,邓通在荣经,相去数千里之遥,衣食难免有接济不上的时候。弄到头来,邓通果然活活饿死。

 西康荣经县,现在有两个遗迹,一个名为“邓通城”是他免职家居还保有铜山时的住处;另一个就是“饿死坑”邓通死后,头上连根铜簪子都没有。

 邓通得罪饿死,他的合伙者卓王孙未受影响。这因为景帝的目标只在邓通,不愿株连。同时卓王孙原有临邛、荣经两处合法的铜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须违法到国境以外去盗铸。凡是大企业家,事业只要上了轨道,有了制度,往往只有一个因素可以使他垮下来,那就是作非法的勾当而受罚。否则即使遭遇了极严重的意外,如战乱等等,依旧有复起的可能。卓王孙固守法而免祸,就是一个最显明的例子。

 不过,邓通获罪,他受赐的铜山必由国家收回,卓王孙与他的合伙关系,当然亦告终结。就这样,卓家的财富,依然无人可及,同时冶铁的事业仍旧存在,仅仅守成,亦可数世不愁衣食。

 卓王孙那时应该是四十岁左右。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叫文君,生成绝色,皮肤尤其好,柔滑如脂。她从小娇生惯养成任性外向的性格,所以放诞风流,艳名四播,不幸红颜薄命,她十七岁就守了寡,卓王孙把她接回家来住,一则是养尊处优,在娘家的生活舒服,再则深知这个女儿的性格,怕闹出丑闻来,面子上不好看,接回娘家,自有防范的意思在内。

 其时临邛的县令名叫王吉,他有个好朋友叫司马长卿,是成都人,本名犬子,因为仰慕蔺相如的为人,改名相如。司马相如喜欢读书,也学过击剑,在文学方面,是个不出世的天才。他家的境况不坏,所以做了“郎”官拜“武骑常侍”

 汉朝有这样一种制度,选拔富家子弟,充作皇帝的侍从,称为“郎”后世以郎为年轻男子的美称,即由此而来。因为侍奉天子,所以又称“侍郎”又有“侍中”、“中常侍”等等职称。“郎”的官俸不高,而服装车马极其讲究,因而非富家子弟不能做,但天子近臣,身分不同,而且只要有才干,极容易受到赏识。不幸地,景帝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同时司马相如口吃,而在皇帝左右奔走,顶重要的是奏对敏捷,所以他做官并不得意。至于他本人的作风,又不脱文人散漫自适的本性,更不宜做这个需要随时注意仪容,保持警觉的宿卫郎官。这样,即不得意,又感拘束,他便起了弃官的念头。

 其时封建诸王,最有势力的是梁孝王刘武,他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景帝看待他,自与别的异母弟不同。又以吴楚七国之乱,梁国的位置在河南、山东一带,正居中原,为战略上的要地,所以发生了极大的阻挡作用。事平论功,梁工居首。

 窦太后也偏爱这个小儿子,赏赐不可胜数。于是梁王大治宫室,广结宾客。四方豪杰,云集大梁,山东“稷下”一派的学者,如邹阳、枚乘等人,亦为梁王的上宾。

 景帝即位的第七年,梁工人朝,这些学者也都跟着到了京城。司马相如跟他们谈得非常投机,因而告病辞官,投入了梁王门下,在梁国住了好几年,有名的“子虚赋”就是他此一时期的作品。

 这样,过了五、六年诸侯门下饮酒读书的闲适生活,忽然遭逢意外——梁孝王在出猎途中,一病而亡,居停既逝,门客星散,司马相如潦倒还乡,境况十分艰窘。

 就在这困处愁城的日子中,他接到了临邛县令王吉的信,信写得很简略:“知道你宦游不得意,来看我。”

 信虽简单,准备为他想办法的诚意,并且必有办法好想的把握,是很显然的。

 司马相如也知道临邛多富翁,有好朋友在那里做县令,这个秋风大可一打,所以决定接受邀请。

 当然,他懂得打秋风的方法,最要紧的是不能露出寒酸相。于是悉索敝赋,把能够变钱的东西,统统卖光,凑足一笔盘缠,作背城借一之计。因此,到临邛的时候,车马仆从,一应俱全。派头相当不坏。

 在王吉是早就设计好的,亲自出城迎接,把他安置在公家的“招待所”里,就像接待贵人那样,每天都要到招待所去谒见请安。司马相如也摆出贵人的架子,接见了几次就厌烦了。等把名刺递了进去,叫僮仆出来挡驾,说有病不见。而碰了钉子的王吉,依然一天一趟,报到不误。

 这一下,临邛县民纷纷猜测,不知来了个什么贵人?看他的架子这么大,县官这么恭敬,可知官阶一定不小。这些猜测,越传越盛,终于传到了卓王孙耳朵里。

 卓王孙的架子也不小,县官并不在他眼中。平时只在他那占地十里之广的大宅里纳福,偶然出门,也无非与他的同行,也是巨富的程家和郑家有所往来。这一天偶而聚在一起,谈到了住在招待所的这一位贵人,都觉得他的来头似乎不小。

 于是卓王孙说道:“王县令总算是个很知趣的人,我们给他做个面子吧!”

 “这个面子怎么做法?”

 “请王县令的贵客吃个饭,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