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夫妇同心一德,秘密筹划。老卓虽对临邛地方已很了解,但还不敢多邀人去,怕的万一环境不理想,会遭人埋怨,同时他又不肯轻易透露这个珍贵的“经济情报”所以对秦国的官吏,另外编了一套说法。

 他说:“葭萌人多地方小,水土亦不见得厚。我请求远迁。”

 秦国官吏正因大家都要在近处安顿,深感为难,听说有人志愿远迁,当然高兴,便问:“你想迁到哪里?”

 “我听说江山之下,土地肥沃,地下有‘蹲鸱’,可以饿不死。而且那里的人善于做生意,我是做生意的人,不妨就远迁到那里。”

 这是非常合作的态度,如果人人愿意远迁,在葭萌的秦国官吏,就不必大伤脑筋。所以他的请求,立刻就得到批准,夫妻俩随即动身往南走。

 但是他们并没有到“汶山之下”那个地方根本不能去的,老卓的话是“摆噱头”汶山就是岷山“蹲鸱”是大芋头的别称。照他所说的那个地方考查,应该就是现在四川茂县这个地区,《嘉庆一统志》记载该地的物产,就有“芋”《华阳国志》:汶山郡出,大如蹲鸱”的字样。但是,这里在秦代尚为化外,称方“冉囗”那里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成部落,种族异常复杂。言语不通的汉人到了那里,不被割下头来当酒器才怪。

 老卓作这番托词的用意,是不难明白的,他想独占临邛的铁矿,但内行不止他一个。山东有个姓程的,是他们冶铁的同行,以后也到了临邛,也发了大财。此外总还有一些闻风而至的人,大占“山泽之利”这是临邛多富翁的由来。

 老卓在临邛,真是创业维艰。他们夫妇依然手推一辆车子,由葭萌经剑门的栈道南下,再由成都折而往西南,二百里到临邛。临邛有城,周回六里,高五丈,是张仪灭蜀国后所建。老卓住在城南五里路的地方,最初当然是茅篷。这个茅篷后来成为占地十里的大庄园。

 卓家南面有山,这座山就是老卓不远千里而来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这座山有四个名称,古石山、古城山、铁山,又叫五面山,因为山有五面而得名。据《华阳国志》:“临邛县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这是成分相当好的铁矿。

 临邛还有火井,在县城西南。四川的火井以富顺县的自流井为最盛,有一百二十多个,但最早发现的火井,应该是在临邛,因为史书记载,诸葛亮曾去看过。如果不是罕异的现象,他以丞相之尊,不必亲临视察。于此可知,一直到汉朝末年,四川的火井大概还只有临邛一处。

 在现代,知道火井是天然瓦斯的作用,而在当时,则认为是一种不可解的怪现象。《华阳国志》记临邛的火井是如此:“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取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泄行终日不灭。”

 又有盐井,临邛及其邻境的蒲江,约有二十个。用火井的火煮盐井的水,一斛水得五斗盐,但这些古井现在都淹没了。

 除此以外,临邛还有铜山,也在卓家附近,名为铜官山,汉文帝赐邓通的铜山,就是此处。到了老卓的孩子卓王孙手里,这座铜山又替他带来了另外一笔绝大的财富!

 老卓在临邛创业,天然的资源虽富,但他仍旧必须有两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资金与人力。既然他在邯郸就已致富,那末随身携带着相当的资本,是可想而知的。

 同时巴蜀在秦代为流放罪犯之地,罪犯贫富不一,达官贵人获罪,他的家属门客,充军到边区的,自然携有巨资,此辈养尊处优,不工不农,要维持生活,唯有以高利贷为业——战国末期,高利贷已很通行,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孟尝君和冯囗的故事。益尝君为了养三千食客,不得不在他的封邑山东滕县放债收息,因为是高利贷,欠债的人多付不起息。孟尝君接受了他的管一客舍”的人的建议,请经常“弹铗而歌”的冯囗去收债。他大具牛酒,把债务人都请了来,有还不起的,把借据一火而焚之,永远不要他还了。

 孟尝君得知其事,大发脾气,向他责问,冯囗有两点解释。第一“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第二“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那就不如“焚无用虚债之券,彰君之善声。”由此可见,高利贷的压力,重到非设酒食,不能骗债务人到场,而讨债讨得急了,债务人会逃走。

 但老卓的情况不同,他本人原有身价,而举债是为了从事生产,偿债能力是有相当保证的,同时他也无法逃亡,所以老卓为了筹措资金而举债,应该不成问题。

 成问题的是人力,开矿冶铸,需要大量的人力。《吴越春秋》记干将“采玉山之铁精”筹剑“使僮男僮女三百人鼓囊装炭”《盐铁论·复古篇》说:“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留人民也。”《汉书·禹贡》说到盐铁实施专卖制度以后,则“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钢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在老卓,从开采、冶铸到贩卖,为产销一贯作业,所需要的人力是如何庞大,不难想象。而他既不愿轻易透露临邛有铁的“独得之秘”复以与他一起流放到巴蜀的“难友”畏惧道路艰难,不愿深入剑阁,则《盐铁论》中所说“大抵尽收放留人民”这句话,便不适用于老卓。

 这个人力的困难,非老卓所独具,以后到临邛的山东程家,同样地亦感到人力缺乏。那末他们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呢?

 程家是向西发展,利用了西康一带的蛮夷,即所谓“椎髻之民”卓家是向南发展,招致了本地的土著,以及云南的苗子、倮亻罗,即所谓“运筹策、倾滇蜀之民。”

 老卓的“筹策”是什么?史书上并无记载,但根据中外古今自艰难困苦中创业成功的例子去分析,不难想象得之。首先,老卓决不会以“老板”自居,必定自己刻苦而驭下有思,才能受人爱戴,诚信相孚。其次,他必须亲自下手,在技术上作优越的领导。复次,他应该有组织方面的才能,才可以统驭那许多来自各地,语言和生活习惯都不相同的工人。最后,他要用绝大的智慧、勇气和耐性,来制定并执行他的“法律”

 老卓的事业光有了基础还不够,他能够发展,而且是加速发展,其间的关键,在于他始终未受苛政的压迫和战乱的威胁。赢政自称“始皇帝”以后,二十七年出巡陇西。第二年走得更远,东行出潼关,经河南到山东,登泰山,南下到徐州,渡淮水到湖南,然后由武关口关中。二十九年仍是从河南到山东,这一次遇到一件大煞风景的事,在河南阳武的博浪沙地方,遇到张良遣人行刺,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误中副车,秦始皇为此展开十天的全面搜索行动,游兴也大受影响,匆匆由山西上党回秦。

 以后在三十二年、三十七年还有两次巡行,足迹远至浙江绍兴。最后一次出巡,中途得病,死在河北。遗命传位长子扶苏,而丞相李斯知道政局不稳,秘不发表,七月里的天气,尸体都已发臭。就在这样星夜赶回咸阳的途中,太监赵高发动了一场“夺权”的大阴谋,拥立秦始皇幼子胡亥,是为“秦二世”

 秦始皇五次巡行天下,辟驰道,修长城,在骊山造陵寝,征发苦工,动辄数十万,但蜀中仍未受影响。

 胡亥即位,荒淫益甚,等骊山的皇陵完工,继续调发这批奴工,建造在秦始皇手里就已兴工的阿房宫。横征暴敛,天下不宁,而蜀中依然未受到大影响。胡亥即位的第二年,陈胜、吴广首先揭竿而起,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终于演变成楚汉相争的局面。这时黄河、长江两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几乎无不受到战火的破坏,只有巴蜀是平静的。由于地形阻隔,交通不便,巴蜀才真是避秦之地,而临邛也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楚汉相争的局面,前后共五年,垓下一战,楚歌四面,项羽乌江自刎,始告结束。当时中原的情况是:既有的生产制度遭受到彻底的破坏,士农工商,都失所业。

 一石米卖到五千钱,饿极了吃人,死的人在总人口一半以上。民间穷,公家更穷,天子的马车无法找到四匹纯白的马来拉,只好用杂色的马凑数。朝中的将相,则连马车都坐不起,只好坐牛车。

 在这时候,还有一批不道德的商人出现。略为积蓄了一些资本,立刻干起投机倒把的买卖,以致物价大涨,一匹马卖到二千两金子。汉高祖下贱商法令:“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未始不是受了这个刺激而然。

 但是,汉朝的经济复兴,却仍然是商人居其首功。而商人的得以有所贡献,则出于一条开明的法令:“关梁弛山泽之禁”于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无疑地,这“富商大贾”中,必有老卓,甚至为其中的第一位。更无可疑的是,他从临邛带来了大批铁制的农具,分散到全国各地。如果不是铁器容易腐烂,我相信从吴越到燕赵的土地中,都可以掘出卓家所制的锄头镰刀来。

 如果说,卓家在临邛的事业,自秦始皇二十七、八年到汉高祖五年的这十七、八年间,凭借老卓丰富的经验、卓越的才干,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不受天下大乱的影响的安定环境中,利用天然的丰富资源,奠定了坚厚不拔的基础为第一阶段;则自高祖六年完成一统之业,到文帝初年约二十五年之间,为其大事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环境特别有利于支持农业的工商业。大乱以后,民生凋敝至极,上下一心,所共同致力解决的首要问题,即为民食。但政府此时还无力在实质上帮助农民,如贷放种籽、口粮、农具、资本,以及放领公地等等,那都是好久以后的事,当时的政府,只能采取比较惠而不费的德政,主要的有六项:

 第一,奖励孝弟力田。在吕后临朝称制的那八年中,特置孝弟力田官,俸禄特厚,他的任务是“劝今天下,各敦行务本。”

 第二,开放一切资源。只要努力生产,不愁不能生活,同时开放一切关禁,便利物资的流通,以调剂盈虚。

 第三,废弃货币国有政策。人民可以按照政府所颁的规格,自由制造货币,藉以刺激交易,活跃市场。

 第四,奖励生育。女子最好十五岁便出嫁,如果到三十岁还不结婚“罚出五算”一算是一百二十五钱。怀孕的,赐谷二斛,名为“胎谷”婴儿无亲属,或者家贫养不活的,政府另有补助。

 第三,减轻赋税。自古以来,田赋最标准的税率是“什一之税”汉初改为“十五税一”一度废除,旋又恢复,到文帝时更屡有减赋的诏令。

 第六,励行节约。公家的预算,务求其低,以减轻人民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