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方家园杂咏》:

 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皱词已辟臧三耳,岂料乘机起项城?(下注:在袁氏奉诏来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徐莹甫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京处,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余始终坚辞,曾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语。迨至召袁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当日徐子静以老年伯之意态训余曰:“尔受皇上大恩,不乘此图报,尚为身家计,于心安乎?”余曰:“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人之见解不能强同也。”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

 子静为徐致靖的号,莹甫为致靖次子仁镜,与其兄仁铸并为翰林。功亭则聂士成;义甫名徐仁录,为彬彬之兄。

 所谓“某太史”者,指徐世昌“编修”别称“太史”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丙戌的翰林,由于文字不佳,从未得过考差及其他差使,是其黑无比的一名穷翰林,因而往依袁世凯。袁以直隶臬司的职衔,在小站练“新建陆军”为荣禄的“武卫五军”之一。翰林身份,至为清贵,竟入监司幕府,未之前闻。但徐世昌竟以此渊源,在清末即已入阁拜相,则其看中袁世凯的眼光,亦自有不可及处。

 至于徐致靖,实为首荐康有为之人。戊戌七月二十六日,并首荐袁世凯。奏疏中颇为袁世凯委屈,中有一段云:

 臣查日本变法之初,妙选将才,立三重镇。今诚患无将帅之才,幸而得其人,必当隆其位任,重其事权,似不宜加以钤束,置诸人之下。夫兵,机事也,缓急有变,大敌当前,禀命则失机宜,专命则嫌骄蹇,既不足尽其才用,且因以贻误事机。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

 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庶几猛虎在山,藜藿不采;边有重镇,强敌销萌。

 此疏实为康有为所代草。奏上,即有“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之谕。戊戌政变由点燃袁世凯这根导线而爆发,点火者康有为借徐致靖之手而为之,所以我说徐致靖是戊戌政变中极有关系的人物。

 照王小航(照)的记载,康有为与徐致靖先是想游说聂士成,其后乃看中袁世凯。戊戌政变后,王照与康有为同时亡命日本,由于康自称奉有光绪的“衣带诏”受密命起兵勤王,借此以筹办大事募饷为名,到处敛财,为王照所卑视。而康有为亦恐王照泄漏内幕,败其骗局,竟指使门下以不客气的手段,监视王照。结果反使得王照非一吐闷气不可。乃于光绪二十五年与日本“木堂翁”(犬养毅)作了一番笔谈,对内幕颇有透露。

 关于游说带兵大将,武力夺权的计划,王照述其所参预的经过是:

 康又托致靖劝照往芦台夺聂提督军,以卫皇上,照力辩其不可,谓太后本顾名义,无废皇上之心,若如此举动,大不可也。康又托谭嗣同、徐仁镜与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为狄仁杰,不能为范睢也。”伊等默然。自是动兵之议不复令照知…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照曰:“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于此可知,武力夺权,虽为预定的计划,但策动什么人,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如林旭诗句:“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则是主张用董福祥。黄彰健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林旭传,以及康有为自编年谱,说戊戌八月初三,康约梁启超、林旭、康广仁、徐仁录、仁镜兄弟开会,决定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林旭鉴于东汉何进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导致董卓专政,因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因而下一断语:

 梁(启超)既系与会人士,则其释林此诗“千里草”三字,应较陈衍所释为可信。

 此即表示黄彰健相信“千里草”虽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说不然,仍以陈衍所释为可信。按:《石遗室诗话》:

 是时余居莲华寺,暾谷无日不来,千里草二语实有议论而主张之者。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力追溯未败之前,君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后山绝句之深有得者,岂能如此?舍暾谷,无他人也。

 又:陈石遗《近代诗钞》载林旭此诗,题作《狱中示复生》。黄彰健认为:

 林在狱中以此诗示谭,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诗,如被搜出呈堂,将使同党无辞脱罪,而林氏亦无承认同谋,其罪仍不轻,林氏当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诗,作于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启超所记为不虚。但黄彰健又说:

 戊戌政变记林旭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则目光如炬,烛照无隐。事实上梁启超还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启超还曲解了“千里草”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说此诗作于八月初三。

 先谈究为狱中所吟,还是八月初三所作?这一点,当然是陈衍的话可信,因为他其时身在京师,与林旭过从极密,于其身前死后诸事,无不关心,确知为狱中所作,方在《近代诗钞》中录为林诗之殿。至于黄彰健所说,似无在狱中作此诗示谭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兹述其情况如下:

 一、狱中作诗,不必题壁。“四京卿”系狱,其实是住在所谓“火房”饮食起居,并不受虐待。传诗相和,事所恒有。如杨深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诗,十一日所作为七律:

 久拼生命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逄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胸中怒,下土空思身后名。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语气激烈,已抱必死之心。林旭亦复如此,就刑时“含笑口微哄”(见《唐恒虞渊集》),如此从容,则根本未存脱罪之想,亦无所谓“将使同党无辞脱罪”因为此案只论利害,不论是非,脱罪不脱罪,根本不在承认不承认。

 二、其时刑部司官,或与“四京卿”有旧,或则敬服其人,所以狱中甚受优遇。即使此诗笺落入狱卒之手,亦绝不致“呈堂”按:是时刑部提守厅主事为乔茂萱,对系狱的“四京卿”颇为照顾。唐恒诗中“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的“乔公”即指乔茂萱。

 如上所述,此诗确为《狱中示复生》,而非八月初三以诗代简,劝阻以东汉何进、董卓之史事为鉴。而梁启超所以要作此解释,原因很简单,是替他的老师康有为掩饰一大错。这一错就是:早有人说过袁世凯不可靠,主张用董福祥,而康有为不听,出之以鲁莽,派谭嗣同说袁,以致一败涂地。岂非康有为要负最大责任?

 至于陈石遗说此诗的技巧,自是专家的见解。但是此诗故典今用的特殊涵义,则以未暇深考,故亦不能搔着痒处。

 林旭此诗之妙,在活用“健者”一典。而“青蒲”意何所指,尤须确切掌握,始能明其主旨。主旨既明,始知此诗章法,如水就下,流畅无比,固无所谓“倒戟而出”

 “青蒲”典出《后汉书-史丹传》:

 史丹,字君仲,鲁国人,元帝即位,为侍中。时定陶共王有才艺,子母俱爱幸,而太子颇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无宠。上寝疾,皇后太子皆忧,丹以亲密臣,得侍疾,候上闲独寝时,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适长,立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定陶王爱幸,道路流言,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若审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见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达旨?”太子由是为嗣,成帝立,累迁左将军。

 此传下注“青蒲”:

 孟康曰,以青蒲为席,用蔽地也。应劭曰:以青规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如上可知,青蒲本指御寝四周,则惟皇后可到,但引申为天子燕息之处,则亦为近臣可履之地。由于此处警戒特严,所以造膝独对,不足为外人道的一切机密隐私,不虞外泄。切谏者乃得尽其依慕的私情,呜咽难言,出于饮泣,不须顾虑顾瞻,与庙堂之上,君臣析疑辨难,必应顾及体制者,情形不同,效果亦各异。

 然则林旭之“青蒲饮泣”是向谁切谏?当然不是光绪。如是光绪,则向用方殷,不必泣谏,所谏必从,岂得谓之为“知何补”?

 既非光绪,自是慈禧。自甲午年起,撤帘归政的慈禧太后,复又过问大政。此一太后与其他深宫颐养,不见外臣的太后不同。是故“青蒲”之典不适用于其他太后独能适用于慈禧。林旭此时的身份,等于军机大臣。而汉人中的军机大臣、上书房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等,向来为太后、皇帝视如家人,所以林旭是够资格踏上“青蒲”的。

 自拟史丹,而以汉元帝拟慈禧太后,则泣谏之事为何,不问可知。意谓即使请见慈禧太后,无论怎么样地痛哭流涕,苦劝两宫母子和好,慈禧亦绝不会谅解光绪,更谈不到放手不问,任光绪独裁大政。

 第二句的意思最为显豁“国士待我,国士报之”今以格于母子不和,新旧冲突,凡所展布,窒碍难行;徒以国士自许,终无以酬答深恩。慷慨有两义:一是“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一是慷慨轻生。此句中的慷慨,兼赅两义。

 因为如此,兵谏乃不可免。此为自然形成的结论,隐在第二句与第三句的空白之中,是则“千里草”指董福祥,断无可疑,此典出《后汉书-五行志》:

 献帝初,京师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