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康太尊见自己在江南省城,于教育界上颇能令出惟行,人皆畏惧,他心上甚为欢喜。暗暗的自己估量着说道:一班维新党,天天讲平等,请自由,前两年直闹得各处学堂,东也散学,西也退学,目下这个风潮虽然好些,然而我看见上海报上,还刻着许多的新书名目,无非是劝人家自由平等的一派话头,我想这种书,倘若是被少年人瞧见了,把他们的性质引诱坏了,还了得,而且我现在办的这些学堂,全靠着压制手段部勒他们,倘若他们一个个都讲起平等来,不听我的节制,这差使还能当吗?现在正本清源之法,第一先要禁掉这些书。书店里不准卖,学堂里不准看,庶几人心或者有个挽回。但是这些书一齐出在上海,总得请制宪下个公事给上海道,叫他帮着清理清理才好。

 至于省城里这些书坊,只须由我发个谕单给他们,凡是此等书一概不准贩来销售,倘有不遵,店则封禁,人则重办,一面传齐各书铺主人,先具一结,存案备查,一面再饬令警察局明查暗访,等到拿到了,惩办一二个,也好儆戒儆戒别人。主意打定,第二天上院,就把这话禀明了制台。白制军本是个好好先生,他说怎么办便怎么办,立刻下一角公事给上海道,叫他查禁。

 其实有些大书店都在租界,有些书还是外洋来的,一时查禁亦查禁不了,不过一纸告示,谕禁他们,叫他们不要出卖而已。

 到于省城里这些书店,从前专靠卖时文、卖试帖发财的,自从改了科举,一齐做了呆货,无人问信的了,少不得到上海贩几部新书、新报运回本店带着卖卖,以为撑持门面之计,这也非止一日。又有些专靠着卖新书过日子的,他店里的书自然是花色全备,要那样有那样,并且在粉白墙上写着大字招帖,写明专备学堂之用,于是引得那些学堂里的学生,你也去买,我也去买,真正是应接不暇,利市三倍。不料正在高兴头上,蓦地跑进来多少包着头穿着号子的人,把买书的主顾一齐赶掉,在架子上尽着乱搜,看见有些不顾眼的书,一齐拿了就走。单把书拿了去还不算,又把店里的老板,或是管账的,也一把拖了就走,而且把账簿也拿了去。一拖拖到江宁府衙门,府衙门不收,吩咐发交上元县看管。到了县里,查了查,一共是大小十三爿书坊,拿去的人共总有二三十个,依康太尊的意思,原想就此惩治他们一番,制台也答应了,倒是藩台知大体,说新书误人,诚然,本来极应该禁止他们出卖,但是我们并没有预先出告示晓谕他们,他们怎么晓得呢?且待示谕他们之后,如果不遵,再行重办,也叫人家心上甘服,似此不教而诛,断乎不可。康太尊还强着说:“这些书都是大逆不道的,他们胆敢出卖这些大逆不道的书,这等书店就该重办。”藩台听他一定要办,也不免生了气,愤愤的说道:“志翁一定要办,就请你办,但是兄弟总觉不以为然。”康太尊虽然是制台的红人,究竟藩台是嫡亲上司,说的话也不好不听,今见藩台生了气,少不得软了下来,吩咐上元县勒令众书店主人,再具一张“永远不敢贩卖此等逆书,违甘重办”的切结,然后准其取保回去。所有搜出来的各书,一律放在江宁府大堂底下,由康太尊亲自看着,付之一炬,通统销毁。然后又把各书名揭示通行,永远禁止贩卖。康太尊还恐怕各学堂学生,有些少年,或不免偷看此等书籍,于是又普下一纸谕单,叫各监督各教习晓谕学生,如有误买于前,准其自首,将书呈毁,免其置议。如不自首,将来倘被查出,不但革逐出堂,还要从重治罪。当时这些学生,都在他压力之下,再加以监督教习从旁恫吓,只得-一交出销毁,就是本不愿意,监督教习要洗清自己身子,也早替他们搬了出来销毁的了。这件事虽算敷?过去,但是康太尊因为未曾办得各书坊,心上总是一件缺陷。此时江宁省城正办警察,齐巧是他一个同年,姓黄,也是府班,当这警察局的提调。康太尊便请了他来,托他帮忙,总想办掉几家书坊以光面子。黄知府这个提调,本是康太尊替他在制台面前求得来的,如今老同年托他此事,岂有不出力之理?而且自己也好借着这个露脸。回去之后,便不时派了人到各书坊里去搜寻。内地商人,不比租界,任你如何大脚力,也不敢同地方官抗的,况且这悻逆罪名,尤其担当不起,于是有些书坊,竟吓得连新书都不敢卖,有些虽卖新书,但是稍些碍眼的,也不敢公然出面。在人家瞧着,这康太尊也总算是令出推行了。从来说得好,叫做“无巧不成书”偏偏康太尊办得凶,偏偏就有人投在他罗网之中。

 且说这几年,各省都派了学生到东洋游学,分别什么政治、法律、普通、专门,也有三年卒业的,也有六年率业的,都说是学成功了,将来回来,国家一定重用的。于是各省都派了学生出去,由官派的,叫做官费生,还有些自备货斧出去的,叫做自费生,官费生出去的时候,都派了监督督率着,凡事自有照应,自费生全靠自己同志几个人,组织一个团体,然后有起事来,彼此互相照应,前两年风气已开,到东洋游学的已经着实不少。但是人数多了,自难免鱼龙混杂,贤愚不分,尽有中文一窍不通,借着游学到海外玩耍的,亦有借着游学为名,哄骗父母,指望把家里钱财运了出来,以供他挥霍的,这两等人所在难免,因此很有些少年子弟,血气未定,见样学样,不做革命军的义勇队,便做将来中国的主人翁,忽高忽低,忽升忽降,自己的品格,连他自己还拿不定,反说什么这才是自由,这才是平等,真正可笑之极了。

 如今我要说的这个人,正害在坐了这个毛病,所以才会生出这一场是非来。闲话少叙。且说这人姓刘名齐礼,亦是南京人氏。十七岁那年,他《五经》只读过两经,就有人说要带他到东洋游学,他父母望他成名心切,也就答应了。谁知这孩子到了东洋,英国话既未学过,日本话亦是茫然,少不得先请了人,一句句的先教起来。东洋用度虽省于西洋,然而一年总得好几百块钱交结他,偏偏凑巧,这刘齐礼的天分又不好,学上一年零六个月,连几句面子上的东洋话亦没有学全,一直等到第三年春天,方才进了一爿极小的学堂,家里的父母却早已一千多块钱交结他了。后来他父亲肉痛这钱,又倚间望切,想寄信叫他回来,齐巧他自己在东洋住的也觉得腻烦了,正想回来走走,便于这年放暑假的时候附轮内渡,先到上海,又到南京,赶回家中,拜见父母。学问虽未学成,样子却早已改变了,穿了一身外国衣裳,头上草帽,脚下皮靴,见了父母探去帽子拉手,却行的是外国礼信。父母初见面也不及责备他这些,只是抬起头来一看,只见他头上的头发,只有半寸来往长短,从前出门的时候,原有一条又粗又大的辫子,如今已不知那里去了。

 父母看了伤心,同他为什么要铰掉辫子?他回称割掉辫子,将来革命容易些,后来有他的朋友从东洋回来说起,说他的这条辫子,还是有天睡着了觉,被旁人拿剪刀铰了去的。当时他父母听了他这副攀谈,又见了他这个样子,心上也懊悔,好好一个儿子,坏在外洋,但是事已如此,说也无益,只得隐忍不言。

 谁知这刘齐礼在外国住了两足年,回得家来,竟其一样看不上眼,不说房子太小,没有空气,就说吃的东西有碍卫生,不及外国大菜馆里做的大菜好。起先父母听他如此说,还不在意,后来听得多了,他父亲便说道:“我家里只有这个样子,你住得不惯,你就回到外国去,我是中国人,本不敢要你这外国人做儿子。”谁知一句话倒把他说恼了,回到自己的屋里,把自己的随身行李,连着个大皮包,略为收拾了收拾,背了就走。

 一头走,一头还自言自语的说道:“我才晓得家庭之间,却有如此利害的压力,可知我是不怕的。如今要革命,应该先从家庭革起?”一头说,早已走出大门了。他父亲问他那里去?也不答应。他父亲忙派了一个做饭的跟着了,看他到那里去。后来见他出了大门,就坐了部东洋车,叫车夫一直替他拉到状元境新学书店。做饭的回来说了,他父亲晓得这家书店是他常常去的,内中很有他几个朋友,然后把心放下。

 且说到刘齐礼到了新学书店,告诉他们说,家里住的不爽快,借他们这里住几天,彼此都是熟人,自然无可无不可。一连住了三四天也不回家,他在店里坐得气问了,便同了朋友到夫子庙前空场上走走,或是雇只小船在秦淮河里摇两转,看看女人,以为消遣。合当有事,齐巧这天那警察局的提调黄知府雇了一只大船,邀了几个朋友,在船上打麻雀,却又叫了三四个婊子陪着看打牌。书店里朋友眼尖,一眼望过去,说这位就是黄太尊,是常常带着兵到我们店里搜查的,如今弄得甚么书都不敢卖。还有个朋友,亦常在钓鱼巷走走的,认得黄太尊叫的那个婊子,名字叫小喜子,亦就说了出来。刘齐礼忽然意气勃发,便朝着这些朋友说:“你们当他个人怕他,我只拿他当个民贼看待!”刘齐礼说这话时,齐巧小船正摇到大船窗户旁边,彼时正是七月天气,船窗四启,赛如对面一般,黄太尊一面打麻雀,耳朵里却早已听得清清楚楚。盘查奸充,本是他警察局的义务,况加以异言异服,更当留心。这边小船刚才摇了过去,那边大船上早已派了亲兵,跟着搜寻他们的踪迹。后来回报黄太尊说:“这一班人都是住在状元境新学书店里的。”

 黄太尊听了,点点头,不动声色,仍旧打他的牌。打完了牌,开席吃酒。席散之后,原想就去行事的,正为时候还早,于是先到小喜子家打个转身。说也凑巧,不料刘齐礼一班人也闯了进来。原来刘齐礼一帮人回店之后,吃过晚饭,因为天热,睡不着觉,忽然动了寻芳之兴,重新穿好衣服出来。因为那个朋友亦带过小喜子的局,所以竟奔这小喜子家而来。当因房间内有客,于是让他们在隔壁房间坐的。刘齐礼初入花丛,手舞足蹈,也不知如何是好,海阔天空,信口乱说,又朝小喜子说:“你是黄大人的相好,别人怕他,我却不怕他,我偏要来剪他的边。”这边只管说得高兴,那晓得黄太尊坐好在隔壁房间,早又听了一字不遗。起身在门帘缝里张了一张,正是日间在小船上看见了那几个。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半儿为公,一半儿为私,立刻穿上长褂,走了出来,坐上轿子,不回公馆,直到局中,传齐兵丁,各拿器械,齐往状元境而发。到得那里,找到了新学书店,其时已经半夜,刘齐礼等亦已回来。

 黄大尊不由分说,叫人把书店中前后门守住,自己领人打门进去,见一个捉一个,见两个捉一双,又亲自到店里细细的搜了一遍,虽没有甚么违背书籍,惟在刘齐礼皮包之内,搜出两本《自由新报》。黄太尊看了看,便道:“做这报的人是个大反叛,他的书是奉过旨不准看的,如今有了这个,便是他私通反叛的凭据了。”说着,便将店门封起,捉到的人一齐捆了,带回局中、次日上院,先会见康太守,告诉了一番。康太守已拿定主意要严办,说:“这些反叛,非正法一两个不可!”后来见了制台,黄太守无非是自己居功,禀诉了一番。康太守帮着他说了许多好话,又拿话恫吓制台,要求制台立刻请令。制台不肯,只吩咐交发审局审问。发审局的人,又大半是康太守的私人,早已请过示的了。等到提上来问,刘齐礼先还站着不跪,问他为什么不跪,他说,他是外国学堂的学生,进了外国学堂,就得依学堂里的规矩,外国是不作兴跪的。后来发审官说:“这是中国法堂,你又是中国人,怎么好说不跪?不跪就要打!”

 刘齐礼怕打,也只得跪下了。又问为什么改装,他说:“学堂里学生一律如此,我不能不依着他。”又问为什么同那做《自由新报》的反叛勾通,他说:“我只看看报,不能说我同他私通。”发审官又把书店里的人一齐叫上来问,无非东家伙计,途命一律暂时看管。第二天又回了制台,制台又要顾全康太守的面子,说:“刘某人以华人而改西装,又私藏违禁书报,看来决非安分这徒,虽然从宽贷其一死,总得管押他几年,收收他的野性才好。”康太守争着要监禁十年,制台只肯押他改过局六年,后首说来说去,才定了一个监禁六年的罪。书店容留匪人,立即发封。至书店东家,亦定了一个看管一年的罪,其余伙计,取保开释。等到把刘齐礼解到江宁县收监,江宁县拿出上头公事给他看,要拿他钉镣铐,他到此才哭着求着要见他爹一面。江宁县答应,叫人找了他爹来。可怜他爹自从儿子同他呕了气出去,一连好几天没有回家,老头子急的什么似的,就是他们闹乱子,书店发封,儿子被拿,他一直未曾晓得。这天正想出门,到书店里去看看儿子,忽见地保同了县里的差人,说你儿子在县里,等着见你一面,就要下监,快去快去。老头子初听了还不懂,问及所以,来差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这才把老头子吓死了。一时又急又痛,连跌带爬,跟到县里。父子相见,不禁大哭一场。老头子看看儿子手上、脚上,家伙都已上好了,好好的一个洋装儿子,如今变做囚犯一样,看来怎不伤心?此时要埋怨也无可埋怨,要教训他也不及教训,只说得一句:“这都是你自己天天闹革命,闹得如今几乎把你自己的命先革掉,真正不该叫你到东洋去,如今倒害了你一辈子了!”说罢又哭。看守他儿子的人,早已等得不耐烦,忙喝开了老头子,一直牵了他儿子,铁索郎当的送到监里去了。老头子免不得又望着牢门哭了一阵,回来又凑了银钱送去,替儿子打点一切,省得儿子在牢里吃苦。然而无论如何多化钱,儿子在监牢里,只能与别的囚犯平等,再不能听他自由的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