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六之运,推迁改移,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君子小人,无贤不肖,至人无可奈何。知其不由智力也。)

 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礼让焉。此数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势运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余则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物多则欲省,求赡则争止。”(议曰:《管子》云:“衣食足,知荣辱。”此有余则让者也。《汉书》曰:“韩信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及在汉中,萧何言于高祖曰:“韩信者,国士无双。”此不足则争者也。故傅子曰:“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禄,父母饿于前,妻子喂于后,能守志不移者,鲜矣。”)

 《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争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者,有所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刑不能禁也。(慎子曰:“桀、纣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乱。关龙逢、王子比干不与焉,而谓之皆乱,其乱者众也。尧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治,而丹朱、商均不与焉,而谓之皆治,其治者众也。)故《庄子》曰:“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新语》曰:“以近河之地湿,近山之木长者,以类相及也。四渎东流,则百川无西行者,小象大而少从多也。”

 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议曰:匡衡云:“循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尚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由是言之,世之君子,乃上之所化也。)。世之小人,未必小人(议曰:《尚书》云:“殷罔弗小大,好草窃奸究。卿士师师,非度罔获。”此言殷之季世,卿士君子并为非法,无得其中,皆从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礼让,未必礼让(议曰:《左传》云:“范宣子好让,其下皆让;栾黡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形善也。”夫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形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言不让也。由此言之,夫栾黡之让,势运之耳。故知世之礼让,未必礼让也。)。夫势运者,不可不察。(议曰:政论云:“虽有素富,骨清者,不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变。”故知君子、小人本无定质,尽随势运者多矣。)

 译文

 [天下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迁流逝,既不会因尧舜贤德而停滞,也不会因桀纣无道而消失。谁是君子小人?何为贤惠愚妄?都没个定准,这是至高至明的圣人也没办法的事情。由此可知,一个人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智力。]

 天下有品德高尚的君子,有品格卑下的小人,也有推崇互相谦让之风的时候。但上述情况,未必出于人的本性,或出于事所当然,都是大的形势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文子》上说:“人们富余时才会退让,而不足时便会争斗。退让就产生了礼义,争斗就会发生暴乱。财富多了欲望就减少,获取的多了争斗就会停止下来。[《管子》上说:“衣食丰足之后,才会有荣辱的观念产生。”这是说有余就会退让。《汉书》上说:“韩信是普通人的时候,贫困潦倒,品行不正,不能被推举为官。待到在汉中投奔刘邦,肖何向刘邦推荐他说:“韩信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天下没有能比得上他的。”这是由于他是普通人时,衣食不足啊!所以傅玄说:“假如给伯夷、伯齐一个小官职,只发给他不多的俸禄,开始是父母挨饿,接着是老婆孩子吃不饱饭,不改变其节操的可能性就会很少了。”]

 《淮南子》上说:“在水里游泳的人不能拯救淹在水里的人,由于他自己的手足抽不出空来救别人。在火灾中被烧伤的人不能救火,因为他自己的烧伤疼得厉害。在树林子中没有卖木柴的,在湖上没有卖鱼的,因为没有人缺少这种东西。”所以太平盛世,道德卑下的小人也会奉公守法,不义之财也诱惑不了他。但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品格高尚的君子也会干坏事,法律也禁止不住他。[慎到说:“夏桀、商纣当天子的时候,天下一片混乱。关龙逢,王子比干虽然是贤者,但人们还是称那时为乱世,就是因为作乱的人多啊。

 唐尧、虞舜当天子的时候,天下太平,虽然丹朱、商均作乱,但人们还把那时称为太平盛世,就是因为守法的人多啊。]所以《庄子》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聪明。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显达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愚笨了。这都是形势造成的。”《新语》说:

 “靠近河边的土地总是湿润的,造近山边的树木,总是长得很高,那是同类互相影响的原因。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古称四读,都是向东流入大海的,所以众多的小河也没有向西流的,这是小河仿效大河,水少的追随水多的原因啊。”

 因此可知,世上的君子,未必本质上就是君子。[匡衡曾经说过:“英明的君主恭敬谦让,百姓也就不互相争斗了;君主好仁德礼乐,下民也就不会凶暴;君主推崇道义节操,百姓也会按道义节操行事;君主宽厚慈爱,百姓也会互相关心爱护。有这四种原因,所以有道之君不靠严刑峻法也能化导天下,使天下成为太平盛世。”由此说来,社会的君子,是明主化导的结果。]

 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质上就是小人。[《尚书》上说:“殷商的法律并不可通融,然而社会风气却极坏,草野盗贼成群,朝廷内外,大夫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上行下效,法律却治不了。”这是说商朝的末世,大夫们都干非法的事,没有遵纪守法的,这也都是君主化导的结果,因此可以明白,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质上就是小人。]世上的礼让,也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左传》上说:“晋国的范宣子执政,他好礼让,大夫们也都好礼让。栾厌虽然横暴,也不敢违抗这种礼让之风,因而晋国安定,几代人都仰仗范宣子树立起来的民风,安定地生活。这是榜样好啊。”在周朝开始兴盛的时候,那时的诗中唱道:“以文王为榜样,众多国家也都讲诚信了。”这就是榜样好的缘故。

 待到周朝衰落时,那时的诗中唱道:“大夫不公平,让我做的事比别人都多。”

 这就是说没有谦让了。由此说来,栾厌那样的谦让,是时势造成的。因此,世人的谦让,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所以君子也好,小人也好,谦让也好,都是时势造成的。这个道理是不能不考察明白的。[《政论》上说:“世上虽然有生来就品质高尚的人,但百里不能挑一,不能做为天下的普遍标准。”

 因而可以明白君子、小人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品质,大都是随着时势的推移变化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