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曰:“有功离仁义者,即见疑;有罪不失人心者,必见信。”故仁义者,天下之尊爵也。何以言之?昔者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绪,覆楚国之师,不谷之罪也。若以宗庙之灵,得保首领以没,请为灵若厉,大夫许绪?”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从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之恭乎?”大夫从之。此因过以为功者也。

 魏将王昶、陈泰兵败,大将军以为己过(魏人感将军引过,皆悦,思报之。)。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销而业昌,可谓智矣。”夫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勿康,其可得乎?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上下离心,贤愚释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谬之甚矣。夫人君苟统斯理,而以御国,行虽失而名扬,兵虽挫而战胜,百败犹可,况再败乎!此因败以成功也。故知智者之举事也,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自古然矣。

 (议曰:白起为秦坑赵降卒四十余万,使诸侯曲秦而合纵。夫坑赵降卒,非胜也,乃败秦之机。商君诈魏,虏公子卬,使秦信不行于天下,乃自败之兆,非霸业也。乐毅仗义,以下齐城,败于即墨,非败也,乃是吞天下之势。刘备怜归义之人,日行十数里,败于长阪,虽奔亡不暇,乃霸王之始。故知非霸者不能用败。齐人以紫败素,而其价十倍。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译文

 《文子》上说:“即使有功,如果失去了仁义,也一定会被疑忌;即使有罪,假如不失民心,也一定会受到信任。”所以说,仁义是天下最尊贵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楚共王患病的时候,把大夫们召集到身边,说:

 “我缺乏德行,从年纪很小的时候便开始主持国政,却不能继承前代君主的余绪,使楚国的军队连吃败仗,这是我的罪过啊。假若由于祖宗的保佑,使我能寿终正寝,我请求你们给我加上‘灵’(译者按:据《谥法解》不勤成名曰灵。也就是放任本性,不见贤思齐的意思。)或者‘厉’(《谥法解》:杀戮无辜曰“厉”)的谥号,不知大夫们同意吗?”待到楚共王死了之后,大夫子囊说:“不能按大王的遗命来加谥号。因为侍奉国君的原则是,听从他正确的命令而不服从他不正确的命令。楚国是威名赫赫的大国,自从他君临朝政之后,对南方诸国或安抚或征伐,使之归顺,对于中原华夏诸国也加以教训,可见受上天的恩宠非常大。有这么大的恩宠,却能自知其过,难道不可以谥为‘共’吗?”大夫们采纳了子囊的意见。(按《谥法解》:知过能改曰‘恭’,恭、共互训。)这就是由于有了过错反而尊谥为“恭”的例子。

 三国时曹魏的将军王昶、陈泰先后打了败仗,大将军司马懿却把责任自己承担起来。[魏国人对大将军主动承担责任非常钦佩,都想为他效力以报答他。]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上说:“司马大将军把二次失败的责任都自己承担起来,实际上不仅消除了过错,而且使功业更加昌盛起来,这可以说是明智的人了。人民不计较他的失败却想为他效力,即使并未想什么事业昌盛,又怎么能昌盛不起来呢?假如他们(楚共王、司马懿)讳言失败,推托责任,找借口把错误归咎于种种因素,就会使上下离心离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解体,走向对立,这样就会使楚国再次失败,晋国也会再次被敌人打垮,那样的话,错误就更大了。假如国君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即使行动失败了,但美名却可扬遍天下,军事上虽受了挫折,但战略上却取得了胜利,即使打了多次败仗也关系不大,何况只打了二次败仗呢?这就是由于失败反而成功的道理。由此可知明智的人办事,往往因祸而得福,转败而为胜,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啊。

 [赵子议论说:白起为秦国坑杀了赵国降卒四十多万,从而使各诸候国认为秦国太残暴,因而结成了合纵联盟一致抗秦。大肆坑杀赵国降卒,并不是秦国的胜利,而是可以打败秦国的一个机会。商鞅使用欺诈的手段,俘获了魏国统帅公子印,使秦国的信用被天下所怀疑,这是自己打败自己的先兆,不是取得霸业的正确方法。乐毅用信义攻下齐国七十余城,最后在即墨被齐兵打败,这不是失败,而是显示出统一天下的势头。刘备怜悯那些归顺了自己的百姓,每天只走十几里路,最后被曹兵赶上,在长坂这个地方吃了败仗,尽管逃亡的紧急关头也不抛弃百姓,这是后来称霸西蜀的开端。因此可以明白,不能成就霸业的人就不会利用败势取胜。齐国人把紫色的绢的价格降到素色绢的价格以下,反而获取了十倍的利润,这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从中悟出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