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8-12-1 22:59:20

 三、为了告别的结语:汉朝人的幸福指数

 李广胜利归队之后,汉匈战争又中场休息。然而,两年之后,匈奴卷土重来。公元前142年,刘启的日子很不好过。春天,正月,中原地震,一天地动三次。三月,匈奴就像从地下冒出的鬼狼,再次向雁门郡扑来。

 曾经,郅都镇守雁门,匈奴视之为鬼门关,逃还来不及。如今,雁门郡守冯敬,似乎也不是吃干饭的。不断,冯敬力战匈奴丧命。这时汉朝闻兵而动,紧急调动骑兵和弓箭屯守雁门。还好,匈奴在雁门关逛了一圈,又回去了。

 匈奴撤兵后,刘启终于松了一口气。

 须不知,他已经没有多少精力跟匈奴消磨了。公元前141年,汉朝的天空连续出现反常天象。首先,冬季十月,日食后紧跟着月食,天际一连赤红天五。十二月二十九日,雷声轰响,太阳颜色变紫;更可怕的是,天上行星好像失控的交通发生了事故,纷纷脱离轨道,乱窜于天。

 以上一幕幕,按照古人的习惯,地上肯定要出大事。话刚说完,果然就出事了。正月二十七日,刘启崩于未央宫。享年,虚年四十八。

 高祖刘邦崩后,我都没有给他写过一个总结报告。但是,刘启崩,我非常有必要给他写一段结束语。因为,刘启逝世,象征着汉朝一个时代的落幕,牵引着另外一个新时代敲锣打鼓地登场。如果我们割断刘启,就无法理解刘彻,更无法理解所谓汉朝光荣的传统和伟大的未来。

 回眸历史,后人将刘启父子俩开创的时代,美名其曰:文景之治。司马迁对这个时代美言不多,但是他的同行班固,却将文景之治称之为周朝成康之治后的又一个传大的时代。换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好人都做不了好皇帝。做好皇帝,似乎又做不了好人。回首刘启的一生,拉起他的双手,就会发现,这是一双沾满了诸多无辜鲜血的刽子手。晁错罪不该死,然而他还是被刘启干掉了;周亚夫只不过脾气倔了些,就诬之地下反;至于长子刘荣,提起来更是让人心寒。然而幸运的是,这不是一个心寒的时代。

 在我看来,广义的文景之治,不应该只包括两位皇帝的任期。因为,吕雉大妈尽管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走了弯路,但是他的国家政策路线一直没变。所以,在文景之治的勋章上,也有吕雉及刘盈等人的一份功劳。不过,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文景之治,我们还是从狭义上的时间去说事。

 如果按刘启登基算上进心,到刘启崩做为结束。那么,文景之治总共有三十八年。孔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生三十八年,如果用庄周的话来说,他早就不知道到底是庄周化了蝶,还是蝶化了庄周。然而,在我看来,文景三十八年,是由蛹化蝶的过程。这对父子俩,仿佛扛顶的巨人扛起了黑暗的历史大门,让汉朝这只美丽的蝴蝶寻找到黎明,嗅到花香,扑回了春天。

 翻开中国历史,要衡量中国古代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准,无非有两个标准:衣食温饱和政治清明。如果能够让老百姓拥有自己的娱乐时间和场所,那就更加ok了。如果以上三个标准来评价刘启俩父子,我们可以亮出这样的分数:满意。

 据司马光介绍,文景之治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收入。首先,汉朝政府的钱堆在府库里,数都数不清,花都花不完,连穿线的绳子都烂了。其次,全国各地粮仓裤仓满足,甚至有的地方没地方装了,粮食露天腐烂得都不能吃了。再次,百姓生活富裕,很多人都买得起真正的宝马。听说,只要在大街上,如果你骑的是雌马,或者是幼马,那你就太掉价了。肯定逛一趟街回来,就再也没人瞧得起你了。

 如果一个时代牛到连老百姓都争相拿宝马来攀比,我想,这个时代肯定是真的富了。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于上层建筑。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关心的上层建筑,无非就是社会福利及养老医疗等制度。更奢想的想法就是,哪天突然心情不爽,站在大街上骂皇帝不被抓,那幸福指数恐怕神仙都要嫉恨了。

 事实上,讲民主,爱骂谁就是谁,这不仅仅是汉朝人的奢想,更是两千多年以来,古代中国人最浪漫的遐想。古代中国,特别是文景之治这么美丽的时代里,为何都不能冒出一点气息。我想,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但是这个宏大历史社会问题,还是留给象牙塔里的老学究去弄吧。现在,我只关心的是,文景之治的魅力和良心。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皇帝或时代,要想在历中上光耀千古,不仅是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之父管仲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通俗地讲,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那么,对于汉朝人来说,何为礼节,相信礼学大师叔孙通及其弟子已经给他们解释得相当清楚了。不过,汉朝人的荣辱观,与今天我们讲的八荣八耻是两码事。在我看来,汉朝人所谓荣辱,无非就是少受点皮肉之罪。

 曾忆否,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刑罚,犹如枷锁脚镣,天下无不呼吸艰难,寸步难行。我想,秦朝诸种苛政,不叫良心,而叫黑心。到了赢胡亥当皇帝时,甚至可以把他骂做狼心狗肺。然而与之相反,自高祖以来,几任皇帝,包括吕雉在内,都在做一个民心工程:减少刑罚。

 但是,能够真正的将汉朝人从苛刑彻底解放出来的人,正是刘启。刘启登基初始,曾经认为刘恒对相关刑罚减得不够。于是他规定,罪犯应该打五百鞭的,改打三百鞭;应打三百鞭的,改打二百鞭。可是,十二年之后,刘启发现,他改得还不够,必须继续改。因为,这些该打三百鞭和两百鞭的,不是被打死,就是打成残废。这跟活活杀人有何区别?

 于是,公元前144年,刘启再下诏:凡是罪该打三百鞭的,减为二百;该打二百鞭的,改为一百。别以为各少一百,如果刘启只改到此步的话,汉朝真还不知有多少残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问题就出在鞭棍和打法上。

 之前,汉朝的对罪犯都是大棍侍候,而且是直打后背,不打折扣。如此打法,不要说人,就是拉来一头大象,恐怕也要被打成残废。于是乎,刘启重新颁布了一条新法:《鞭棍执行法》。

 该法是这样规定的:鞭打只能用竹棍(竹棍比木棍实力弱);竹棍的标准是,一端直径一寸,末梢则薄半寸(直径大,压力肯定大);鞭打时,只打屁股(打背部伤内脏),一口气打到底,中途不准换人(傻瓜都知道换人力气足,打死人更快)。

 什么叫良心?这就是良心。

 如果那时的一个汉朝人站在你面前,你要问他:你幸福吗?他或许这样回答:幸福。如果再你问:你幸福在哪里?他会这样说:有饭吃,有钱花,有房住,失业率低,还有宝马开。犯罪了,还少挨打,忍忍就可以回家了。手痒了,还可以跑去雁门郡参军,保家卫国打匈奴。

 我想,仅以上汉朝人一席关于幸福指数的话,足可地道地诠释文景之治的魅力和良心。事实上,文景之治,哺出来的不是一只花翅膀的蝴蝶。而是一只高翅展飞,傲视天下小的雄鹰。

 这只雄鹰的名字就叫:汉武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