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马修·李奇微重建第8集团军一样，迪安·艾奇逊重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外交主动地位。艾奇逊虽然未能启动谈判，但是他的确设法把中国人弄到孤立无援的地步，在联合国内除了人所皆知的苏联集团的国家外，谁也不支持他们。
使艾奇逊在策略上感到高兴的是，中国人发动了新年前夕的攻势，此时即1950年12月末，联合国仍在试图领会中国人为何拒绝联合国停火委员会的倡议。在艾奇逊看来，中国人的拒绝及其新攻势证明了中国人打算实现其“老调重弹的威胁”，即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如果联合国无视这种企图，那将是“不可理解的”，这就表明“‘如此大规模的’侵略行径可以得逞而不受惩罚”。杜鲁门政府开始着手起草一份谴责中国侵略的决议，并寻求他国支持。
使艾奇逊大为恼火的是，停火委员会并不把中国人拒绝停火当作最后表态来接受，而且在1951年1月11日提出了一个新方案，事先只是提前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该方案旨在满足北京提出的某些要求，它包括五个部分：（1）立即实现停火；（2）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3）分阶段撤出外国部队，并就政府问题，为朝鲜人民“做出适当安排”；（4）为朝鲜的统一和治理做出安排；（5）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些措施的头四项倒无碍大局，然而第五项却表示美国愿意拱手交出台湾，并接受北京进入联合国，这一项给了美国政府一个艾奇逊称之为“暗藏杀机的抉择”。支持这项计划，就意味着“要在国会和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它又会使美国失去在联合国得到的多数支持。但是，在艾奇逊看来，在朝鲜遭受侵略的问题上，任何对中国人的让步方案都是对基本正义和法理的亵渎。然而，正如外交政策史家理查德·斯特宾斯写道，该提议“对某些人士仍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这些人认为北京在过去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必须得到安抚，因而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以此来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赞同停火委员会的提议，他不无傲慢地宣称说：“我们应当以共同人性的名义，做出极大的努力使我们相互之间披肝沥胆、以诚相见。”
艾德礼既已宣布在先，他将赞成北京在联合国内的席位，那么美国在停战之后的会议上就要被3∶1的优势所压倒。因此，艾奇逊用他那律师的脑袋把这个问题思考了一番，估量着中国人和苏联人可能做些什么。他断定中国人希望从一项联合国的解决方案中得到更多东西，而会拒绝上述提议。他同杜鲁门进行了商谈，杜鲁门同意美国接受这一计划并等待时机。这样，当这项计划正式提出之时，沃伦·奥斯汀大使说，美国将投赞成票。
“惊人的姑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叫喊道，甚至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忠实的民主党人汤姆·康纳利也对国务院大加埋怨。“且慢！”艾奇逊劝告说（不过当国会里“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他也有点担心）。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这一计划，并把此事传达给了北京。
正如艾奇逊所料，北京的答复证实了他的战略的正确性。一项不包括政治谈判的停火提议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中国人反复强调他们早先的要求，即优先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并且美国从台湾地区撤军，以此作为进行任何谈判的条件。
艾奇逊的计谋大告成功，他把中国人的答复称作是“蔑视全世界和平要求”的又一证据。联合国已经竭尽所能来寻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共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蔑视。”
2月1日，联合国大会不顾英国 和印度的反对，以44票赞成对7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缅甸、印度和苏联集团的5个国家反对这一决议，瑞典、南斯拉夫以及7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弃权），宣布中国是侵略者。决议呼吁北京“使其部队和人民……停止敌对行动……并撤出朝鲜”。决议重申了联合国决心“继续其在朝鲜的行动以对抗侵略”，并呼吁成员国为在朝鲜的行动“继续给予一切援助”。决议最后还成立了两个特别机构：一个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对付这一侵略”；一个三人小组，“以促成停止敌对行动”，实际上这是一个停火委员会。
艾奇逊对于联合国的巧妙操纵在外交上大奏奇效。一些中立国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遭到了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的反对，现在是中国人打出了无法无天的旗帜。反对和平的是北京，而不是华盛顿。
对中国人来说，反对停火造成了可怕的人命灾难。由于他们自视过高，显然相信联合国的大多数将支持他们的要求，于是中国人拒绝了一个结束战争的机会，其条件远比他们在两年半之后所接受的更为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