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6日，古城西安，一座典雅古朴的小楼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暨西北局主要负责人会议正在进行中。
屋外，烈日高照，直灼得地皮发烫，一阵微风卷起阵阵热浪，扑入屋内。
屋内，一张长桌前，围坐着第一野战军首长、各兵团首长和西北局主要负责人，缕缕烟雾从他们手中的卷烟、烟嘴和烟斗中冉冉升起。
在靠墙的一幅军用地图前，站着一个身材魁梧、面色严峻，有一双烁烁有神的眼睛和两条浓黑高挑眉毛的人，他就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他的身边坐着一个拿着烟斗，留着一撮浓黑的小胡子的大汉，这是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
彭德怀正以洪亮的、带着浓厚湖南口音的声音，借助手势分析战场形势。
“鉴于我军在西北战场上只占相对优势，胡宗南虽然大势已去，但仍要作困兽之斗。而青宁二马还没有遭到我沉重打击，尤其是青马战斗力还较强。因此，要把胡、马两个集团主力歼灭于一役是困难的，必须把他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
话音一顿，彭德怀思考了一下，接着说：“虽然现在胡、马摆开了联合作战的架式，但胡、马之间、两马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很深的矛盾，互存戒心，貌合神离，在联合作战中，都企图保存自己，牺牲对方，有意拉开一定距离，有利时就捞一把，不利时就跑，谁受攻击谁倒霉，谁也不会拿自己的老本钱去援救对方。”
“那么，”彭德怀加重了语气，“是牵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牵马打胡、先胡后马呢？这是我们将要进行战役的首要问题，它是能否正确选定战役目标，使整个战役顺利发展的关键。”
牵胡打马，先马后胡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现在两马不断后撤，将部队拉开配置在宽大正面上，但为践胡、马之约，暂不会远撤平凉。两马集团配置虽便于我军穿插分割，各个歼灭，但也有不利一面：我若以3个兵团正面进攻，敌必节节抵抗，这种平推打法对我全歼速决两马集团极为不利，我若以两翼迂回包抄，因正面宽大，运动距离远，易被敌发现，也不易全歼速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我军向西北追击两马，胡宗南集团的行动有几种可能：一是全力援马，对我翼侧、后方袭击，与两马协同作战；二是伺机进扰西安，企图“围魏救赵”；三是退居汉中，保存实力。这几种可能无论出现那种，都对我下步作战不利。如打马不能全歼，再掉头打胡，这时胡宗南集团失去两马集团屏障，更不敢与我决战。我军南下追击，会使两马获得喘息机会再次进扰陕中。加上打马比打胡费力，我18、19兵团仓促应战强敌，准备不足，是兵家大忌。
“那么，牵马打胡、先胡后马呢？”彭德怀继续思考着。
胡宗南错误断定我军难以一口吃掉他5个军，将5个军挟渭河成集团配置，这种部署有致命弱点，那就是没有战役预备队。留在秦岭和宝鸡的少数兵力只能起坚守作用，如扶郿之敌被我包围，敌无兵可援。而且胡宗南以3个军在渭河以北，2个军在渭河以南，而其又无大型渡河设备，遭我攻击时，南北隔河之敌无法相互支援；其次，虽然胡、马联合作战，可南北策应，然而胡马之间间隙很大，我军可以从容从其接合部迂回胡宗南集团侧后，切断敌人退路；第三，陕中战役中，两马集团遭我打击，埋怨胡宗南行
想到这里，彭德怀冲口而出：“敌变我变，先胡后马，执行第2方案！”当即将“牵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扶郿战役方针呈报中央军委并得到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