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中央军委的同意电后，徐向前一面周密地进行作战部署，一面组织参战部队加紧战前训练。
为了不失时机地歼灭可能逃跑的敌人，徐向前部署：以8纵24旅位于浮山、大阳以西地区；太岳一部位于洪洞、赵城以东地区，控制同蒲路东侧；以吕梁军区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独立第3、7两旅隐蔽在汾西地区，控制同蒲路西侧。主力集结翼城、曲沃地区，如敌逃窜，即以东侧两旅占领要点，阻击敌于赵城以南地区，西侧两旅截击从汾河西岸北逃的敌人，并迟滞南下接援的敌人。为不过早地暴露行动企图，决定在战役发起时主力即以一天半急行军北上投入战斗。如敌固守不动，各部即隐蔽集训待机。
部队需要训练，干部需要培训，作为一个高级指挥机关，更需要精通业务的一批参谋人员。这时指挥所只有10几名干部，人手虽少，徐向前仍要求他们多多深入连队，收集基层的情况和各种思想反应，不要蹲机关。个别参谋干事暗暗叫苦，徐向前看透了他们的心思，严肃地说：“不掌握下情，发指示、下命令就是无源之水。”他教育指挥所机关干部：“你们要敢于承担事情。对一个干部，首先看他干不干，只要干，只要努力，哪怕有些事干不好，即使犯点错误，也不要紧。”
大家看到徐向前身体不好，担子那么重，总是殚精竭虑地工作，都从心里非常敬佩。叫苦的不叫了；畏难的，积极勤奋起来。部队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工作，都不断加强。
在紧张而繁重的工作之暇，为了使干部增加对作战地域的历史、地理、文化、民情、风俗方面的知识的了解，徐向前常给大家讲一些山西的历史典故，讲尧舜禹汤、春秋战国、晋分三家等历史故事，讲韩侯岭地名的来历。他强调前方指挥所是前线的高级指挥机关，要特别注意政策问题。绝不能随心所欲，感情用事。既要听下边的意见，又要独断、善断。还说过去在红4方面军时，指挥作战最怕张国焘到前线来。他一来前线瞎指挥就出乱子。
有一次，他和任白戈谈起柳宗元的《晋问》，文中说到临汾人民具有一些好的传统：生活俭朴，反对铺张浪费；乐于礼让，反对争权夺利；温和而不暴躁，能和睦相处；居安思危，注意防止人为的灾祸；讲求实际，能安适愉快地生活。
任白戈说：“这些很值得我们政治部门注意研究，在处理军民关系和执行城市政策时要加以考虑。”
徐向前说：“柳宗元是山西国古代文化发源地带，由长期历史条件下陶冶的政治远见和道德修养，说成是唐尧那个‘圣贤’的个人模范作用和民主作风教化出来的，实际上，他是借题发挥，对自己那个时代的政治黑暗抒泄不满，表明自己的主张。他的政治思想，虽然不失为一种美好的愿望，但在封建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的，不过，有些合理的因素，人，他把临汾人民群众在这个中还是值得我们借鉴。”他要任白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和《城市工商业政策》等指示的精神，结合临汾和部队的实际，拟定一个《关于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政治训令》，下发部队。
徐向前还说：“临汾城的文物、庙宇、古迹不少，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财富，要尽一切努力保护下来。要使部队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乡村离开城市就不行，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由乡村到城市。一开始，我们打开一个城市，站不住脚，要撤出来。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凡打下一座城市，就是人民自己的！”
“我们部队从打游击战到打运动战，发展到现在打攻坚战，我们训练部队打攻坚战，研究攻坚的战术技术，为的是把城市打下来，而攻打城市，为的不是破坏城市，而是要保护城市。”
“临汾城一定要攻下来，还有学校、机关、工厂、企业、医院、仓库和一切公共建筑，都要多加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