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本仁曾是北洋政府旧人，做过江西督军，传说和张作霖还有金兰之谊。方本仁自然是要劝说张学良拒阎拥蒋，但因为已被梁汝舟捷足先登，此行收效不大。
蒋、阎发生笔战时，张学良采取的方式是通电呼吁和平。蒋、阎都给张学良发了复电，阎锡山在复电中说：“我主张戡乱不如止乱，正是为呼吁和平。”蒋介石则声明他与阎锡山并非私人意见之争，而是关系党国存亡的统一与分裂之争。
虽然张学良在通电中没有明显偏向于任何一方，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电文中却把蒋、阎同等看待，称为“介、百二公”。显然，这就是张学良所说的实际偏向于阎方的“善意中立”。蒋介石因此在复电中专门叮嘱张学良要仗义执言，促阎悔悟。
正是看到张学良在态度上的这种微妙差别，阎锡山又增强了拉张的信心。阎锡山对张学良的估计是，张学良是少年派，子承父统的威力还相当大，这个年轻人不太容易抓住。不过张学良在关外因受到日本的控制和威胁而头疼，因此也一直有向关内发展的趋向。
张学良要向关内发展，首先要进入的区域便是华北。阎锡山认为，如果他提出关外东北各省和关内黄河沿岸各省实行统一合作，一定可以引起张学良的兴趣。因为东北华北统一合作，并不就意味着反对南京政府，而是可以视为“反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同样张学良也不需要动用东北的兵力，从他的立场和利益考虑，应该可以接受。
阎锡山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之道，其中之一就是“主张公道”。所谓“公道”，按照他的解释，就是要大家为公，取人所长，补己所短，共同解决问题。不管到哪里讲话，他张口闭口总是“主张公道”或“主持公道”。口头如此，公文上也最喜欢用这四个字，甚至后来出师南下的晋军士兵都戴着“主持公道”的袖章，因此有人将阎锡山戏称为“主张公道的将军”。
阎锡山用以抓住张学良的办法，就是首先由阎领衔，冯、张副署，共同发表一份通电。这份拟好的电稿发至沈阳后，阎锡山对周玳说：“张汉卿（张学良）可能会同意照办。此电如由沈阳发出，力量就大得多了。张如能参加打蒋，那么我们就既无后顾之忧，还能增加一股很大的生力军。”
在阎锡山看来，要是张学良能参加打蒋自然是最好的，退而求其次，只要他能采取“主张公道”的态度，站在阎、冯一边说话，就可以解决一大半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见方本仁、何成浚在阎处铩羽而归，又改派赵戴文持自己写给阎锡山的亲笔信，由南京赴太原，再度对阎锡山进行劝说。
有兵刃的气壮，无家伙的胆虚。有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赵戴文此行威风了不少。他一到太原，立即见阎，并且声色俱厉地对阎说：“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
阎锡山忸怩着说：“次陇，你干吗发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谈。关于讨蒋的事，是大家的意见。”
还没等阎锡山说完，赵戴文就打断了他的话：“委座（指蒋介石）率军北伐，业已成功；统一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
阎锡山尚未能回过神来，贾景德和薛笃弼恰好来到了阎府。这二位并不知道赵戴文回晋，只是有事找阎，没承想一进门就撞上了怒气冲冲的黑煞神。
贾景德虽然平时也雄论滔滔，但正所谓“蓝靛染白布，一物降一物”，他怕就怕遇上赵戴文。过去十多年，赵戴文都住在阎锡山的督军署里，结果贾景德就不敢踏进督军署半步。贾、阎商谈，只能利用一条仅通两人的电话以交换意见。
作为阎的主要幕僚，赵、贾应该说对阎都无二心，但在拥蒋还是讨蒋问题上，态度泾渭分明。赵戴文是明知阎不是蒋的对手，不愿阎因触龙须而遭不测之祸，贾景德则一心想着要辅佐阎成为国家元首。因此之故，两人更不相能，几乎到了有你无我，有赵无贾的程度。
一看到贾景德，赵戴文便气势汹汹地拿手杖指着他说：“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拿手杖打你的头！”
贾、薛见势不妙，急忙落荒而逃。逐走冤家对头后，赵戴文更加精神抖擞，他接着规劝阎锡山：“委座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